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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我看英特尔》表明，虞有澄博士不仅参与了微处理器产业的科研、发展、壮大，还让整个世界看清了主宰微处理器业的英特尔公司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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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让世界看清微处理器
这位中国人在微处理器业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本应在1964年获博士资格考试的虞有澄由于恋爱过不了关，但终于在1967年初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声称安迪·葛鲁夫博士是自己的伯乐， 1972年加入了英特尔公司之后，历任半导体工艺、晶体管等产品策划等多项要职，并成为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成员及斯坦福电脑学与系统委员会成员，著有相关论文20余篇。
虞有澄性格直率，他经常提醒他的部下说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比如我有哪些想法不对，或不切实际，希望你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虞有澄并不是一直都在英特尔公司工作， 1979年，祖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虞有澄认为机不可失，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广州。他当时勇敢地跳下了“代理商海”，召募了200多用户在香港成立培训中心给他们上课，不过后来他 厌倦了美国到中国漫长的飞行，1981年3月他重回英特尔公司工作。不过，这两年的祖国生活，给了他不只是衣锦还乡（他1948年离开祖国）的感受，更多的是他体会到从博士到商人的经验。
在此之后虞有澄一直在英特尔公司工作。1984年底日本DRAM大削价竞争，当时 ，英特尔公司40％营业额与百分之百的利润都来自于微处理器，但80％以上的研发费用都花在存储器上，虞有澄参与了靠Dram起家的英特尔公司，不得不舍弃Dram的悲壮决策。在此之后，他和英特尔公司一起经历了386、486、奔腾、PentiumⅡ等等以后的辉煌时代。
我采访过虞有澄两次，两次都有不同的印象。1996年10月31日是微处理器诞生25周年，时任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虞有澄因此到北京参加庆典和记者招待会。我出席了招待会和午宴。当时虞有澄说微处理产业有四大趋势：线宽越来越小，百分之百的正确性和与现在PC上所有应用软件兼容性，控制功耗，人年花费越来越多（4004芯片用2人×9个月，奔腾用了100人×3.5年完成）。
午宴之前我冲到虞有澄面前去对他说，NetPC(当时刚听说英特尔公司加入NetPC联盟)的宣布说明Wintel集团已经接受了NC的概念，虞有澄想了想朝我点了点头。接着我和他合影留念，他坚持让我和他站在白色的“Intel”前合影。午宴时我与他相隔一个人，本来英特尔（中国）公司这样安排的意思很明显，我所在的报社并不是英特尔（中国）公司当时所认为是最重要的报社（当时《每周电脑报/PCWEEK》刚成立一个多月），可我才不管什么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抓紧机会问问题，咱们在文章上比高低。我问虞有澄：“为什么英特尔公司从来不收购什么公司？”
“不，曾经收购过，都没有成功。”
“你认为AMD、Cyrix那一家公司更有前途？”
“AMD、Cyrix都不错，越做越好，Alpha、SPARC、MIPS芯片都没有量的支持，看不出市场前景。Power PC似乎雷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当初英特尔公司看上了惠普公司呢？”
“其实我们与每家芯片厂商都谈过，只有惠普公司的芯片技术思路与我们相符。”我和他交谈时发现他的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而眉毛却又黑又弯，像是刻意画过似的。我带上眼镜要看个究竟，可能是因为我的举动太突然了，引起了虞有澄的好奇，他干脆问我为什么要带上眼镜看他，我只好对他坦白说实话。他听后哈哈大笑，竟然用手揪了揪自己的眉毛证实给我看他的眉毛是真的。在此后的谈话里我们一直很随便，随便到我问他的家人都好吗时，他告诉我他离婚了，我说不可能，《我看英特尔》中所说你对你妻子如何如何的好，他听后又大笑说：是她不要我了，我现在的女朋友是“老外”。
我也忍不住要问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的私人秘密，他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聊得非常随和与亲近。1999年3月8日—10日，虞有澄再次来到上海访问，专程出席奔腾á蟠?理器的推 广和应用展示活动，我把他的名字和照片与比尔·盖茨、当时康柏总裁埃卡·菲弗尔的一起出现在《每周电脑报/eWEEK》3月8日的头条上，并配上了漫画做了“南比尔 北埃卡，南北都转虞有澄”。
2000年IDF大会上，虞有澄召开记者圆桌会议，我向他提问，IBM公司已在3年前宣布了铜技术，英特尔是否考虑使用这种技术？听到这个问题虞有澄回答我说，英特尔公司的铜技术比IBM公司的要早、要好。那时我又觉得他回答得很简单很笼统。
他不仅是中国高科技人才的杰出代表，同时他的贡献、经历和作品也是世界IT业的宝贵财富。
说起虞有澄，联想总裁杨元庆说虞有澄非常自信。
虞有澄在技术上非常自信，有一次杨元庆、贝瑞特、虞有澄在香港见面，吃饭时谈及与对手竞争，贝瑞特说有虞博士我们什么对手都不怕。虞有澄说，我们和科研分为2-3个团队，科研产品超前市场2-3代。
还使杨元庆感触深刻的是，虞有澄的中国情结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