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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当年的周年纪念刊，我发现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记载在上面，那就是“深蓝”战棋王的两位设计者
事先我准备的问题是Wintel是否能够战棋王，还有些“深蓝”计算机软、硬件具体细节方面的问题。我一到香里拉饭店见到两位博士就开问（事实上人还没到齐）。正如我预料到的那样，两位博士说目前“Wintel还不能预料战棋王”（我用此做了主标题）。接着两位博士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深蓝”不是普通的RS/6000计算机，它是一个以名为PZSC 166MHz芯片为CPU的MMP（海量并行计算机），共有32个CPU，每个CPU上又有16个协处理器，实际上“深蓝”的硬件平台是32 X16＝512个CPU组成。当时PⅡ的主频速度为266MHz。为什么还不能战“棋王”？
我问两位博士，下棋时一般棋手每走一步要预测对手的下一步棋，甚至几步棋，“深蓝”预测了多少步棋呢？两位互为补充回答是“深蓝”平均预测10—12步棋，最多一次预测达70步棋。这是人类大脑不可能实现的，让计算机去代替人类大脑的某种极限，也是人类研究超级计算机的意义。
预测70步棋？！那么32个CPU是怎么分工的呢？
“深蓝”有数据库管理系统吗？如果有用的是IBM DB2吗？“不是，”
当时我还认为“深蓝”之所以战胜了棋王，是因为棋王是人，他面对“深蓝”下棋有心理压力，这是他输棋的主要原因。
当时我还认为，如果棋王不按自己的“路子”下棋，说不定就不会被“深蓝”战胜，
我当时还问两位博士，既然统一总线结构能够结合MMP和SMP优点，为什么不采用SGI的统一总线结构来做“深蓝”？
我又问两位博士，有人说“深蓝”战棋王的本意并不是要战棋王，而是IBM公司精心策划的巨资广告。两位博士听到我的这个问题失声大笑，显得是那么自然真挚，以至于我不用再听到回答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告
关于“深蓝”，王晨1997年5月的目击和9月份我的专访成为中国IT业最全面及时的历史新闻报道。1999年7月，我对在IBM工作30年的王学猛说起此事，他说两位博士已离开了IBM华生实验室。我问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学猛说，“深蓝”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正当我们陶醉在周年纪念刊之时，
1997年9月，Y2K问题已进入倒计时。IBM公司、Digital公司、Compuware、Intersolve等公司都嚷嚷说有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不明白Y2K问题要分为硬件层、操作系统层及应用软件层三层解决，只是跟着瞎嚷嚷说Y2K如何如何地普遍、重要。当时正值Digital有关专家要求我们访问，我想何不借他们说的“全球范围内为此问题产生的法律诉讼案件涉及费用也要达10000亿美元”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提示中国信息产业呢，于是我在《克丽观察》上发表了《千年“捞一回”——关于Y2K问题的思考》。我除了提醒用户“有钱不赶三十集”，越临近2000年要解决Y2K付出的代价越高之外，还提醒中国软件厂商，中国有那么多人才资源，还有那么多MIS系统，应该趁机“捞”一回。
只可惜，我除了在1999年5月召开的京交会上见到一块“世纪卡”之外，解决2000年问题的专业厂商没有出现。但庆幸的是Y2K问题没有给中国造成经济损失。
9月下旬，PLATINUM中国公司成立，总经理是在Oracle（中国）公司担任8年总经理的冯星君。当时大家怎么也叫不顺这个公司的名字，即使是“百达灵”这个中国名字也很别扭。成立后我去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会议，收获倒不小。这次会议使我知道数据库管理系统之后，要上开发工具才能提高数据库的使用效率，说Desktop DBA能在一台PC上同时管理15个服务器上的异构数据库，说Tsreorg通过终端控制台就能重组网络分布数据库存空间的碎片……这些产品只有等数据库卖出去了才有市场。
在此次会上我还了解到，1987年成立的PLATINUM公司，通过30多次收购，1997年营业额有8亿美元，40％产品直销。当
但是当时Oracle（中国）市场部只邀请了《每周电脑报/PCWEEK》一家报社，且不让换人，这个决定真叫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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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我获得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由于1000美元以下PC的兴起，NC喊出了300美元，并且推出Oracle Inter Office 4.1首个与NC协同工作的平台。给我视觉冲击的是展示并供与会者使用的2000台NC。我很激动地听着Larry Ellison的主题报告：“NC从来谈不上取代PC，因为目前世界平均98％的家庭并没有PC谈何取代？”当时Ellison还说，两台NC加一台PC Server价格才4295美元，相当于一台笔记本机的价格，企业、学校对这样的价格能不接受吗？除非这个企业和学校只想浪费！当时，他的演讲掌声不断，他还说每个有电视的用户都是NC的潜在用户。
NC是未来信息产业和市场的主角吗？不，不是，主角是终端。Wintel不断地引诱用户软、硬件升级，不断地为现在的PC添这置那，这是个“经济阴谋”，这就好比每个电话用户拥有自己的交换机和电话局，有这个必要吗？这不但是个“经济阴谋”，也是个技术误区。PC是让每个用户都变成系统的管理员，变成技术专家，变成电话交换局的维修服务工程师 ，有这个必要吗？或许Wintel根本无意成为什么“经济阴谋”家，更无意把用户引向什么技术误区，这只是因为早期信息需求量、传递量不大的结果。如今不同了，信息的大量传递，使信息的处理、管理必须集成化，用户才合算。这就像用户拥有钱少时，放在家里可靠，可钱一多还是放在银行里统一调度、管理保存合算。
把自己的E-mail放在Server中合算？那保密问题呢？还是用钱打比方，系统管理员就像银行的职员一样，应该对用户保密。信息再加上技术手段，安全问题就能解决。放在自己的PC上就安全吗？不，也一样，有什么黑客、病毒、掉电的危险。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时代一切都要依靠网络。PC不是为网络而设计的，是为个人设计的，它大量的硬盘资源说明它本身不需要或者说不太需要网络。
以上是我当时听Ellison主题报告的记录和自己的理解。当然报告少不了演示。Ellison的NC演示系统怎么也启动不了，人们上过一次当（Oracle8发布时Ellison故弄玄虚地将PC、NC摔在地上），以为是“狼来了”的故事重演。然而“狼真的来了”，Ellison当场呼救，不见人来相助。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自嘲道：Oracle的工程师们都从后台跑了，我先做别的表演吧。一台DELL Server与NC相系，NC屏幕上出现了比尔·盖茨的画面，比尔仍然固执地说，NC与Windows并不兼容（他们总是这样的演示），NC是不兼容的缩写，会场哄堂大笑。
果然，在对待Windows X的问题上，SUN公司的McNealy要冷静、现实、大度得多。在此次“Oracle Open World SUNday”这天，Scott McNealy身着半休闲装，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纸（据说他拒绝用Microsoft PowerPoint做讲稿），仍然坚持自己的计算机密码为“NO TO NT”。他指责目前用同一应用软件比用ASCII码缩写的占用资源大80倍，NT上修改文件后要启动NT，这就好比在开车时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后还要重新发动汽车一样可笑。今后在世界上只可能有几处不用Java，首先是比尔·盖茨的房间里没有Java，再就是苹果公司史蒂夫房间里没有Java。McNealy当时的演说就像现代IT业的斗士一样勇猛、可敬。
勇猛是勇猛，可敬归可敬，他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他似乎丢掉了对现在1亿用户投资的保护和兼容。这就是Ellison和他的不一致之处，这点不一致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合作，在以后的Oracle用户大会McNealy照样到场，发表令人激动的占领概念制高点的演说。1998年11月的Oracle用户大会，McNealy又来了，他说了些什么，那是后话。
Ellison在表演完NC与Windows NT应用软件兼容之后，又从容地走到NCA之前说再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噢，好啦，只见他通过Netscape的Navigator界面，从Server中轻而易举地取下了美国最大花店的主页画面，在NC上为自己母亲制作了一张生日贺卡，全场给予他最热烈的掌声。在此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当然要问他刚才是怎么回事——当然是“电话局”出了毛病，电话局有时也会出毛病的呵。
当时Oracle World′97展览会有300多个厂商参展，有不少也可称得上是Oracle产品的竞争对手，SAP、CA等也都来参展。
我看到、听到了这么多，可怎么也下不了手写稿，因为一个当时叫我几乎感到“可怕”的标题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即使NC成为不了现实，或者今后有比NC更好的概念出现，NC的精神也万岁。最后我下定决心用《NC万岁？！》作为“Oracle Open Wrold′97有感”的主标题。时过两年，我仍然觉得此文是我所写过的各种国外大活动最突出的一篇，因为它使我也成为了一个斗士。
好美的夏威夷，深蓝色的海水和土著人的歌舞把我从万分紧张中解放出来。我在这美国人民的后“花园”里渡过了几天光脚丫、穿花裙子、看太平洋落日的日子，噢，我是多么的富有。
然而，我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再一次劳累过度。10月初，我们报的记者在网上发现了一条消息，那就是
两年过去了，关于加英实现电力网传数据的消息再也没有下文了。1999年8月，我报记者
也算是受Oracle Open World′97影响，回来以后我总琢磨着中国用户用好一台PC每年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我要算算这笔账，一算账才明白：《落入无底洞》。当时买台586档次的兼容机大约5000—6000元，可是要用PC，PC要上网，要调制解调器，当时调制解调器、网卡一般价格在500—1000元左右，若再加个摄像机头，把PC变成数字相机、视频会议什么的大约2500元，就算每个人每天上网2小时，每天要8元钱，一个月就240元钱，一年就要2880元，还不算买与PC相关的报刊、杂志、软件、书籍等费用，累加起来也要6000多元，这不又够买一台PC的费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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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没有完，厂商们还在不断地推出高档整机、高档软件：今年是586，明年是Pro，后年是PⅡ、大后年是PⅢ……今年是33.6Kbps，明年是56Kbps、后年可能是128Kbps（事实上1998年到了56Kbps就似乎稳定了一段时期）；今年是
我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我要说明的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在买PC时，就在心理上或经济上要有进入无底洞的准备。买PC时，在建PC网时，每年要留出与买PC、建网所用同等费用的余地，这样你买的PC才不致于闲置，否则买的PC不用就等于买了一堆废物。当然企业使用PC的这笔费用应该算在成本预算中，应用PC这部分成本可以获得3—7倍的经济效益。
同时，我也带着“NC精神万岁！”的情绪写道：这个无底洞对资金的不断需求还有盼头吗？当然有。每年每季每月的PC硬件价格不断地下降，还有NC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降低用户的TCO……当然信息无底洞会给企业带来无限的经济效益。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落入无底洞》一文还有现实意义，果然Office 2000又来了，Windows 2000又来了，PⅢ又来了。一般用户都经不起这样的不断投入，我看这才是阻碍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阻力呢！但是不投入又怎么办？等着落后吗？
1997年10月初，宏碁公司的Aspire宣布全面采用24倍速光驱。这次宣布是在DELL公司
Worldcom要以300亿美元收购MCI！这是1997年早晨
又蹦出出价300亿美元的买主。其实当时Worldcom公司′96财年营业额仅为45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营额为34亿美元，MCI 1996年营业额达85亿美元，BT 1996年营业额149亿英镑，我就不知他们那来的300亿美元。后来听Worldcom要用股票对换股票的方式并购MCI。
据有关资料分析，1996年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占有率为30％，营业额为1912亿美元，当时德国电信市场为436亿美元，法国为294亿美元，英国为256亿美元，意大利为228亿美元……如果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那么300亿美元这桩最大收购案发生在欧美之间也是不怪的了。当时我们报决定做事件的《焦点》，用3—4个版面来报道此事，事实上当时电信公司收购传统网络公司的大潮还没有开始。
我一进会场就被颇有些像美国大公司活动的气势给“震”了一下，还带英文同声传译的呢。
后来杨元庆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同步”原文11万字左右，我真是为难。我仔细听了又听杨元庆的讲话，发现其中有一条并不十分清晰的道理，那就是《中国能够造就世界级PC厂商》（我用此做了我报头条的主题），论据：2000年中国有千万台PC市场支撑（副题）。于是我没吃完午饭回到报社将此作为头条消息发表。文章见报后，联想集团公关十分满意。重要的是我用此言语提示了读者及今后我自己的写作基础，中国有千万台PC市场做为后盾。
但是很快联想集团公关部又提出，是否能够在我的专栏上发表一下他们活动的内容。说实在的我为难极了，我理解联想公关部的做法，自己做的活动自己能不重视吗？让我观察也是瞧得起我，可我到底能写什么呢？没有感觉，没有新闻感觉的活儿我干不来。
正巧我在
当时我还引证了在美国IT业的开发人员大都是华裔，而市场和销售人员则都是些美国人，这个例子是在夸奖华裔聪明呢？还是在贬低他们没有商业头脑和社会扩张能力呢？值得我们去深思。在此文章的后面我认为：中国古代有句俗话说“学而优则仕”，而在信息时代里这句话也许应该改为“学而优则商”。
对，就用《学而优则商》作为主题，观察一下联想市场人才的成长。在此文中我分析了柳传志：1967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雷达设计专业；副总裁杨元庆：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计算机专业，1989年获得了中国科大硕士学位。他们都成长为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可贵的是，杨元庆自己公然在主题报告中承认：“过去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市场，大概模糊地认为销量就是市场，登广告就是做市场，根本不懂得如何先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然后按照产品和用户群区分销售渠道和广告宣传媒介。”不怕不会，就怕不学，联想跟谁学的？跟对手们学的。杨元庆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学的这么快这么多，真应该感谢国外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出现，没有他们把国际市场上最先进的手段运用到中国来，没有他们的通道，我们自己摸索的过程还会更长。柳传志说得更明确，如果没有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哪有我们的健力宝，哪能有我们自己的饮料工业。
学商不可能形而上学地学。如今前10大中国PC厂商到本世纪末都有年产百万台PC的生产能力（加上扩建生产线，准备扩建的生产线及现有生产线的三班倒之后的综合生产能力），到本世纪末都能达到百万台，而中国PC业也不是造不出千万台，而是能否卖得出去千万台，这真是一个学而优则商和学而能否优则商的问题。当然，我不会放过此次专栏的机会，文章的结尾我大胆地写道：我并不是说联想集团领导们学而优则商完全成功了，提高利润，成为世界级PC厂商的目标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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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联想的领导们是否看完了此篇文章，我只知道我一直对联想集团的宣传有所保留，
这是一个做记者的职业要求。首先我尊重、尊敬联想集团PC中国市场占有量第一的事实，也从不会忘记这个事实，但我也牢记在20世纪联想集团的整体利润一直没达到过5％。这正是联想集团今后奋斗的目标。
也正是在
1997年10月中旬，四通利方国际融资成功。当时四通利方说RichWin97 for Windows 95和RichWin97 for Internet上市，销量200多万套，超过了美国微软中文版Windows 95，2000年初四通利方又推出了RichWin2000。当时王志东总经理谈到中国软件的误区时说，误区是认为中国软件人才多，资源多，软件投资是人，其他投资不大，由此得出软件只是税收高的产业。其实不然，软件产业不仅仅是产品市场运营，而是资本运营。过去中国人总认为软件产业要走出中国，就要到国外开窗口，设办事处，结果无一例成功。软件产业应该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公司应该变成个国际性的公司。当时四通利方正在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根本没有新浪网这码事儿。
人住进了医院，我心里还想着选题，我望着吊在我头左上方的吊瓶，心里想着《每周电脑报/PCWEEK》从试刊到现在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就病倒了，我太不经累了，还是的确太累了，我决定病好了再也不这么干了，如果我好了呢？我的“孩子”（每周电脑报）还太小啊，想着想着流出了眼泪……不行，我起码不能让这期《克丽观察》空着，我要写CPU速度变化太快而硬盘数据交换速度跟不上这个观点。我让秘书送来了稿纸，一手打着吊针，一手写着稿件，医生护士来了我就连忙将稿子藏好。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打电话到DEC公司采访，确认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我用手机打电话问技术“大拿”们，他们都支持我的观点，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在病床上只能吃我自己专业的老本了，我在学校学习计算机设计专业的时候，就考虑到CPU的速度和所有机械式的外部设备速度的问题，但是没有现在这么明显。
“200MHz、300MHz，甚至连700MHz的CPU都出来了，相应速度的整机也随之而出。谁不愿意拥有一台更快的PC呢？这种一快再快的CPU给用户和选购PC者多大的诱惑和压力！难道CPU的速度真的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再快的CPU也要相应的外部设备和应用环境来匹配，这叫好马配好鞍，否则再快的速度也是浪费。”这是我在病床上写的我的专栏的开头。
的确，一般来说，100MHz CPU驱动指令执行的时间都在毫秒级以上，而CPU与硬盘交换文件信息时的存取时间一般在微毫级左右（当时硬盘转速在10000转/分），两者速度相差1000倍，显然不能同步工作。虽然近10年来CPU内部采取了什么超级流水线、超标量、非顺序性执行指令结构、增加二级缓存容量等技术来改善CPU的速度，但是两者之间差距只能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内存足够大，不用硬盘也不需要打印，那就另当别论了。通过CPU处理，信息再与硬盘交换信息，再打印出文件，对用户来说CPU速度已多次衰减了。这好比一个极为聪明的、脑子很快的人，手脚速度总是不如脑子快一样。
然而，CPU的速度的确是很重要的，它带动整个计算机工业及其应用的进步，它必须最先发展，才可以带动外部设备、I/O技术设备速度的发展，达到整个科研、工业、应用的平衡。对于PC购买者，对于企业网络购买者，懂得目前CPU与外设速度之间的差距，再来权衡自己的环境对速度的需要，就能够购买到CPU速度最适应自己的整机了。
正因为在CPU与外设之间速度的差距，超级计算机在CPU速度极快的情况下必须配合磁盘阵列，来保证CPU与硬盘之间速度的匹配。权衡自己PC的CPU速度和应用环境的方法很多，如果用于科学计算，买PC时要看其浮点计算测试指标；如果用于企业管理环境，就要看其在典型应用软件测试下的响应速度；如果用于在线事物处理，还要看其I/O的吞吐能力。选择服务器的CPU速度标准还有不同，PC的CPU速度只是对于个人而言，而服务器则面对着4—5个以上的PC用户，当然服务器的CPU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但要注意在16个CPU并行操作时（SMP、MMP各有不同）计算速度不是线性增长。
我写完了自己的专栏，又让要闻版的编辑们把头版大样拿到医院里给我看。在大样上我看到了DEC公司在10月份与英特尔公司关于Alpha芯片的“合作”，英特尔公司用7亿美元购买半导体事业部，我知道DEC“气数已尽”彻底完蛋了。因为尽管DEC称没有放弃Alpha微处理器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对用户的支持权利，虽然DEC Unix称移植到了IA-64位架构上，但是投资10亿美元的Alpha就这样用7亿美元出售了自己的生产线，说明DEC除了壳子外（在此之前DEC出售了数据库、网络等事业部）就剩下用户群体了。我对来看望我的当时DEC（中国）市场部小姐、我的朋友王红说：DEC完了，你快点找工作吧。待到两个多月后事情发生了，王红说，克丽你当时怎么知道的。我说，虽然传闻DEC要被收购，但都没有证据，从1991年开始，DEC就命系Alpha啦，卖了Alpha之后DEC就算没命了。当然，现在康柏公司挽救了Alpha、AXP系列服务器的生命。
我对《焦点》选题发了大脾气之后，当时的《焦点》主编范根定理解了我的意思，从此很少再对照国外刊物翻译专题，他在我住院期间的选题十分优秀，那就是有关中国IT业连销店的综述，这是IT业媒体第一次全面涉及连锁店的报道，题目总标题是《连向市场、锁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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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底ATM和千兆以太网的市场定位十分不明朗，一时间如日中天的ATM失宠，千兆以太网杀声一片。可不是吗？从速度上来说，ATM最大传输速率为622Mbps，而千兆以太网最大速率为1Gbps，价格便宜还不说，现在
当时IP交换的概念也刚提出，但是这个问题几乎被千兆以太网掩盖着，那是后话。关于网络产品还有一个动向，那就是当时百兆以太网卡开始嵌入主板，这是由于1997年5月英特尔公司发布了第一代单芯片快速以太网卡，并将卡内置于主板中，当时参考价格仅为50美元。
再说，这关系到“浏览器”之死的问题（“浏览器之死”是我们报记者张狄为浏览器产品报道所做的标题，这个标题我十分欣赏）。
11月初关于我是否去美国拉斯维加斯采写Comdex′97，我和王路发生了争执。他执意要我去，而我刚出院不到半个月，身体十分虚弱，连去二层的办公室我都要休息三次才能上楼，我知道自己根本提不动行李，甚至洗漱用品。但王路认为如果我不去，作为总编就不可能把握好今后一年PC产品的报道方向。我不愿说出我身体的困难，我不愿让他们把我当病号来照顾，我只是推托让范根定主编去锻炼，再说我也是真心地想让年轻的同事去试试，感受一下大型展览会的气氛，把握一下国际性大型展览会的新闻采写。我做通了所有的工作，将Comdex′97的报道分为《眺望Comdex Fall′97》和《关注Comdex′97》两期报道，并委托张秀斌具体负责。其中《眺望ComdexFall′97》是根据Comdex组委会不断给我寄送的资料写成的。在
前面说过，1996年Comdex报道我们打了胜仗，1997年3月CeBit（汉诺威展览会）惟独我报我一人前去。Comdex′97与去年不同了，所有媒体都派了精兵强将；而我们报社，除了范根定外，还有IBM公司邀请王晨仅参观一天Comdex′97，我心里直打鼓。我每天盯着传真机，派“重兵”把住网。可在
我发现国内PC生产线还都在流水线作业状态，而国外大公司都改成“攒机”了（即一个人从始至终负责安装、调试一台PC），相比之下我们中国PC生产线是不是落后？我要向PC生产线“开战”，于是我用《“流水”变“攒机”——PC生产改革引人注目》，并对国内浪潮、联想、长城集团PC生产进行采访。在采访时我获悉：1997年初浪潮已将PC流水线改成“攒机”了。当时我认为这个动向对于一个、两个厂倒无所谓，对于当时拥有176家PC厂商、244个PC品种（获生产许可证的厂商）的中国来说就不能无所谓了，生产PC用流水线的好处就不用说啦，大批量、标准化生产，20多个工位每两位一个人，对生产工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啦，好管理、质量好控制……而攒机的好处在哪里呢？整机无库存，低成本、各种配置不同适于小批量、小批次。这对于每天都在变化的市场需求有不可忽视的好处，一人一机出了问题更好控制……攒机的好处似乎说不完。
但对工人素质要求高，要对每个工位、工艺都熟悉事实上中国早已是“攒机”大户，市场容量的40％的兼容机都是攒出来的。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攒机户们，他们早就一小时攒一台机获得了比大规模生产更高的利润，这也许就是兼容机生生不息的道理。
而联想集团当时不这么认为，在采访时有位生产线主管认为，对于大批量、单一品牌的PC生产还应由流水线来完成，对于小批量、特殊要求的PC，由技术素质高的老员工攒出来，流水线与一人攒一机相结合的方法是联想根据市场用户需要而定的。当时IBM公司提出认证代理组装概念，即把自己的牌子许可给总代理去攒机，由自己做质量控制，换句话说把自己的备件、整机库存都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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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期，PC生产的采购成本占整机生产成本60—70％，控制成本的关键在于控制采购成本。对于一个月降价一次的PC来说，对于整机技术、总线、网络概念不断发生变化的主板来说，控制采购成本成了控制PC价格的难题，也许攒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果然1999年中攒机越来越火。
Comdex′97正在大西洋彼岸进行，范根定从美国传来了大量的稿件，我在整理他4000多字的稿件时发现，几乎他每篇稿件都提及Web。于是我用“Comdex′97表明”（眉题），“Web无所不在”（主题）作为消息，同时加上了“全球49％企业利用其网共享信息”作为副题。由于是搭微软（中国）公司的“车”，特别报道了当时Exchange 5.5和Windows CE 2.0的消息。同时我们在本期《焦点》关注Comdex′97上报道了两个版的新产品，其中超薄笔记本和手持PC成为Comdex′97的亮点。当时PⅡ确实很引人注目呢。
我们还用一个版摘录了康柏、微软、Novell、Cisco总裁们的讲话。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媒体不管总裁讲话有没有新概念总是喜欢全文登载，记得我当初看到关于总裁讲话这个版所有的标题我都不满意，拿起笔来在两分钟里重新改过。事后王路对我说：你总是拿起笔来就改，不顾编辑的“面子”。我对他说到底是报社的“面子”重要，还是编辑的“面子”重要。真的，如果编辑做的标题比我好，或者我自己文章的标题不好，编辑改的比我好，我不会顾忌自己是不是名记者，是不是总编，让别人改好了。如果真的怕自己没面子，怕编辑改自己的标题，那么就好好做出标题，让别人再也无法改出更好的标题就是了。
在《每周电脑报/PCWEEK》我主管编辑业务的3年中听所有表扬都是新闻快，标题制作好，其他好不好我不管了（其实每天都在管）。一张报纸能得到这样的表扬就算高分了。难道不是吗？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每周电脑报/PCWEEK》没有犯过任何给报社惹麻烦的大错误。除了Comdex《焦点》的报道，对于我来说还有更难办的事，那就是我专栏的选题。我肯定是要选Comdex展览会的，但我又没有去，又不可能“抄”网，这下可难住了我，我写什么呢？写Comdex的不足！于是一篇《如果我组织Comdex97》的《克丽观察》出台。我的确发现了Comdex′97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如果我组织Comdex Fall 97，首先让Wintel与SUN、Oracle总裁们当面争辩PC与NC的利弊，那主题报告才有意思呢，21万观众才没白来呢。瞧瞧本届组委会，4位总裁报告，微软和康柏总裁本来就是一伙的，言论当然一边倒。SUN公司总裁McNealy哪里去了？站出来和比尔·盖茨吵一架，让大伙也弄弄明白，可能McNealy生来有攻击性，温和的比尔·盖茨受不了。那么请Oracle总裁Larry Ellison来好啦，是不愿意来，还是组委会没安排，真叫人失望。
如果我是组委会，我要组织一个专门的ISP未来发展方向讨论会，省得世界上成千上万个ISP们前途莫测。好不容易这么多“高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讨论、辩论一下。如果真的讨论、辩论不清楚ISP们的前途，相互启发、相互“抛砖”也行。90场研讨会都是什么Web设计、网络开发工具等等技术专题，有效果吗？多少人在听?大都是找个地方歇歇脚。
如果我是组委会，我会对亚洲展区优惠收费，专门为他们举行宴会，鼓励他们多来，因为21世纪属于他们。如果我是Comdex′97组委会我还会对记者更好些，让他们免费打电话，给他们提供各语种的输入系统。来了3500个记者，就算他们平均发行量1万份，等于来了3500万个观众，这就比Comdex上的观众20万名多100多倍，不让他们发够稿件那才叫傻呢。
说了那么多Comdex′97组委会的不是，难道Comdex′97组委会就那么多不是吗？不，也有比我高明的地方，今年Comdex还特设了投资论坛，说到底IT业已不是技术运作时代，而是资本运作时代，这个论点太有必要了，我怎么就没到呢。
当然，我想不到的事太多了，要不我早进Comdex′98组委会了。
我用开放式的幽默做了这期《克丽观察》的结尾。肯定不是这篇文章的原因，肯定是Comdex′98组委会和我一年前的观点“略同”，果然Oracle总裁Larry Ellison在Comdex′98上做了精彩的主讲，他的演讲与头天晚上比尔·盖茨的演讲都十分精彩，而观点截然不同。果然，在Comdex′99上McNealy也做了奔放的主题演讲，不管怎么说我为此窃喜，这种喜悦来自于对我自己“高瞻”目光准确预测的肯定。
我从来没有参观采访过国际网络展（只参观过国际通信展），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展览，无论是英语还是技术对我的挑战都很大。幸好我从1993年开始跟踪网络技术产品，身边还有Bay美国公司的产品顾问
共有133家网络厂商参展的N＋I展出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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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展会上出现了无线Internet的设备，K
当时在展览会上还听说，美国一些网络厂商生产Cable Modem的都卖给了有线电视台了，美国有线将这些Cable Modem租给了用户，每月租金2—3美元。租给用户干什么？那ISP们还不急！当然不急了。急什么？不急。有线电视台除了电视节目和录像带内容之外，其他服务还靠ISP提供呢。有线电视用户群多大，ISP们来生意了还怕“宰”一刀吗？
在当时的展览会上，Bay推出的Accelar 1200路由交换机很出风头，说它每秒750万包交换。3Com、Cisco没有应战产品，说它不仅可以取代传统路由器，而且还可取代刚刚问世的IP Switch。这样说是因为IP Switch的产生是由于传统路由器在上广域网时有带宽问题，有了路由交换功能后，带宽问题解决了，IP Switch被杀死在摇篮中了。
总之，我在这次展览会上采到许多网络中的新闻，也为自己的网络产品技术补上一课。重要的是，我也费了很大力气说服邀请我去澳洲的厂商Bay Network公司北京代表处，虽然为我出了路费，展览会上我不应仅仅是写他们，应该横向写此展览会。比方说他们的Accelar 1200路由交换机说速度是最快的，那么我应该到Cisco、3Com展台上去证实，果然我得到了证实，当时Cisco 7500每秒50万包路由交换还没问世，这证明Accelar 1200每秒750万包的确是最快的。就在此时我发现我们记者与厂商、厂商与公关公司在宣传上存在许许多多的误会，回来后我写出了《换位思考——求解PC市场宣传上的难题》发表在《克丽观察》栏目上，直到现在问题仍然存在。
当记者的经常听到厂商说找不到合适的广告商给他们满意的广告创意。广告商说费了半天劲大部分客户总是不懂艺术和他们的创意；新闻界总觉得厂商们或公关公司提供的稿件不好用、甚至不能用；公关公司又说夹在厂商和新闻界之间受气。要解决这些市场宣传上的难题，一句话就是要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往那换？当然是把自己换成客户、换成读者。厂商、新闻界、广告公司、公 关公司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我们的读者即客户，否则自认是再好的宣传、再好的 创意者都是无用之功。
一些厂商在一版广告上什么都想说，结果这版广告满篇文字、没有中心思想，不但没有可视性也没有可读性，吸引不了读者和客户；而某些广告商一味追求华丽的画面、艺术效果，不理解厂商到底要说什么，更不会把厂商所想的用一句话来概括，肯定得到不到厂商的认可。实际上厂商和广告商思路都错位了，他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如果换一种思路，这个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矛盾了。试想最先吸引读者和客户的是什么？当然是色彩，当然是画面。广告的颜色和画面一定要有艺术性、创造性，这种切合产品实际状况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源于哪里呢？当然是厂商所要向读者传递的意思和产品，最有可能的是就是一句话，一个和这句话相称的画面。不就是一句话吗？就这一句话可难为死厂商和广告商了。这一句话就叫创意，最短的创意不一定是最好的创意；最好的创意一定是最短的创意。读者和客户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去记你的创意，你要让读者和客户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立刻记住厂商的广告和内容；需要厂商和广告商换到读者和客户的立场上去设计、创意你的广告词。
对于新闻稿件也是同样，厂商总喜欢发大块文章。我曾经在我们《猫王》专栏中发过牢骚，我说似乎厂商都只识块不识字，只要块大，其中骂他们，他们也不看。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计算机才有几十年的历史，PC才有十几年的历史，我们是第一代专业新闻记者，存在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存在的问题，问题就严重了。
后来我一直根据这些思路向厂商、公关公司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从澳大利亚回国后，我从微软（中国）公司获悉了比尔·盖茨
王路听罢我的话，说没准真有这事儿，克丽你还是准备一下。做此事我简直忍无可忍，我将采访过的55个部委信息中心主任名单附在我们的想法后面，亲自给微软（中国）杜家滨递去。果然，杜家滨说比尔·盖茨在北京的时间已到了秒级，于是我幽默地说，如果那位领导午宴有变化就通知我。
大约是
我给王路打电话他的手机不开，我又给翁经午（他当时是《每周电脑报/PCWEEK》市场总监）打电话，他说他马上与王路联系，并叫我先答应下来。我立刻再打杜家滨手机说第二天上午给他详细的活动日程。杜家滨很不放心地说：克丽呀，我们总裁请客如果来不了这些CIO可不行啊，你要有困难立刻告诉我。我说我保证客人会来，你想想比尔·盖茨请吃午饭谁不来，还不争先恐后地来。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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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放下他的电话，王路来了电话，说他已通知所有中层干部10：30到报社四楼会议室开会。此时我一看表大约还有10钟左右，我立刻穿好外衣走到了报社（我家离报社大约步行15分钟），我一进四楼会议室，就看到人差不多到齐了。我们每个人脸上有胜利的笑容，王路尽量按捺住喜悦，像一个指挥官，开始分配任务。由于11号正是我们要闻出版的时间，我上午还有采访比尔·盖茨的任务。我家所在的楼层电梯当时在11点半关闭，也就是说11点钟之后我再回去就要自己爬18层了，关键是我身体刚复元，还没有力气，根本上不了18层楼。王路最先对我说我的时间、任务分配，主要要我草拟一个主持提纲，明天下午彩排，并由我担任主持。我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必须离开，否则我上不了18层楼梯，王路在10：40分让我离开，并说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给我家里打电话。
回到家中我忍不住又打王路手机，王路将详细安排告诉了我，我兴奋的一晚没睡好觉。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完毕。本期观察我写什么呢？我知道本期报纸几乎都是微软的消息、专访、大会和我们与微软公司的活动，一共有4个版的文字图片量。这对于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及我们的读者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用《焦点》来反映比尔·盖茨来中国参加的报社活动的事件，因为这也关系到55个部委信息中心主任的活动。怎么办呢？我决定在我的专栏上反映我对比尔·盖茨的意见，在我《假如我是比尔·盖茨》的文章中我写道：微软利润30％使用户有被“宰”的感觉，利润高是顾及股民的利润，表面上股民的利润重要，实际上没有用户的利益那来股民的利益。事实上到1999年我才发现微软公司利润高，科研投入也高，2000财年微软科研投入36亿（近18％，合作伙伴投入8亿美元，两者相加占整个营业收入的23％）这样比例的投入在任何行业和企业都是空前的。
我要是比尔·盖茨我会支持NC，NC概念不但不会取代PC，而且会给微软应用软件更大批量的授权机会。Larry Ellison不是说NC也兼容Windows 95、应用软件吗，而PC一定也会因NC的出现升级成Server，还有Windows CE变变名字，变变语言一台NC上配一套，NC不是对微软公司产生更大的机会吗？事实上，微软公司在Windows 2000中真的吸取了NC思想，使那怕是便携机都可能变成了一个Server。
我要是比尔·盖茨我会随Java大流，说什么标准，我遵循就是了，我会以最快速度推出Java多品种应用软件，让所有对手们都措手不及。
我要同一个Java编写的浏览器，等其占60％的市场时，那才爽透了呢，那才叫SUN公司后悔当初Hot Java坐失良机呢（我认为1994年底问世的Hot Java浏览器当时错失良机）。
我是比尔·盖茨我就经常想想竞争对手的话，是否有道理，我的本事就是能够快速把产品商品化，改起自己的错误比商品化更快；假如我是比尔·盖茨我还要做更多的事，谁让人家说我是世界首富、巨富呢？可惜我不是，只能在此过文字瘾。
写完《假如我是比尔·盖茨》的《克丽观察》后，我还觉得不够，因为作为报纸重要的是公正。我决定在本期左头条（事实上头条上微软对手的文章，正巧
我再也不会像4年多以前比尔·盖茨第一次来中国时，为自己的稿件发不出去发愁了。我主持策划本期《克丽观察》之后的次要闻，应该有一篇他上午演讲和回答我问题的纪实性的文章。在《焦点》的头版应该是一篇报告文学体裁的比尔·盖茨参加55个部委午宴的文章和大幅贵宾照片；第三版应该是比尔·盖茨5次访问中国的资料及他回答贵宾问题的记录。
我好不容易从演说会场中出来，可能我是10个专访记者中最后出来的一个，到了采访现场，我发现好位置都被其他报社的记者占了。当时我自做聪明也坐在门口的位置，我想既然每个人只许提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应该从我转起。
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虽然我第一个提问，可同声翻译器坏了还不说，我坐在电视台灯下，灯的照明热度烤得我全身出汗，并且离比尔·盖茨最远。还好，比尔·盖茨听懂了我的问题，可他还是用一句话把我打发了。他说，我在演讲中一直谈互操作，互操作就是与过去传统应用平台兼容，再说，Windows NT也需要也能够与大型机配合使用。
不行，我绝不甘心，我边听其他记者提问边想对策。比尔·盖茨谈起Java时说，Java只不过是计算机语言之一，用户没必要对它那么在意，说不定现在正在设计比Java更好的语言。这个观点倒和我以前发表过的一篇叫做“Java与最终用户无关”的文章差不多。说浏览器问题时，比尔·盖茨说，两年前浏览器和现在浏览器完全不同，现在浏览器包括了网上视频会议，Excel等功能，对PC存贮量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现在微软很重视浏览器。他这番话很容易使记者们联想到美国司法部对Windows 98包括浏览器的反垄断调查，如果时间允许，一定会有综合类报社记者追问：“每天罚款100万元你心疼吗？”然而时间太紧，谁也不敢拿这类明知道答案的问题去冒险。
在谈到竞争对手时，比尔·盖茨认为硬件公司特别是以硬件为主起家的公司都不是竞争对手，他特别强调SUN公司。这不由使我想起SUN公司总裁在多次公开场合对微软、对比尔·盖茨本人进行攻击，我还追问他对此有何评论，不过，即使是我再有机会真提问，我也不敢为这类问题去冒险。
我发现我对面还有空位子，那里没有电视台的灯光，我会舒服些。当然，如果我换了座位一定会引起对面记者的误会，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和他们抢问题。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中午还能有机会和比尔·盖茨见面交谈，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换座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离电视灯远些、凉快些。
我一换座位过去后就向我旁边的记者解释，轮着问问题的规则不变。不过我发现自己遵守了规则，有人认为自己来自中央某大新闻单位没遵守规则，一口气提了不相干的3个问题，还好，比尔·盖茨作了比回答我问题更简捷的回答。当最后一个华尔街报驻北京记者提问比尔评论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又被他简捷地回答了。我再一次开口提问，我一开口，中央某大新闻单位记者就有意见，她几乎在制止我“犯规”。“不，轮到她问了，她第一个提问，同声传译出了问题。”伟达公关公司赵明是我的朋友，他一直很欣赏我提问的风格和文章，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说了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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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公司目前利润在30%以上，你是否觉得这个比例太多，太不合理？今后是否会下降？我知道你不喜欢NC，微软公司的Windows Teminal及Windows CE正在与主机配合降低用户升级和用户使用费用等方面是否吸取了NC的思路？”
既然有人不遵守每人一个问题的规则，我也不客气了，我一口气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和那个以自己是什么大新闻单位记者算是扯平了。比尔听到了我的问题后说先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说NC定义很不明确，业界普遍认为它失败了。开始有人说NC便宜，现在PC价格逐渐下降，NC没有了价格优势。微软公司的Windows Teminal不过是可以用Windows的界面，Windows CE也只不过是手持PC的操作系统而已。至于利润太高一事，微软公司利润在20%时我以为会下降，后来到了22%也没降，现在到30%我也以为它会下降，至于它真的是否会下降，什么时候下降我也不知道。
专访结束了，我要立刻赶到凯宾斯基饭店去主持我们报社办的“微软项目管理技术高级论坛”午宴。路上我很得意，至少我觉得我把不利因素变成了有利因素。
我到了凯宾斯基饭店，比尔也到了，说先在贵宾室中与国家信息中心主任高新民，石化信息中心主任陈建新等人聊天。他还拿着我们上期报纸说这是中文PCWEEK吗？尽管他不懂中文却仔细地翻阅。
ZD亚洲总裁Adam Power代表《每周电脑报/PCWEEK》向比尔赠送了礼物。说起这礼物也有一段小故事。本来我们不应该给客人送礼物，这首富他缺什么？什么都不缺，那就送几元钱的小东西就行了。报社办公室人的买了些俗气的花瓶小丝巾我们都看不上。我想起我家里有一个仿古小樽，是我在小摊上买的。由于我当时太喜欢这小东西了，一下子买了十几个，现在有了用处，随便拿了一个用小盒子装了起来。没想到比尔特别喜欢（他肯定不是做“秀”），后来听杜家滨说，他专门打电话过来要这个玩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比尔家中一定有这件东西。
中午12:30分，正如我们当初安排的那样，比尔到了凯宾斯基饭店北京厅。
我的主持很顺利，平常我说话爱打结，还爱说错，可是开场白我都一口气说完，很自然地把比尔引到了讲台上。比尔·盖茨的演说和上午的演讲差不多，在他讲了15分钟后，是来宾提问。
问：是否会有基于NetPC和WinCE的Office版本？
答：NetPC是一种纯粹的PC，所有用于PC的应用软件都可在NetPC上运行，无需任何改变。而WinCE上使用的Office将是现在Office的一个子集。
问：微软的合作伙伴是否只有英特尔和Cisco。
答：所有与PC有关的公司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但SUN与我们是纯粹的竞争关系。
问：如何看待Office？是否有计划用Java重写Office？
答：Office是个非常有力的产品，微软仍然在Office增加许多有趣的如支持自然语言的功能。
眼看过了13:10分，午宴开始。我自然地坐到了主桌上，与比尔之间只隔Adam一人。午宴时，有些来宾准备了《未来之路》，特意请比尔签字，看到比尔耐心地签字，主桌上的来宾都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带《未来之路》。当然比尔还特意为本报签字（我们将他的签字发在
当然我也有机会第三次向比尔提问。我等Adam Power要提前退席上机场后，我完全可以坐在比尔身边，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其一是我对自己的英文没有信心，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有比我更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王路——整个活动的领导者。当我找到王路时，立刻想起了自己的问题，并通过他的翻译得到了答案。我问他目前ISP们都处于困难时期，你认为该怎么办？”“上网涨价”比尔毫不在意地回答说。真是有钱人不知没钱人的苦，中国知识分子最想上网，最能上网，就是没钱上网。“你与SUN公司总裁McNealy在PC发展战略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你们是否讨论过此事？”“我觉得他很聪明，我们也是朋友，就是不能谈工作。”
我又问他还记得我吗？他说记得，我看他好像有些应付我，我便提醒他是4年多以前他第一次来中国我采访过他，他很腼腆地望了望我，若有所思地回忆着4年前的春天……
他边回答我的问题，边用左手吃饭，我发现他写字也是用左手。他边吃边看菜单，盼望午宴快点结束。我告诉他刚才在贵宾室他与贵宾合影时我不在，我希望再次与他合影。他答应了我的要求。
14:00钟午宴终于结束了，他一走出北京厅，参加下午高级论坛的来宾们纷纷追随着他。没想到他没朝贵宾室走去，等大家明白过来的时候发出了会心的大笑，原来比尔·盖茨也要上厕所。
我当然直奔贵宾室，在微软（中国）公司总裁杜家滨的帮助下，比尔·盖茨愉快地再次与我合影。
接着我飞奔到报社组织要闻头版焦点中文编辑稿件。我发现自己平常总要求编辑写短稿，没有机会上报告文学体裁稿件，大家写起来很困难，于是乎自己提笔在2小时左右写出了大约5000字的《PC天骄》和论谈纪实。也许我只顾了写，对当时版面没有时间坚持我自己的意见，版面我很不满意。也就是说我应该做得更好些。正当我想发脾气之时，王路说，克丽我们能完成这个会就是胜利。我不知大家怎么想，也许王路的话是对的。不过我还是遗憾为什么发表的贵宾合影的照片上没有王路的名字，他自己说不在乎。可我十分在乎，要知道没有他的创意就没这个“伟大”的会议，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坚持到底（我怕电梯关了上不了楼梯，没有看到三校的大样就回家了）。
也正是在
说到XC我不得不说NC和NetPC的历史结论，因为我对各种PC都没有倾注过像对NC那样的激情，于是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