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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中旬，我应Dell北京代表处邀请去马来西亚工厂参观，这是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得到Dell公司的邀请出国访问。在此之后，我几乎再也没听说Dell邀请记者出国访问，也许他们认为根本用不着。
是的，
16年前，正当IBM兼容机不可一世之时，年仅16岁的Michael·Dell放弃了德克萨斯州上大学的机会，用1000美元注册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Dell公司，开始为客户订做PC，开创了尽可能降低成本、零库存的PC直销模式，当年营业额达600万美元，成为PC业界一个真实的“神话”。
至于Dell为什么要在马来西亚设厂？当时Dell 70%的营业来自美国，设于总部奥斯汀的工厂直接面向北美市场。欧洲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场，占Dell营业额的24%，设在英国爱尔兰的工厂向欧洲供货。而当时仅占Dell营业额5%的亚太市场平均增长55%，Dell也急于在亚洲设立工厂。在亚洲什么地方设立工厂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只有马来西亚位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的中心；从投资环境上来说，马来西亚当时实行7年免税政策，对Dell及所有外商也有吸引力。一年前，Dell公司宣布在槟城购买
在音乐声中，Dell亲自主持了工厂开幕仪式，英特尔总裁安德鲁、微软总裁比尔·盖茨、Novell总裁富兰克及3Com总裁为Dell工厂开工专门录制了发表贺词的录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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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本人给我的印象是讲话很保守，没有新意，斜视的黑眼睛让我找不到他眼睛的焦距。后来我们一行对他进行采访，我问他对Dell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别人，是Dell公司自身的50%的增长速度和增长的技术支持。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Dell公司的发展中没有遗憾可言，Dell公司不在软件和网络方面发展。
后来我们一行参观了马来西亚车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攒机式的生产车间，或者说根本没有PC生产线的车间。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组装工人，每人眼睛盯着一张四联表格，每装一种配件、零部件，就在此表上做一个记录。这张表格实际上是一张来自客户的订单。我数了数，在这张订单上，大约有18种硬、软件零部件和配件。另一位马来西亚年轻工人正在装一台有34种配件的PC。
车间里的工人还有包着纱巾的马来西亚妇女（马来西亚妇女视露头发为耻辱）。据说从收到订单到送达用户的时间为7天。再仔细一看，一张订单上果然写着交货日期为
当时中国总经理朱兆琛告诉我，这种测试就是功能测试。
1998年，Dell公司眼看中国市场增长速度成亚洲最快（当时亚洲金融风暴没有过去，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出现PC负增长），Dell干脆就在厦门设立工厂。1998年夏季，Dell厦门工厂开工。
当时我再三问如何保证零库存之类的问题，等Dell回答我之后，我觉得我的问题显得格外愚蠢。其实对于Dell马来西亚工厂来说，英特尔芯片生产基地、Seagate硬盘、惠普打印机、SONY光盘等就在附近，他们在一起生产，相互利用，产、销时间本来就是最短的。
值得我骄傲的是，在去马来西亚回国之后，我斗胆写出了《“硅岛”之憾——Dell马来西亚工厂参观有感（下）》一文。文章中说，7年免税！马来西亚政府是否牺牲太大，是否太不顾民族的利益？半导体、计算机一代产品生命周期不过2—3年，让外商赚足了二三代产品的钱后，厂房还有什么价值？Dell公司马来西亚工厂开工仪式上，槟城首席部长丹斯里博士说，美国计算机、半导体厂商来槟城投资，不仅对他们发展亚太市场有好处，同时培养当地人才，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也回忆起了英特尔总裁安德鲁的录相贺词，他说奔腾芯片马来西亚工厂已有3000人，这个投资10亿美元的工厂不仅为马来西亚建造了世界第一流的工厂，同时也培养、养活着3000名马来西亚人。
当时我不仅仅是遗憾我没有去参观英特尔公司马来西亚工厂，更遗憾这些工厂为什么没有设在中国。
就在1月中旬，康柏和英特尔北京代表处给我传来一份关于一项同意交换专利的稿件。在此之前传闻康柏将不使用英特尔CPU芯片，而这个合作协议有效期为10年，康柏公司已加入Intel Inside计划，双方同意在全球范围内交换非独家专利许可。从此长达一年的康柏不使用英特尔CPU芯片的传闻烟消云散。
当初Larry Ellison提出的NC不是通用芯片，而是用ARM.CPU和Java.VEM等语言支持。无论怎么说，我被NC所迷住，至今不悔。在此后的3个月里，我与Oracle（中国）公司当时市场总监白培铭共同讨论是否能让中国厂商参与NC产业与市场，在我的联系下，白培铭见到了四通、联想、方正、长城集团首脑级人物。
4个月以后的
我的文章很快引起各新闻单位的关注，有的报社向我约稿，北京电台还让我去做节目。我从来没有过NC要取代PC的想法，只是想NC能够补充PC市场发展。至今我认为NC是90年代末期PC降价的一个促进因素，至今我认为网络为计算中心所使用的NC在降低TCO上起了进军号式的作用。至今我认为NC所有的精髓现已完全被PC吸收了，至NC的精神是永存的。
2月初，我在一次活动上获悉，美国CNN（有线电视公司）正与AT&T之类的电报电话公司争夺计算机网络用户，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最后一公里”的名词。根据这个线索我采访了广电部电视处处长周才夫，问他在中国有线电视台在“最后一公里”传输数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周才夫对我说，当时除了1202个县已有有线电视台开通之外，还有1500座有线电视台待批。4年前中国有线电视台带宽已达
当时我采访到1999年5月青岛有线电视上网历时不到4年时间。如果要使8000万有线用户都能利用有线带宽上网，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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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8日，IBM总裁郭士纳到中国访问。在此之前6次访问中国没见过记者，此次接受8位记者采访，时间大约是50分钟。采访地点设在国贸会议室中，要求我们记者在早上7：50到达。无奈我和王路约好（他当时代表《中国计算机报》记者）6：30从万寿路出发，真累！果然我们在7：50分到了国贸。8：00整开始采访，郭士纳脸色红润，一点没有时差带来的倦意，他的个子比我想象的要低，和他握手时我感觉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短了一截。我在记者中获“女士优先”的优势率先提问：网络时代IBM的经济目标是什么？IBM公司的硬件比例在下降，IBM公司硬件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今后还是否会下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没什么水平，可在当时就有不同意义了。郭士纳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说：关于经济指标，每个企业的计算方法不同，不过市场会增长，IBM业务也一定会增长。IBM硬件比例在下降，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但IBM营业额总数在增长，硬件的绝对值还在增长。当然IBM公司今后发展的重点在软件和服务业上。关于OS/2 Warp和PowerPC的市场前景，IBM公司的战略是除了支持自己的OS/2 Warp和PowerPC外，还致力于Unix和Windows NT; Mac OS等多种操作系统，以及与通信厂商合作。
如果说我的问题不怎么样，那么郭士纳的回答更不怎么样，且从现在看来，他有点言行不一，事实上在今后的几年里他对英特尔/Windows平台支持的投入要远远大于OS/2 Warp、Power PC的投入。或许这根本不是郭士纳董事长的错，而是PC市场的残酷。
也就是在1996年3月Tivoli被IBM公司以7.4亿美元收购，从此IBM加入了通用平台网管市场的竞争，网络管理系统形成了Tivoli的TME、惠普的Open View和Unicenter TNG三足鼎立的局面。
记者们说这绝不是巧合，只能解释为当年数据库市场竞争激烈。
在此会上我
1996年是继1994年之后又一个IT外商在中国投资热年。当时有个名叫深圳安创巨石的公司目光独特，专门为在中国建立PC工厂的外商承包生产线，号称速度、价格、技术、质量使外商能够就地取材。因我也有引进工程的经历，深知有些国内能够生产的生产线不必进口，当时就写了一篇名为《你投资，我获利》的文章鼓励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是这样，无论任何外商投资，我国IT业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的赚钱机会。
1996年4月，当时网络市场中兴起一阵“取代”风，有人说路由器、交换机要取代集线器，又有人说交换机要取代路由器，还有人说一切都要归于ATM。把记者们都说糊涂了，把用户们也弄糊涂了。为此我采访了Cisco、3Com等公司，还参加了一些相关网络研究会，发现——特别是在已建成的网络中暂时谁也取代不了谁。而在未来建设的网络中会有交换机取代集线器的可能。另外在新建的网中还要根据各自的实地情况和条件而定，据此我写出了《究竟谁取代谁》和《谁也取代不了谁》两篇姐妹篇发表在自己的专栏上。
4月中旬，IBM公司市场业务助理访问中国，在我对他的采访中证实了OS/2 Warp已放弃桌面，退回到企业级市场，并推出了7个服务器。
1996年4月苹果公司预计亏损7亿美元，这是苹果公司遇到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直到1998年才缓过劲儿来，但始终比不上苹果公司1994年在美国市场上的黄金时代。但从1996年4月开始至今苹果公司迈开了开放的步伐。我为此写了《“开放”式的突围》，果然在此之后3年连Mac OS操作系统也开放了，只可惜，Windows系列已称霸桌面系统。
也是在4月份，IBM与苹果公司达成Mac OS操作系统的授权协议。协议旨在IBM为任何厂商购买Power PC处器时同时提供Mac OS再授权。
4月16，当时Bay Network公司北京代表处宣布收购以色列Armon网络公司。当时Bay年营业额是13亿美元。
4月底惠普（中国）开始“炒作”PA-8000，当时我一直认为64位英特尔/惠普平台就要到来，为什么还炒PA-8000？便写出了《既有P9何来PA-8000》（实际是套用《三国演义》中的“既生瑜何生亮”一句作为标题）。事实表明我太激进了，PA-8000从问世到现在已有3年的市场机会，干嘛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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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底宏碁北京代表处传真说英特尔公司与宏达成协议，双方相互授权，免费使用对方主板专利。一时间关于英特尔公司也要称霸主板业的传闻再次四起。
我请他评论NC的前途时他说，NC没有前途，原因是因为NC依附于网络而生存，它只是个浏览器的硬件平台，游览器界面越来越简单，而内部就会越来越复杂，而内部复杂的浏览器硬件资源就会越占越多。如Netscape的Navigater Version 2.0占用11MB硬盘，新版Windows 95也为35MB，还有NC太依附于高带宽网络，实际上高带宽、理想化的网络目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还不具备。
我问他怎样看待Unix操作系统市场前景时，他说，从386开始，Unix开始运行在PC平台上，至今Unix产品已有50%用于PC平台。特别是惠普与SCO合作，开辟了Unix操作系统用于PC平台的新的市场空间，事实上Unix技术产品逐步开始与微软应用软件相通。
听到他的回答，我当时似乎有点Netscape会作为Internet PC厂商的感觉，那么Wintel该做什么？
葛鲁夫说，网络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当今的Internet、网络热其基本原因之一是CPU具备了这样的速度，原因之二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实用化。
我当时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为什么芯片厂商不把网络融入芯片，不把网卡融入主板，Wintel应该叫做Wintelnet？五大RISC厂商的技术是否对英特尔芯片有压力？可是我没有了机会。我对葛鲁夫的感觉是没有表情的脸上带着自信。多年以后，我问长城集团董事长王之最喜欢IT业那位领导者，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说是安德鲁·葛鲁夫。在安德鲁来京之后，SUNSoft总裁Janpeiter也来到北京访问。他在见到记者时说，网络有三大至关重要的因素，即网络硬件系统、网络操作系统和网络。当时由于Java产品刚从SUNSoft分离出去，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分离，他说，Java从SUNSoft独立出去是为了它的开放性。Janpeiter还告诉我Solaris正在做64位升级。
紧接着
年轻的Netscape公司副总裁Mere Andreessen演讲起来像连珠炮一样，他说，NC产业和市场基于三者可以有信心成功：目前各项硬、软、网络标准已经成熟，有大公司的支持，Internet市场热潮。
Oracle总裁Eillson热情、幽默的演说赢得了听众们的笑声和掌声。他说，15年前PC问世，当初的通信环境、应用环境、硬软件环境不如现在。今天一切都今非昔比，NC一定会成功。每个人、每个家庭将会拥有PC。此时掌声经久不息。
被称为Java“教父”的SUN高级副总裁（名字在黑暗中我没有记录下来）最后致辞，他说Java已有不同操作系统版本，有待于推出一个通用版本，Java也会和SUN公司的NFS一样成为一个开放平台。
45分钟的演讲、致辞之后是记者提问时间。为什么微软不来参加此会？为什么Oracle不与微软沟通？NC会取代PC吗？美国记者们总是在提相同的问题。接着我参观了三星、Acorn、SONY、IBM等公司推出的NC，它们已与电视相连。可以看出，各类机顶盒大约问世于1996年5月。
当飞机在特利市降落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10：30，黑人出租汽车司机一听我要去的饭店顿时对我大吼，和某些中国出租司机一样，他说太近了，没有钱可挣了。我只有讨好他说：I have many many tips for you（我给你多多的小费）。后来我想起此事有些后怕。我讲给一些美国人听他们也为我害怕，有的人还说他们都不敢。等我安全到了酒店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从此，我经常一个人在美国飞来飞去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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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特利市近郊有IBM公司4个工厂，Aptiva美国生产线就在这里。Aptiva工厂总面积1.
现在看来IBM公司不知要从PC转到哪儿去？出乎我意料的是Aptiva生产线总装线并不是流水线操作，已经变成了和Dell马来西亚工厂式类似的个人攒机群体。据介绍，这样非流水线操作优点是出了问题好负责。给我印象深刻的是，IBM PC的质量控制体系分为硬件初试2小时，后装操作系统进行1小时45分钟的全面测试，然后再进行1/6的外观检查，最后再由专人在包装好的产品成品中开箱抽查。如有一个不合格就要对这一批产品100%重新测试。
这次在特制的会议室对IBM PC产品线重新划分。在台式机中出现了NC品种，在NC之上是PC100、PC300、PC200系列。除了PC产品系列之外，还有个人工作站、可视会议系统及Aptiva家用系列及笔记本机。当然在1998年、1999年，PC产品的系列又重新划分了。
此时据IDG市场统计，IBM PC销售量已在中国连续两季（1995年第四季度和1996年第一季度）获占有率第一了。
从美国回国之后我立刻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网络市场宣传活动中。
6月初从Novell北京代表处获悉，Novell公司与IBM公司共同推出NetWare for SAA、即AS/400和Net ware局域网接入产品。
1996年5日底到6月中旬我忙极了，现在看到我当时的作品就够紧的。然而在这紧张中又出现了振奋我的事情，那就是应宏公司邀请，我
在大约8个月以前他第一次跟我谈起此事时，开头有趣极了。当时北京电视二台要做一个电脑系列节目，朋友找到我撰稿，我写了一集，就觉得不是个好干的活。正在这时北京三台也找到《中国计算机报》做类似的节目，我与王路互通信息后就决定让这两台节目合起来办，我退出（我实在太累）。但是北京两个台与王路都不愿意我退出（我认为他们是客气），为此北京三台当时的导演还特约我去北京电视台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通过别的途径见过我写的“第一集”)。我对这台节目的策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不谈世界IT，谈何中国IT，我建议将此节目分为《世界篇》、《中国篇》、《技术篇》、《市场篇》、《应用篇》等5大块，然后每块再细分工找人撰写。大约我海阔天空的思路得到了他们的欣赏，导演当即请我当总撰稿人，我也被他们的诚意打动。与我合作的张秀斌、汪云志也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彼此互相欣赏为人与才能。后来稿件也写好了，广告也算有了着落，不知为什么（可能由于电视台的原因）没有拍成。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又不是自己的原因没拍成电视剧，心里很不平衡，但我与王路、秀斌更加互相了解了，这种了解并不是以前意义上的共同出差相处式的了解，而是对对方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处理问题能力的一种认定和欣赏。我从心里感到和他们能在一起工作会愉快并有创作式的成就感。我想他们看了我上述这番评价一定也有同感。
有一天我们工作之后在一起吃饭时，王路突然对我说：“克丽，我认识一位大夫，他什么样的假条都能开。”我听到这没头没脑的话哈哈大笑说：“对我有什么用？”他严肃地说：“我想让你‘病退’，我们一起来做PCWEEK。”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这样说是心里话，我觉得我自己当时那样很好，不愿意去创办一张报，而这张比《计算机世界》晚办了16年的报有什么办头，我还劝王路也别去，咱们这样工作多愉快啊！王路没有回答我。等上了去台湾的飞机又开始了说服工作。我一路上和他打哈哈，并以此为藉口让他为我提包，记得我在台湾买了300美元一套的书愣是他给我拿回饭店，累得他一路休息了好多次，每休息一次，他就问我去《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决心是不是增加了百分之几呢。
我之所以回忆这些，是想对读者说清楚现在他们看到的《每周电脑报/PCWEEK》的来龙去脉,这很重要，因为《每周电脑报/PCWEEK》对中国20世纪IT媒体的影响力超过了我自己的想象。
话题要回到我们去台湾的采访和参观上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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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台北街上的热带水果，就去问小贩“这是什么？”小贩开始不理会，我再问他，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在和我闹着玩吧？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当我告诉他我是从北京来的时候，他的态度立刻转了180度，连忙抱歉对我说：“北京来的太好啦，我还没有见过北京人呢，这种水果叫‘莲雾’你要不要尝尝？免费给你尝尝吧！”总之台湾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就像北京人在8年前对待《台湾资讯》总编林登祥一样对待我们。
台北的天气非常湿热，市容比我想象的糟糕，马路不宽，建筑一般，有点像广州与南京的结合体。我们住的饭店对面是台北火车站，倒有点特色。
下午我们去参加宏公司的新闻发布会，把我们和国外记者放在一起（据说台湾本土记者头一天开过了），大部分记者都用英文提问题，施振荣也用英文回答问题。我觉得怪怪的，难道这就是国际化的会议吗？不行，我要用中文（可决不是因为我英文太不行了）问问题。可是
本来就认识我的施振荣董事长被我突然的“勇敢”所吸引，用中文幽默地回答：我们不会与比尔·盖茨去竞争操作系统或英文应用软件市场，我们准备扶持一些中小软件公司发展中文应用软件，特别是家用中文应用软件。
比尔·盖茨演说的内容几乎和Comdex′95内容差不多，听众们不满意。英特尔总裁安德鲁·葛鲁夫用卫星传来了祝贺的图像和祝贺。意外的是我见到了日本Soft Bank总裁孙正义，我对他的印象十分好，演说也颇具力量，当时全场给他的掌声远远多于给比尔·盖茨的。我记得孙正义说，日本政府对网络发展管理很严，我才不理他呢！（全场热烈的掌声）我要在卫星通信上投资100亿美元（全场响起更热烈的掌声）……当然后来我也没听到孙正义发射卫星的什么消息，不知是为什么，可能是由于日本政府管制，但愿当时他不是吹牛。其实当时他已经用21亿美元购买了ZD集团，当时他是PCWEEK真正的大老板。
管他是不是大老板，反正我没有下定去《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决心，继续沉醉于对宏集团的采访中。当时我已与宏集团接触了3年，对宏是惟一敢在美国市场与美国PC一争天下的亚洲PC品牌深深佩服。但是我在采访中发现，宏的发展是从白牌起步，走向自我品牌的，到当时58亿美元年营业额有20年的过程，即使是在今天其半导体芯片仍然在白牌出口。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当时中国有些人在某些产品不成熟的情况下直接向市场推出自我品牌，结果市场失败，
给国家物力造成浪费。值得庆幸的是宏已经完成了由自我品牌向市场品牌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之后当时施振荣提出再造宏。
庆典之中我们参观了宏科技展厅，展厅里仍有TOP—BOX（即机顶盒）、宏BASIC TV、KIDPC等产品展出。
据介绍这片700万平方公尺的土地拥有200家企业，去年出口超过百亿美元，其中宏所属企业占了30%，这里70%以上的产品与半导体和光电产品有关。当时Dram出现40%增长，是10年以来半导体产业从未有过的好势头。当时
德碁公司以做电子贺年卡起步，大约10年前（1986年）有人把贺卡音乐芯片制造比做印钞机可见利润之高。5年前宏投资51%的股份、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占41%股份，8%为公司职工股份建立了这个公司。这个号称东南亚第一的半导体工厂有
进风浴室、穿“兔子服”、带口罩手套，换两次鞋，再进风浴室，我们一行已经打扮得分不出男女，全是一个模样，就这副模样还得在参观走廊上参观。离子注入、光刻、腐蚀……24道工序，成品率达89%。我才进入几分钟就觉得全身不舒服，透不过气来，怪不得这里1400名员工分两班倒，每班12小时，每周干3天休息3天呢。
从0.8到0.35微米的工艺变化不是那么简单，由于0.8微米工艺芯片的电容制作是沟道式的，而0.35微米的芯片电容是堆积式的，两者之间的转换不但是技术性的，且要在工序上改造。当时不许我们带纸和笔记录，我只有凭自己的脑子“干记”。在此之后是记者提问，当然我又首先提问：在什么地方切割？在什么地方封装？用什么牌子出售？得到的回答是在美国或者地方工厂切割、封装，用德仪的牌子。参观完德半导体有限公司后我感到中国半导体工业要走的路还很远。
接着我们还参观宏碁公司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在国外IBM、惠普、DEC、SUN、SGI、西门子等计算机公司参观时也没看到过笔记本机生产线，我很激动，我认为它是“神州第一线’”（我用此作了我文章的主标题），我怎么能不激动？这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品牌笔记本机啊，笔记本的批量生产标志着PC工业的成熟。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走进乳白色的厂房内，穿上防静电衣，8条SMTC表面封装线展现在我眼前，0.07秒放一个元件在主板上的快速放置机，我非常稀奇，全部实现了免洗焊接工艺，当时让我激动了一番（当然现在看来不稀奇，咱们的长城、联想生产线都有了免洗）。据介绍这个工厂始建于1987年，有员工2700人，占地5万平方公尺，1995年生产主板24万块，SMT占20万块，年产笔记本机8万台，CD-ROM15万台，1996年主板产量要升到30万块。
笔记本机总装线是两个“U”字叠加细线，据说这种布局还申请了专利。第一个“U”字总装上盖；第二个“U”字的左半边总装下盖，“U”字的右半边总装上、下盖。一般每天能装770台，最多每天能装1200台。测试老化时间为4—5小时，成品率为98%。左边那条生产线不让参观，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噢，原来是苹果机OEM生产线。怎么还有孩子们在装配机器，难道宏还使用童工？噢，原来这是中学生在“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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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回到北京后我的心一直在浮动，当时我已有70%的把握要离开《中国电子报》。我的理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选择工作的机会。我知道我要到《每周电脑报/PCWEEK》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比以前吃更苦的苦；我也知道我要放弃什么，我要放弃的是我当了11年的《中国电子报》社记者的“老资格”（如果我留在《中国电子报》，从此不写一个字，报社的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换句话说我可以从此享福了）。即使是这样，我想我应该“职业”一些，完成我辞职以前的工作。
回北京后我为这次去台湾写了近一万字的连续4篇台湾行报道，在此之后我又编写了《35亿观众为证》——亚特兰大奥运会网络综述文章。
在整个7月—8月期间所有在北京举行的IT业界的活动几乎都成了我要辞职、《每周电脑报/PCWEEK》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也许是这种局势迫使我早下决心，当时《中国电子报》许金寿社长没在北京，我想等他回来再说。
在此期间我终于想通一件事，我要去做追赶别人的事总是会跟在别人后面跑，我应该去做我想做而能做的事，找到“节点”上等着别人来追我。我要去参与办一张我喜欢的、文章质量最好的报纸。再说，这是我做的第三份工作，第一、第二份工作我已做得很好了，计算机工程师、计算机业界记者我都给自己打了满分，即使是我此次变动不成功，我也有了66分，及格，再说到《每周电脑报/PCWEEK》去工作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退一万步说，不成功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于我。
王路于
我离开《中国电子报》是很痛苦的，过去我对《中国电子报》那么多不满当时全部化作泪水，我每到一个部门去告别时都几乎哭着出来。最让我感动的是人事部门的
我去财务科办手续时，财务科的一位老职工哭着对我说：“克丽，常回来看看我，我没几年了。”我放声大哭起来……的确是个感情脆弱的人，可我的哭不仅仅是因为感情脆弱，只是为什么11年后到要离开的这一天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和我一同工作。反之，如果我不离开《中国电子报》社我不会知道这一切。
总之，我一咬牙，一跺脚就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什么《每周电脑报/PCWEEK》！当时什么也没有，连一张纸也没有，只有王路及一伙想办一张中国最棒IT媒体的人。正因为当时什么也没有，今天《每周电脑报/PCWEEK》已列入IT媒体第一阵营，所以我感到十分骄傲。
当时我们在一起叫什么办报？简直就像“地下党”、“干革命”。由于王路辞职，他们报社不同意（至今我不明白为什么辞职还要领导同意），他算旷工，连同在此之前因各种原因（王晨因要出国留学，张秀斌因要办公关公司……）辞职的人一并被李超云总编“逮过”。这不是说笑话，当时《每周电脑报/PCWEEK》仅有5间不到
好险！《每周电脑报/PCWEEK》成立虽说没经过“枪林弹雨”，可还是很“惊险”。当然还有许多行政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不再提了。
还是提怎么办报吧。我们在一起分析了当时IT媒体的诸多不足，决定在《每周电脑报/PCWEEK》上改进。我们发现当时报纸文章太乱，决定分栏目、分版块，我提出每版一个名栏目，按产品切入。我们讨论栏目讨论了好几天，我们发现当时IT媒体广告国内外厂商是不同的报价，我们应给统一报价。翁经午（当时他身份没有暴露，仍是某公司经理，实际上是我们的市场总监）提出应该设立广告回馈表，以便读者查询……总之我们当时提出了29项创新。当然现在，这些创新都成了IT媒体的一种模式、一种标准。1998年IT业又出现了诸多媒体，他们几乎都采取了我们1996年创办时的彩色印刷、定向赠阅，国内外厂商统一报价，广告客户查询表等等。
或许有人认为我在自吹自擂，谁要是这么说就请谁找出比《每周电脑报/PCWEEK》更早的彩色印刷、定向赠阅、广告查询表、事件真实人物虚构化……等等的IT媒体先例来，如果没有，或者根本找不出来，那么我所写的，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写几行关于个人品牌专栏的事。前面说过，从1995年1月开设《克丽专栏》以来，我几乎以每周二次评述的稿量供稿。我知道王路请我出任《每周电脑报/PCWEEK》总编时，我很不情愿，我理解只要我答应当总编，我就不可能再上署名文章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又打球又当裁判”对普通记者是不公平的，这也不是我个人风格。我对王路说，我如果当了总编就意味着放下我这只笔，我很舍不得。我对他说能不能我不当总编，只要发稿权。天下只有王路最了解我最想要什么。王路说：“什么叫你要发稿权，你就是发稿权（我知道他是多么信任我）！至于《克丽专栏》我想移到《每周电脑报/PCWEEK》上来，并且上照片。”王路说话时是那么地坚决，坚决得我不得不答应和信任他。
上照片！开天辟地！中国别说IT媒体上没有，即使是大众媒体上也全无。王路是不是“可怜”我太爱出风头了？也做出了让步？我说出自己的疑问时，王路哈哈大笑说“什么话呀，克丽，本来美国《PCWEEK》每周都有上照片专栏评论家，咱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不是可怜你，而是请你帮《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忙。”他说的是那么自然，那么有道理，不得不使我冒着天下人都嘲笑的风险开始写专栏，并且用了一张1996年4月份照的照片。为了怕《中国电子报》说《每周电脑报/PCWEEK》栏目名称“侵权”，我必须要采用另外一个栏目的名字。
我总不至于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吧，于是我想起4年前胡启立部长见我后我写过一篇观察员文章，当时《中国电子报》不让用观察员这种名字，使我一直感到自己有件没做完的事儿，于是就将栏目的名字变为《克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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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8年初突然冒出来一些个人名字命名的栏目，我又好笑又高兴。好笑的是连个人栏目也成了一种模式，高兴的是被别人模仿也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当然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说我也是在学别人，学外国人。其实，我在《中国电子报》设立栏目的事前面已经介绍过，那是王学武编辑的杰作。不管怎么说，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IT媒体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专栏的记者，而《每周电脑报/PCWEEK》是第一张敢于在专栏上放记者照片的彩色媒体。
当时的主要IT媒体的版块都是以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切入的，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合理，于是决定用要闻、硬件、软件、网络通信、产品评论切入，果然大获成功。而这种成功不是我们定义的，而是在1998—1999年主要IT媒体基本都改成了我报1996年创刊的版块划分，此时，我们早已在创刊两周年时改成了产品与方案切入、并举的版块格局。
有些自吹了，但我还是那句话，这就是历史，这就是IT媒体的部分历史，每句话都是真的，我敢于对每一句话负责任。
说实在的，当时我发表过近400万字、3000多篇与IT相关的文章，但是我没有做过总编，甚至连小组长也没当过。为什么我敢于当总编？因为我做过 11年记者，我知道我想领导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别人。
当然，我也十分感谢当时、至今仍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编辑部骨干们，他们的英文、专业背景都比我好得多，但他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工作决定。
我们报的试刊头条上什么呢？当然应该上独家的、有全局性的、和PC相关的新闻。
当然这个头条应该由我来采写。在1996年上半年我国自我品牌机有上升的苗头，至9月份我发现1996年自我品牌有望夺回30%的市场份额。我采写了些素材写出了头条。在背景中回顾了80年代末期中国PC前10名中8个为自我品牌，占市场的20%，到1993年、1994年中国PC市场又有两个自我品牌机，1995、1996年海星、方正、建峰、鑫峰、万恩帝、黄海等品牌机达45—50万台。当然了，到1999年我自有品牌PC市场占有率达70%，但是自我品牌回升的迹象的确是《每周电脑报/PCWEEK》创刊号头条记录的。
有了硬件“大牌”，还缺软件“大牌”，最好去采访软件零售市场，于是便得到了连邦1996营业额会突破1亿元的消息。
当时我已有一个多月没处发表稿件，正碰上创刊号需要稿件，我一个人写了30多条消息和述评。在创刊号上我采写了三峡网络基础工程开工，布线面积
在《克丽观察》专栏上，我找了一个最难啃的“骨头”去啃，那就是《烦恼与发展之辩证——精解当前计算机及其应用存在的问题》。在文章中我举出了PC技术产品更新快、多平台、工程谈判表、Client/Server与主机的选择，数据库建设明显滞后5大难题并逐一解释和寻找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这些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厂商用户心里都有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用户已经习惯、适应了产品升级，降价速度快；多平台环境有了跨平台的对策；工程谈判时间长可变因素多，也有了自定义可变因素的应用软件。至于Client/Server与主机系统的选择问题，厂商、用户都认为Internet/Intranet方式是最佳选择；数据库建设则仍然滞后，数据库重复建设，不互通，不实时修改，利用率不高，应用软件开掘使数据库管理系统技术功能只利用了不到50%等等问题，导致现在数据库市场增长减缓。
当然，我们特地设定了一个名叫《行业频道》的栏目，专门对各行的信息、产品、应用及需求报道。为了表示我们对此栏目的重视，在第二期我们将此栏目移到了头版上。到1997年上连同创刊号，我们报道了59个行业的信息产品应用和需求情况。
我在当时以销售为主要报道的版面上（当时《每周电脑报/PCWEEK》没有《商界版块》）写了一篇《关系和价格同等重要——中国计算机生意“经”》，至今仍然保持这个“定律”。尤其值得我骄傲的是：我撰写的《NC概念被异化》这篇文章如今被事实证明，我当时认为NC即网络终端的广意提法，已经不是1996年初的网络计算机的概念了。当时我在采访中发现：POS、查询系统、计费系统、电话、电视都可以认为是网络终端。
更值得我骄傲的是，我们的《网络与通信》版块首次刊登了国内第一篇选ISP上Internet的文章，还有北京ISP一览表，这可能是中国可查到的最早一篇ISP全面综述，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有新生导、三欧、吉通、电报局、中西、卡尔曼等网站、网络源基金会、东方网景、中网、国联、瀛海威、高能所、化大等ISP及其出口、开户费、使用费。以电报局为例，开户费400元，使用40小时，收费600元，使用国网当时预付2000元，每小时20元，广告付5000元，每小时15元呢。
在我们的《网络与通信》版块上还首次报道了Yahoo，连同上面所说的《选ISP上Internet》，两篇文章都是王晨(当时是《网络与通信》的主编)带着两位年轻的编辑张狄、王鹏完成的。除此之外，在创刊号上我们还最早刊登了《ISDN还能东山再起》、《浏览器之年再燃战火》等等有前瞻性的文章，这些文章至今都有参考价值。
当然我现在再看我们的创刊号有许多不足，例如我们当时根本不懂得对文字版面色彩的控制，对标题字号的统一性选择，也有对栏目的划分十分粗糙等等缺点，但是我们终于做出了中国IT媒体的第一份彩色铜版纸周报，翻开了中国20世纪IT彩色媒体的第一页。
到1997年、1998年、1999年这3年里又陆续出来了许多彩色的新闻纸，铜版纸的周报，他们的创刊号都会犯和我们当初同样的错误，然后下面几期又有“照猫画虎”之嫌。
当然，我遇到的困难还很多，最多的是广告方面的压力，整个8月和9月上旬我每天都去拜访客户，向他们介绍我要去《每周电脑报/PCWEEK》，我要如何办一张与众不同的报纸，需要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记得我如何第一个得到了Novell公司的广告合同。如何在中国惠普得到了总经理程天纵和公关代表沈小民6个形象广告专版的支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如何面对几乎从未采访过一篇稿件的记者和编辑，如何告诉他们一些新闻的基本知识，我真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在刚认识我一个月的时间就相信并服从了我。
正是这一天我被邀请去见Yahoo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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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开始时，我要再次争取他对我的注意，我知道他想了解中国PC装机量和上网人数以及中国总体的广告投入，于是我又是第一个发言，我说：“中国PC累积装机量400万台，且是大客户市场，商用市场，联网率在40%以上。中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每天以2—3亿元进行。北京ISP刚刚开始，请
后来我又针对中国有线电视当时有3500万用户的事实做补充发言。我认为，ISP的图像服务最终要靠有线电视网，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家庭要配备家庭影院、电视购物、查询要求，就会有350万用户。
他问及中国总体广告量有多少收入时，在场所有记者一时都回答不上来。此时我灵机一动说：“我看到报纸上公布1995年国民经济总产值量4000万亿人民币，如果广告业务量占其1—2%，就很容易得到这个数字了。”杨致远表示赞同。
那天我们与杨致远去进午餐，我被安排在离他最远的对面位置，直径大约
“当然与Netscape合作密切，与微软IE的合作还在讨论中。”
“杨致远，此次吉通公司合作伙伴UT公司邀你来京是否说明你与吉通公司在Yahoo中文版开发上有合作意向？”
“我只是先来看看，一切合作都在我头脑中还没考虑好。”
“杨致远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父亲是湖北人，母亲是山东莱阳人，我认为自己是山东人。”
我和这位山东小伙子告别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常来，否则你休想得到中国市场”，他用手中的笔记本轻轻地打了我的头一下说：“你今天骂了我两次，临走时还威胁我”。我被他说得很不好意思，只有用幽默来缓解。我说，这说明我想你呀。大家都被“赤裸裸”的表示逗乐了。其实我很想说，你是中国人，Yahoo也是中国的骄傲，但是我没说，也说不出口，因为我和他的交谈太随便了，以至于随便得我不可能当面吹捧他。以后我用了这句话做了我文章的主题。
总之，我们成功了，剩下的就是总结经验了，在第二期上我力求做到改进上期的不足。
也就是在
就在1996年的10月中国网络咖啡屋出现，按照我过去的性格一定会去采访，然而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记者了，只有把机会给了别人。根据我们报纸的记录，中国的网络咖啡屋和“BBS”(电子公告版)都出生于1996年9—10月。
10月中旬，四通利方宣布RichWin销售60万套，其原因是乘坐了Internet火箭，四通首次向IBM、惠普OEM了RichWin for Internet。
前面说过，我一直想办工控机栏目，果然我在《每周电脑报/PCWEEK》前10期中都设有“今日工控”栏目，当时我也积极写稿、组稿，并派专人盯住这个栏目，得到了工控业界支持，但由于没有广告加之记者采访困难，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市场这个栏目终于夭折。
当年Netscape的Navigator比IE活跃，知名度高，IE中文浏览器于1996年9月份才面市，而当时Navigator各种版本已占有90%的市场份额，并且将其改名为Communicator。
午宴之前我冲到虞有澄面前去对他说，NetPC(当时刚听说英特尔公司加入NetPC联盟)的宣布说明Wintel集团已经接受了NC的概念，虞有澄想了想朝我点了点头。
接着我和他合影留念，他坚持让我和他站在白色的“Intel”前合影。午宴时我与他相隔一个人，本来英特尔（中国）公司这样安排的意思很明显，我所在的报社并不是英特尔（中国）公司所认为是最重要的报社（当时《每周电脑报/PCWEEK》刚成立一个多月），可我才不管什么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抓紧机会问问题，咱们在文章上比高低。我问虞有澄：
“为什么英特尔公司从来不收购什么公司？”
“不，曾经收购过，都没有成功。”
“你认为AMD、Cyrix那一家公司更有前途？”
“AMD、Cyrix都不错，越做越好，Alpha、SPARC、MIPS芯片都没有量的支持，看不出市场前景。Power PC似乎雷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当初英特尔公司看上了惠普公司呢？”
“其实我们与每家芯片厂商都谈过，只有惠普公司的芯片技术思路与我们相符。”
我和他交谈时发现他的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而眉毛却又黑又弯，像是刻意画过似的。我带上眼镜要看个究竟，可能是因为我的举动太突然了，引起了虞有澄的好奇，他干脆问我为什么要带上眼镜看他，我只好对他坦白说实话。他听后哈哈大笑，竟然用手揪了揪自己的眉毛证实给我看他的眉毛是真的。在此后的谈话里我们一直很随便，随便到我问他的家人都好吗时，他告诉我他离婚了，
我说不可能，《我看英特尔》中所说你对你妻子如何如何地好，他听后又大笑说：是她不要我了，我现在的女朋友是“老外”。
到现在我都奇怪虞有澄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坦诚，当时我也忍不住要问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的私人秘密，他笑着说：“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虞有澄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他一定会记得有个中国记者说他的眉毛是假的。
就在虞有澄来北京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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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10月底，IBM、康柏开始瞄准Wintel工作站，不过至今也没多大的起色。其原因有二：一是工作站市场本来就不大，二是SGI等老牌工作站厂商也开始做Wintel工作站。
1996年11月6GB硬盘开始出台，实际上在中国到1998年PC的标准配置才上1GB。也就是在
也正是在11月中旬，我发现Internet的技术开始用于内部网络建设。当时有专家计算过当用户量超过100个时，Client/Server网络结构设备投资会比Internet Web网络结构要多的多。于是我在《克丽观察》上发表了《内部网的回归》。同时我还认为，主机网、Client/Server、Internet在20年内会并存。
我刚从上海回京，就遇上了Netscape副总裁Told Rulon-millen访问北京，他在与北京电信局签署代理协议仪式上说，Navigator系列浏览器已占80%市场，浏览器业务只是成立两年的Netscape公司业务的开始，今后还致力于Internet Web site服务器、文档处理、电子邮件、群体的开发与销售。当时的浏览器市场上Netscape的胜利是众所周知的。可当时微软（中国）总经理杜家滨悄悄告诉我说：克丽，你听我告诉你微软浏览器的策略是什么?是免费，等着瞧吧。果然，一年之后IE的攻势不小，并声称已占70%以上的市场。
1996年11月中旬我已决定，并办成了去美国Comdex′96的手续，临走时我在我的专栏上发表了《“赌”一把Comdex′96》，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展会的什么材料，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认为，展会上NC、Netpc、BC肯定会成为“明星”产品，Windows 95与OS/2 Warp，不会在展会上起硝烟；英特尔 x86 与Power PC之战也会息鼓；计算机与电话融入会有商品化产品；3D、DVD产品会成为多媒体产生的制高点……
我怀着不安去了美国拉斯维加斯，走前我与王路、秀斌商量怎么“前后台”配合打好“Comdex′96”这一仗，因为在此之前的任何媒体都没有实时地报道过Comdex，在过去有些媒体关于Comdex的稿件能从11月中旬拖到第二年的二月(没稿件、没广告时)发表。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成功，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媒体像我们这样做了“全体总动员” 的准备。《每周电脑报/PCWEEK》的报眼上还登出了我和王晨（应IBM公司邀请）的漫画，并注明“两名本报特派记者已进驻赌城”。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儿，我心有余悸地想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可现在看来，王路当时太“英明”了。
我一到Comdex′96就发现，网络参展商从去年的290家增至340家，展出面积增长340%。几乎所有的主题演讲（英特尔、微软、Netscape）都离不开网络，我便以《网络气吞Comdex′96》发表了我做记者以来最长的一篇约900字的消息，在消息中我报道了Java OS、手持PC、Windows CE等新产品，还认为数据库系统的互通性、ISP的内容是重点。为了说明主题，我根据会刊计算出Comdex′96参展的硬件厂商下降到40%。
除了头条消息之外，我还采写了3000多字的《我看Comdex′96》（上）（下）篇发表在我的专栏上，还有花絮，《推销员手记》专栏“梦里不知身是客”，全面地、具有现场感地反应了Comdex′96。
在我当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NC并没有出现在展台上，所有的PC流行黑色，就连宏划时代的Aspire幽幽的绿色也变成了黑色，这似乎是Aptiva的带动。可以说Comdex′96是NC舆论的滑铁卢，3D、DVD的攻势如同4年前的多媒体产品一样。特别值得我高兴的是英特尔、Power PC芯片之战果然不出我所料处于熄火状态。
至于网络产品和流行趋势，我发现ISDN正在Internet中复活。虽然我看到了，我也这样写了，但我不是那么肯定，直到一年以后澳大利亚的N＋I展览会上我看到了ISDN的调制解调器才有深刻的印象。数相机是Comdex′96的新宠。特别是日本厂商几乎都有数字相机展出。当时IBM、惠普、Digital都缩小了自己的展位，而苹果、Novell等公司反而扩大了展出面积。
我一定要提到的是我们报社在此次应用Interent成功。我们“前后台”配合共做了6个版，读者和同行们根本看不出这些稿件中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是编写的。我们也感到真正的竞争在明年Comdex上。
记得同行们问我，你们怎么做出来这么多版，我含糊地回答他们，我们是“用心”做出来的。
你什么时候写出来这么多稿件，我回答说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清晨发稿。我怀念那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也害怕那紧张的日子，我对王路说，我再也不想去美国Comdex了。果然，1997年和1999年我“逃掉”了去美国Comdex展览会，我这样做是另有打算，我知道Comdex′97会是IT媒体的“恶战”，我不愿意重复参加这样的竞争，我要去汉诺威，我要第一个去汉诺威，我的想法得到了王路的支持。
本来我此行联系了英特尔公司、Netscape、ZD实验等地，无奈我的公务护照有什么“批件”时间“卡定”不能去了，只去了SUN公司，特托王晨去了上述等地。虽然遗憾，但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去。
我们的Comdex′96的报道的确在当时厂商、同行中影响很大。11月底Informix邀请我去参加在纽约正式发布Universal Server Informix大会。中国市场总监王焰(现任Novell中国总经理)只邀请了我们报社一家去美国开会。现在看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时对于我们刚刚试刊两个月的《每周电脑报/PCWEEK》是多么重要啊。由于我工作太忙，王晨（他当时正在美国）代表了《每周电脑报/PCWEEK》去纽约开了此会。
Informix的Universal Server当时一下子就在所有数据库厂商产品的技术前沿，确实给数据库界不小的震惊，当时计划的80个模块推出了29个。
从美国回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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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选认为方正在出版业已有绝对市场优势，而在PC、多媒体、系统集成领域还刚刚起步。他在与我的交谈中不断谈及方正上市、股票、市值之类的话题，当时我感到王选已
12月初不知什么主页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澳大利亚研制成功896个低速CPU相联的推理机，每个CPU速度为33MHZ。相连使这个推理机的CPU速度比166MHZ快180倍。我当时看到这条消息后决定在头版采用，并评论说这种推理机商品化，机体上仍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认为它对目前高速CPU研制提出了挑战。不过后来再也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信息。
1996年的NC舆论热潮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想象，12月中旬，当时IBM刚在Comdex′96上发布了799美元的Network Station，又说将在1997年第一季度推出第一批笔记本NC。Palm公司又使PDA老兵重返战场。松下半导体公司也推出了NC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和CPU系统的方案……当时NC的舆论、理论之合理性令全世界有一丝挣脱Wintel的希望。
合同金额为140万美元的胜利油田综合信息网，以FDDI为主干网，采用DEC Hub900多路集线器和Cisco 400系列路电器，覆盖了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油田。我参加庆典之后又采访、参观了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1996年是我国计算机贸易进出口额连续4年顺差的一年。1—10月份我国PC零部件累积出口30.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115%；累积进口7.96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28%。
1996年，我国PC销量为180万台，市场销售总额为800多亿元人民币。联想PC 20万台，
国内品牌回升到40%，证明了我9月份创刊号头条的消息预测。在这一年，除了联想20万台PC，长城金长城IBM PC 18万台、方正浪潮4万台销售量之外，还出现了同创10万台这样的后起之秀。软件零售业在1996年营业额达1.3亿美元。以连邦软件为代表的PC软件零售业，当时从收入来看，系统软件／中文平台、财务／MIS软件、工业软件、教育软件分别占总收入的20%、15%、20%和12%。
1996年的热点仍然是网络产品，年底56Kbps的调制解调器突然到来，不过它一出现就伴随着以U.S.R为首的X2和以Lucent-Rockwell为首的K56 Flex两大标准阵营出现。这个标准的争夺持续到了1998年下半年，在这个标准争夺战中U.S.R牺牲了自己（
1996年是IBM公司营业额突破749亿美元的一年。惠普公司在1996年财务营业额384亿美元，利润26亿美元，中国惠普营业额为5.5亿美元。
1997年来临了，1997年《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头条登什么呢？几乎没有一家厂商的消息配放在头条的位置，我估计到1997年的第一期各IT大媒体的头条肯定是评出什么1996年的“十大新闻”来，这条规矩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报绝对不能像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报以及我个人所面临的1997年的第一个挑战。既然是 1997年就要发1997年的新闻，发预测！我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句贺词之类的开头，就开始了预测。
我预测中写道，1997年的PC硬件价格会继续下降，软件会继续迎合Internet、网络产品市场增长速度高于PC。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废话，而执笔当时是在1996年底，情况就不同了。果然在3个月后PC，特别是国内PC开始了新一轮降价。OS操作系统、数据库突出Internet产品、Exchange、Lotus的Internet平台竞争白热化。也就是1997年国内PC厂商开始要主动降价。与此同时，我们报的后半部分引用了当年美国原版PCWEEK的一篇《1996年最令人失望的十项技术和产品》，其中有OS/2 Warp及Warp Server、NC、RISC平台、无线数据通信、Open Dos、宽带远程访问。
正 如我所预料的那样，1997年的头一期只有我们报发表了预测，而其他报纸还在回顾1996年的新闻呢。但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仗只会越打越难。
同一天Packard Bell NEC（佰德被NEC收购后的名字）宣布多媒体电脑C115价格为999美元，从此千元以下PC叫个不停。
1月中旬方正集团的MMX PC宣布2月份面市，也正是从1月中旬起满世界都是Oracle总裁Larry Ellison访问的舆论，据说Oracle(中国)公司用20万美元为他来中国铺路，说他来是为了游说他的NCA结构。当时从NC
我当场问他既然NCA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Oracle自己的内部网不用NCA？
听到这个问题，Larry Ellison尽量掩饰自己的尬尴，他笑着望着我说，的确在4月15日人们会在日本看到一个NCA网络。他认为，NC在局域网中的应用不会受带宽的限制，Oracle公司和日本30多家厂商特别是家用电器厂商开始了合作，这种合作如同微软和PC厂商的合作一样。他还预测到2000年，NC的销量要达到上亿台，超过PC销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