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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从Windows 3.1中文版开始，微软公司向中国购买了国标码，向用户提供True Type字型，并开放了字型扩充接口，在输入法上也采取了开放的原则。我为什么要交待这么多Windows 3.1的发布情况？这是因为Windows 95、Windows NT及Windows 98等产品的中文版都沿袭了Windows 3.1的路子。
也就是在1993年的10月，北大方正集团的彩色电子出版系统采用了国际流行的PostScript 2，并且向海外华文报刊卖出50多套。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应用软件全部建立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至今为止，
1993年10月中旬，Informix公司总裁菲力浦·怀特访问中国。Informix公司1980年成立，它是继1991年Oracle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后来到中国开办办事处的第二家数据库公司，当时年营业额约4亿美元。当时他的重要决定是放弃专用操作系统市场，致力于Unix和NT操作系统市场。当时在中国已发展到20多家代理商，主要拳头产品是Informix On Line。随之而到中国来的是Sybase公司和Ingres公司、Powersoft公司（后被Sybase公司收购）。
回想起Informix公司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未免有些奇异，6年来Informix致力于Unix和NT的策略没有变，只提供数据库产品而不提供绝大部分工具和应用软件的市场策略也没有变。
“以量取胜”这是
当年39岁的McNealy回答我说：“目前国际信息市场最新增长点在于电子邮件，每月以8.5%速度增长。SUN公司的开放政策使SUN公司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兼容机厂商，他们从价格、销售渠道、地理位置、品种上包围SUN公司的正牌产品，惠普PA、Alpha、MIPS平台都不会给SUN公司造成压力，IBM PowerPC则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Sparc平台的竞争对手。至于64位操作系统的推出问题，我认为目前市场还不成熟，用户正在致力于将8位、16位应用软件移植到32位软、硬件平台上，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市场机会。1995年SUN准备推出全64位Sparc芯片，支持4GB内存。我们已经与俄罗斯签订了技术开发、高级编译、无线通信网络、系统集成等协议，我相信中国在上述方面也具有优势，同时我准备将Microsparc芯片在嵌入式领域与中国合作……”
从我当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McNealy是个很有技术、市场、演说魅力的人，在1993年竟然能够看出电子邮件的市场增长，同时能够客观对待同自己竞争的合作伙伴。但他的预测有两点是不对的，那就是PowerPC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厉害，SUN公司的Solaris 64位操作系统于1998年才问世，比当初预料的推迟了3年。
不管McNealy的预测对与否，他都是我最喜爱的IT领导人之一，用杨司长说我的那句话来表达我对McNealy的看法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McNealy是个有观点的人，尽管他的观点有时有问题，但总比没观点强（我认为能与McNealy相比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Oracle总裁Larry Ellison，我以后还会提到）。在此之后我又在中国、美国见过McNealy 3次，每次听他的演说都给我非凡的感受。
不仅是McNealy对PowerPC看好，当初几乎业界所有的人都对PowerPC前景看好。记得在McNealy接受我采访的前3天，即
当时PowerPC芯片分为三档，即Power、PowerPC、PowerⅡ。Power为32位字长、内存结构为一个定点、一个浮点、一个分支处理单元。PowerⅡI为中档芯片，内部结构为两个定点、两个浮点。当时Power Server990是PowerⅡ的典型硬件结构，SPE cf 92达260.4，SPEC Cint 92为126。PowerPC为高档芯片，但是其主频并不高，仅有66.5MHz。当时我问及这个问题时，IBM（中国）工程师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主频好比一个人的心脏，如果两个人负重同样，而其中一个人心脏跳得较慢又不出汗，只能说明这个人比另一个心脏跳动快而且出汗的人负重潜力更大，身心更健康。我接受了这个观点，后来的采访写作中我一直不把CPU主频作为重要指标来看待。
当时PowerPC芯片还有专有的操作系统Power Open，据说PowerPC上可以运行AIX和Power Open两种操作系统。然而PowerPC芯片已发布了6年的时间，除了IBM的AS/400和RS/6000、Mac机使用以外，没有听到其他品牌机使用当初价格比任何CISC低50%的PowerPC芯片，奇怪的是Power Open这个操作系统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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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
前面说过，1993年使人遗憾的事是没去成AT&T的贝尔实验室，幸运的是
勃拉姆、人工智能专业研究
这3位博士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到2010年半导体集成电路会受到光速的限制、物理极限的限制、制作半导体片磁场的规模的限制、软件发展速度的限制。受到这4种因素限制的原因是：光速是客观世界最快的速度，人类目前的任何发明创造还无法超越、甚至接近它。到2010年，半导体微处理器芯片的速度可能会到2000MIPS，这样快的芯片在一块晶片上只有100多个原子，人们对少量原子的控制能力已达到极限。如此精细的半导体晶片，需要上百亿美元投资，才能建立起“场”。如此快速的电路需要配置软件、外设、通信电路，否则芯片速度再快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外设和软件的速度目前看来还无法与半导体相配。至于技术与市场的关系总是在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创造带动过市场，而现在某些领域中是应用在等待技术，如当前市场对多媒体产品的需要，而技术上，半导体芯片相对于多媒体高质量的图像声音传输应用还相距甚远。关于人工智能的挑战问题，博士们认为，这挑战来自于计算机总是在做重复工作时是把好手，而人工智能则需要计算机从不太全面的信息中分析、预测出结论。比方说我们已为手写汉字奋斗了多年，仍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近日我们似乎从人类的行为中找到了一点希望，那就是如果人类对某篇文章中某个单字、单词不能识别时，通过整篇文章中的意思猜出这个单词，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至今为止我都认为这篇文章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义几乎完全来自于我当时提问的针对性。当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关于2010年半导体片发展速度的极限来自何方，博士们的回答不能不让我们去相信他们的预言。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从现在起如果人类无法突破光速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图灵机，那么计算机CPU升级的时间只有10年。
从这篇文章还可以看出，当初博士们预言的人工智能挑战的一点希望，在Windows 98上的中文输入智能拼音上已得到了实用。对于我来说此次专访还不只是这些，它还让我得到了怎样同时对付3位博士的经验。由于我当时作品太多又无法协调版面（此稿为《中国电子报》不采用稿），只有将此文发表在1993年11月29《国际电子报》上。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我在《中国电子报》的处境，更能说明我在如此艰苦条件下的成长烦恼和离开《中国电子报》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现在对《中国电子报》对我的态度仍然只有感谢，感谢它对我“摧残”式地培养，的确这种“摧残”只有使我无比地坚强。
1993年IBM公司虽然亏损，但PC业务收入超过9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1993年也是苹果公司得意的一年，营业额达7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大PC厂商地位。康柏公司1993年收入为71亿美元，增长来自价格战。SUN公司年营业额为43亿美元，SGI公司年营业额为11亿美元，西门子公司营业额为80亿美元。软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在1993年收入状况为：微软1993财年营业额35亿美元，Lotus年营业额为3亿美元，SSA公司年营业额2.6亿美元。
1993年国内计算机产业的基本状况如下：北大方正集团销售收入从1992年年收入3亿元突破10亿元，出口创汇千万美元。浪潮集团销售收入为6亿元，利润增长42%。电子部6所（华胜集团前身）销售收入2亿元。太极集团突破3亿元。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值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利润突破3亿元，出口创汇7000万美元。长城集团年营业额15亿元。联想集团国内年收入为10亿元人民币，海外收入为20亿港币。四通集团年营业35亿元。
要说1993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浦东和珠海两个软件园的建设进展太慢，时过6年竟无本质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IT软件业的憾事。
“走了的又回来了，已经来了的更坚持了，犹豫不决的下定决心了，没来的开始行动了。”这是我对1993年在中国计算机界外商投资现状的总结。
回顾1993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和市场必须涉及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在1993年我国计算机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进口额为10.5亿美元，出口额为10.88亿美元，从此中国计算机贸易额顺差至今。当然，谈到中国计算机贸易这个话题时，必须谈及台湾地区，1993年对于台湾地区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台湾地区计算机类产品出口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台湾地区市场1993年销售PC 34万台，笔记本机3万台）。5年之后即1998年祖国大陆计算机类产品才突破100亿美元，达10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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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刚开始的
1994年隆冬（
20天以后（
第二天（
这些公司今安在？在不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今各式各样的商店大多都用上了各种收款机。
1994年3月是个热闹月。
在他短短的讲话中，郭士纳还谈到了贸易自由化问题。他说，IBM公司一贯支持自由贸易，面对保护主义政策，IBM一向挺身而出，从不畏惧。多年来，他曾在华盛顿上下奔走，以期待中美之间建立开明的经济关系。
此次郭士纳访问北京并没有接待记者，事后IBM公司发表了新闻稿，我消化了新闻稿，向IBM（中国）总部提问时还获悉，IBM对中国继续投资的实际行动不久就会表现出来。
3月21～23日微软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官访问中国，不但把我累得够受，还把我气的够呛。实际上春节前我就接到微软北京代表处的电话，让我准备问题。我当时对着电话提出了6个问题，之后顺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6个问题。
我知道后急忙找到当时《国际电子报》副社长舒丕炯理论，记得我们站在玉泉路地铁门口吵了起来，舒丕炯作为我的朋友十分理解我，因为他能清楚地听到录音带里我提的6个问题，后来他在处理此事时特意在《国际电子报》文章开头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受的气还不止这些，当时微软和电子部因中文平台之事闹得很僵，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对比尔·盖茨的4000字专访删去2000多字给我发表在最低版位上。怎么办？后来《中国电子报》4版主编王维胜（现任《电脑商报》总编）实在看不过去对我说：“克丽，你再写一篇报告文学我采用。”于是我的一篇8000字的关于比尔·盖茨的报告文学发表在
我见到比尔·盖茨一点都不紧张，原因有三：他是首富，但毕竟是人，我们是平等的；他是首富，我是记者，是我采访他而不是他采访我，这点我占优势；比尔·盖茨英文无比的棒，但不会中文，我英文无比的差但中文比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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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尔·盖茨对面坐定，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容貌，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在眼镜后面凸出，镶着黄而发白的短睫毛，普通的高鼻子下面长着比一般男人小而薄的嘴唇，牙齿微黄而密齐，有趣的是比尔暗红色格领带居然系在裤子里，更有趣的是，3年半之后，我再次在北京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比尔居然仍然系着这条领带。
我和他交谈的30分钟他总是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坐态，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而仰天，时则半躺，用东倒西歪形容他的坐态一点也不过分，即使是好端端地正面坐着，他也不时地前后晃动，我敢肯定他童年一定有“多动症”，这些表现是“多动症”的后遗症。
后来我把观察到的这一切写出来并且寄给了我美国的朋友，或者在以后与朋友交谈中说出这个感受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有的比尔崇拜者甚至不能容忍，忍不住打断我的话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是美国人的梦。”
也难怪，我把美国人的梦境搅了怎么得了，不过我也没必要为他们的梦不写真实的感受。
后来我又在1994年、1995年拉斯维加斯展览会上，1996年6月的台北，199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1997年、1998年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上，1999年4月康柏公司的“革新论坛”，多次见到比尔·盖茨，尽管他的微笑一次比一次可爱，对我来说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的感触深。
给我感触深的还不止是他的外表和举止，更多的是他的情绪。和他交谈中间我明白了他的情绪为何低落，他当时怎么也不明白，Windows 3.1中文版为什么在中国受阻。他对
我说：“微软在Windows 3.1中文版上投入很多资金，且能降低价格，我们的目的是对每一个发布的新产品都很快地提供中文版，如果不让我们进行下去，我们只能受阻在外了。”
在此之前我准备的6个问题是Windows NT已发布几个月,销售状况是否符合原来的设想？评价一下Unix、OS/2 Warp及Mac OS、Windows（当时没有Windows 95）NT的市场前景？对于目前硬件平台的前途预测？对于Client/Server与主机系统的前途预测？对于用户面对这么多硬、软件,选择的困难怎么解决？微软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在《中国电子报》发表的访比尔·盖茨的文章，主标题用的是“PC必胜”。比尔·盖茨回答我上述几个问题时说微软公司没有什么挑战和困难,让他来说硬件平台应该以量取胜。显然PC量最多，所以PC必胜。文章中说到，谈及操作系统软件平台时，比尔认为，Unix操作系统技术上是成熟的，但由于版权太多、标准太多给Unix系统市场造成障碍，1993年Windows各种版本已销4000万套，而Unix则仅销25万套。至于Client/Server与主机系统网络的前景如何，比尔认为大型机网络不久会衰落，取而代之的是Client/Server。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回答用户面对多种硬、软、应用、网络平台无法选择的问题时，比尔·盖茨显得格外的“本位”，他说有了微软产品主流情况好多了。
从他当时的回答来看，1994年初，比尔·盖茨对Internet的理解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否则他不会对Client/Server网络那么肯定。当然他给我的印象不像他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清晰。或许是微软北京代表处太重视比尔·盖茨第一次到北京了，或许比尔·盖茨的名气太大了，反正我一见到他和他谈话半个小时之内我并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十分惊异的、大胆的、与众不同的思想。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温和，特别是我要告辞时拿出了照相机邀请他与我合影时，他显得十分礼貌和友好。
偏偏我的照相机在此时出了毛病，我急得直跺脚也无计可施，于是，比尔也露出失望的表情。不行，我不甘心，在电梯里我检查了我的照相机，原来电池装反了（为了这次采访，我特意换上了新电池），我立即返回22层总统套房。可是他的随行人员阻止了我，他们说比尔需要休息15分钟，准备参加Office产品发布会。我的声音惊动了比尔，比尔同意我占用他一分钟，与我合影留念。所以在中国IT记者中只有我拥有与1994年3月比尔·盖茨到中国的合影。
在我1994年3月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件关于与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合作的事件。那就是在
当时英特尔已推出奔腾芯片，为什么还要生产386，为什么中国还要接受386后封装专利技术，为什么英特尔不转让486后封装专利，没有合理的解释。当时任首席执行官兼副总裁的贝瑞特（现任英特尔总裁）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讲了话。
在我3月的作品中还发现，当年爱普生在针式打印机市场十分活跃，
紧张的3月刚刚过去，
先是在旧金山开大会，大会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新闻，只是公布了惠普的网络以100VG为标准的集线器等产品，还公布1994财年惠普 LAN和WAN各种产品将达2.7亿美元。
有趣的是此次大会本来安排
Boise这个连美国人都很少来的地方盛产土豆，能到这里参观惠普这个当时世界级的打印机工厂对我来说是个机会，Boise激光打印机工厂有5100名员工，月生产能力25万台，浅褐色的厂房把5个独立风格的建筑统一为一体。“U”字型的生产线约长
全自动的生产线，包装、焊接等所有工序都自动完成，每道工序完毕后都用红外线检测。最后一道工序包装、焊接、检测晶体振荡器，说是为了保证部件质量和晶体振荡器的安全。我发现当时惠普 Boise工厂还空着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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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Boise后我们又去了芝加哥的S总部参观访问。当时已成立13年的SSA公司是一个1700人的软件企业，年营业额2.8亿美元。在SSA总部我见到了在IBM工作过28年的Larry副总裁高佛力，和具有27年IBM工作经验的罗德力副总裁。倒底是小公司好（只是相对于硬件公司来说SSA才是小公司）这么多副总裁接待我们，当然副总裁一多我要想问的问题也必须多。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高佛力对于Client/Server网络结构的看法，他说，对于用户来说，不应该追求某种网络结构潮流，决定采用那一种网络结构一定要全面研究自己的网络建设前期条件，例如中国政府部门都购买了大型机，管理模式又为集中管理，那当然还是主机网络对工作最有效。
在SSA公司的开发部门专设国际开发部，每个语种开发组前都排有这个国家的小旗，这景像印象深刻。中国开发组有100多人，我看到了一份文件上的双字节内核中文化的标准。
回到1994年4月，我回国后第六天参加了Sybase北京研究所成立大会，大会宣布，Sybase公司将其数据库源代码引入中国。这是我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关于源代码进入中国的报道。现在这个研究所还在吗？数据库源代码对中国软件业有意义吗？写到这里我接通了Sybase（北京）公司的电话。据Sybase市场总监吴雨提供的材料表明，当时的Sybase北京研究所已改成Sybase（北京）公司技术部，当时的源代码进入中国已为中国软件商在Sybase数据库上开发应用软件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这次源代码开放比Linux源代码开放提前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中，Sybase将ASE
合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合资企业将协助中国有关城市设计、安装局域通信网络，同时协助建立一个主干网络，将各局域网络系统连为一体，组成全国性网络。同时IBM公司被指定为“三金”工程和电子部参与的主要信息工程的咨询机构。IBM将在上海成立独资软件研发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开放系统的网络中心，协议明确指出电子部与IBM共同将PowerPC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同时开发能够用于PowerPC平台的应用软件。
这些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因为还没到21世纪无法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开发能够用于PowerPC平台的应用软件这件事儿至今没听说过。
IBM（中国）公司趁热打铁，
是趁热打铁还是巧合现在无法查询，
不过，令人佩服的是根据第三方调查公司的数据表明，1996年IBM PC在中国市场果然占有率第一，谢克人从此名声四起。在1994年以后的时间里，不断传来IBM公司盈利的消息。
眼看着IBM（中国）PC、OS/2 Warp小型机等这么火，苹果公司也急了，
不过苹果刚刚成立的北京代表处也明白，光技术好在中国是不够的，于是在大会上宣布，要在中国建立开发商队伍。
如果说1993年是数据库厂商大闹中国市场的一年，那么可以说1994年是网络专业厂商在中国扎根的一年。当时3Com、Bay（1998年被北方电讯收购）、Cisco等公司，处于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正在筹备设立办事处阶段。只有Novell这个公司通过澳大利亚（亚太总部）来遥控。
Novell应该说在中国有天时、地利的市场机会。这些“老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中国设不设办事处只是形式，Novell产品服务是通过打国际长途到澳大利亚解决。我们到会的记者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路子，加之当时京交会召开时我又看到冒充的Novell代理，我觉得Novell这个公司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于是提笔写出了《网络市场看好，切莫坐失良机》一文。不过后来Novell公司倒是开设了办事处，服务也不用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来解决了，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1994年是外商在中国投资继续升温的一年，
40两天之后硅谷传出令整个业界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的余波至今没有散去，那就是
当时他说，与英特尔公司合作的CPU芯片将把缓存独立于CPU芯片外部。
5年过去了，只是在1998年下半年听说过IA-64位推迟到2000年发布，及惠普与英特尔在IA-64位问世后还各推各的品牌两则消息之外，没有其他关于IA-64位体系结构变化的任何消息，只有1999年改名为ITANIUM的消息。不过我知道IA-64位的任何技术性的变化一定会在保证Wintel 32位应用软件平滑过渡的基础上，否则任何突飞猛进的技术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次访问中我还特意提及惠普/英特尔芯片的工艺问题。由于当时砷化镓技术“炒”得很热，我就问及是否在合作芯片中采取砷化镓工艺，答曰，不会的，仍然采用CMOS工艺。
接着
在我1994年7～10月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介绍中国计算机总况的、争辩式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是源于5月份新华社几位记者写出了关于中国计算机产业“引狼入室”、“与狼共舞”之类的文章。当时我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长城集团、电子部主管也打电话给我谈及此事，并希望驳斥他们的错误观点。我也觉得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当时计算机产业、市场的现状。我认为，如果鼓励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就不要说什么“引狼入室”。有些中国当时不能生产、制造的设备，例如高端机、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等，中国网络建设又急需，就要买。这就是现实，没必要唱“高调”。后来“引狼入室”之类的文章又扩大到《经济日报》上去发表，我读后觉得很莫明奇妙，立即打《经济日报》总机找到杨崇德总编说明我的观点。始终和我没有见过面的杨崇德总编，他只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听完了我的观点即和我约稿。当时我在家正准备高级职称外文考试，立即放下手中的英语书提笔写了大约4000多字的评述，《经济日报》很快在
事过5年，证明我当时的乐观态度是对的。1996年联想电脑市场占有率首次成为国内市场第一，并在1999年成为亚洲市场占有率第一。我国1998年计算机贸易连续6年顺差、出口额撞百亿美元线，这些事实都是我当初观点的历史证明。
回到1994年的5月，5月底联想宣布对已售出的14万块汉卡进行第9次更新，同时宣布推出经济型系列PC，这是对联想当时的PC产品结构的重大调整，回想起联想PC的过程，经济型系列的推出可以说是联想PC“价格战”的导火线。
就在经济型PC推出的前后，我接到了联想集团柳传志总裁的邀请，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这真使我为难，因为在此之前有关的报道都是由王维胜负责，我们私交不错，特别是关于比尔·盖茨访问中国一稿的处理上他对我的公平使我不可能去“呛行”（新闻界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又不能不给柳总面子（应该说是他当时太给我面子，我们应该互相给面子），于是我对王维胜打了个招呼去了钓鱼台。实际上那天柳总请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报社的记者，柳传志当时特别想在PC上大干一场，想听听新闻界的意见。我毫不客气地又吃又说，我说计算机硬件整机产品利润低，联想当时利润也低，做大批量的PC生产不是不可以成功，关键是利润怎样上去，要得利润就应该抓系统集成和软件。
关于硬件利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到1999年初，我因写一篇文章找到杨元庆才得到答案。原来ＰＣ硬件大批量生产销售的利润秘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金周转率。当时杨元庆告诉我，联想ＰＣ公司资金周转率已达8次／年，这可是个世界级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联想ＰＣ产销一次的利润是1%，那么一年下来利润率一定是8%。
果然，从1994年后联想科技的系统集成和1998年注资金山，与ＣＡ成立软件合资公司的行动开始了。
6月底我还第一次听到、看到无线网络联网设备，这种设备对于中国存在资金缺乏问题的任何建网单位来说，可以省去十分之九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还省去了十分之九的建网时间。因为采用了扩展频谱技术，无线网络还不需要专用无线频率许可证，把同一频率加上编码扩展到65280倍，瞬时功率只需100mw，这种技术今天还是那么令人振奋，我挥手在《无线网络中国赞》中写下了“无线网络，你出生在中国当代的好时机”的句子。后来在此文章发表后的两周内我收到了无数的电话、来信要打听这种设备，一连几天我办公室的电话及我办公室周围各编室的电话都被读者占满。我要向每个读者解释这种设备，可气的是出售这种设备的单位根本不领情，一个小小的广告也不肯做，活该，是他们自己损失掉了生意机会。
在我15年的记者工作中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这只不过是比较典型的一例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厂商真的想做生意（而不是喊口号），一定要将宣传文字和广告配合才有效果。
就在无线网络研讨会的同一天，华大集团（当时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宣布首批中文显示加速芯片，不知这种中国设计的中文显示加速器后面如何，反正当时声称1994年有10万片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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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底，Oracle(中国)公司宣布，1994年在中国营业额为1100万美元，直至1996年,每年都宣布自己的营业额，其中1996年营业额达到了3000万美元。后来自总经理
Informix北京代表处也不落后，在Oracle(中国)公司两次活动之间的
7月初，我在邮电部数据通信局获悉，上半年进入邮电部数据通信网的计算机用户达4000户，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太少，可是当时这个数字意味着是前3年共1200户的3倍之多，当时我在这条消息的导语的最后一句评论是“这表明，我国计算机数据通信开始起步”，2000年中国网上用户达1000万。
整个7月份我获悉了好多1994年上半年总结式的消息，最大的一条消息是康柏公司跃居PC销量之首。也就是说康柏公司从1994年上半年开始称霸世界PC产业和市场。还有IBM公司在1994年上半年连续三个季度盈利，惠普公司94财年上半年营业额达119亿美元，SGI、Oracle、微软等公司也在1994年上半年取得了平均增长20%以上的业绩。可以看出1994年是世界IT厂商的上升时代。
由于布朗的出现,会议气氛当然不同，做为本来就排不上号的专业报记者的我更排不上号了。连新闻稿都没有轮到，只有抄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新闻稿（还好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总是给我方便）。我对布朗部长的印象好极了，我觉得他儒雅的举止不仅是黑人的骄傲，也是美国人的骄傲。大约在几个月之后他因飞往中东飞机出事而死，我伤心不已，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一个黑人比他的气质更吸引我。我至今认为布朗是黑人中的一代天骄。如果他不是美国商务部长，我也会这么认为。
1994年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开始活跃，在副总裁贝瑞特访问中国不久，英特尔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官安德鲁·葛鲁夫
1936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安德鲁博士，1960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63年获加州伯克
我听完他的讲话当然第一个提问，会场很小，我坐在他正对面，正好拍照。我问了两个问题：英特尔与惠普公司合作的进展细节及一种芯片可以运行多种操作系统是否会使芯片速度衰减？
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需要芯片本身在设计上向各种操作系统妥协，当然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会因芯片本身的设计造成速度的衰减。不过至今我仍然认为多种操作系统在同一芯片上运行一定会造成芯片速度的衰减，也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明白安德鲁·葛鲁夫的话。
1994年也是在OS/2与Windows竞争激烈的一年，OS/2 Warp与Windows 95之争达到了高潮。
几年以后一些专家回忆起OS/2 Warp时都说，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操作系统，只可惜没有在市场盛行，怪谁？怪IBM公司。
9月份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周年，《中国电子报》组织记者撰写纪念性的文章，撰写计算机产业发展文章的自然是我，本来这种任务性的文章只是应付差事，放开笔“歌颂”一下了事。可我认为这是一个上大稿子的机会，何况我还有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要说(当时有人主张用自己研制的386芯片和自己研制的操作系统)。在《共和国信息化火种──为我国计算机事业而作》一文中我斗胆写道：“不用世界流行芯片，难道还要从386、486芯片设计、研制、生产做起？不用世界主流操作系统？难道还要从汉化操作系统研制起步？除非再次封闭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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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下半年Windows 95的宣传就开始紧锣密鼓，当时微软声称在3～5年内要用Windows 95取代DOS/Windows，还有人说Windows 95并不是完全的32位操作系统，部分代码为16位等等，就此微软(中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了后一个问题。当时我问出Windows 95是否可以支持其他硬件平台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Windows 95只用于英特尔平台，而NT则是可移植的操作系统，它已经能够在英特尔、MIPS、Alpha、AXP、PowerPC和Clipper等计算机上使用。
果然在1994年之后的3～5年内Windows 95替代了当初的DOS/Windows操作系统，并且除了英特尔平台(及其兼容机以外),Windows 95已没有必要支持任何其他的硬件平台。
在此之后不久，微软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杜家滨对我说，由于与电子部计算机司在Windows中文版上观点不同，又不能达成一致，微软北京代表处可能会撤到香港去。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仔细想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我与杨天行司长有私交，告诉我的话很快能传到杨司长那里去。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1994年，哪能让外商撤走？微软北京代表处是不是吓唬我们？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决定扮演传话筒的角色。不久我在一次会上见到杨天行司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耳语了杜家滨的话，谁知杨司长听罢哈哈大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小刘，微软是不会撤走的。我真佩服当时杨司长的信心，可仍然不放心。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我受到了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说我是“卖国”性的观点。我不得不再次拿起了笔连续在《中国电子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发表6篇题为《走向新的平衡》(上、中、下)、《一退到底，还是一往直前》(上、中、下)的文章，认为某些人对当时计算机产业看法存在着误区。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外国的封锁和中国的封闭使计算机硬件不得不“从头来”。而地球在不断地旋转，在全世界走向和平、进步、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发展自己的计算机工业。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把计算机工业孤立起来绝对是个极大的误区，计算机工业一定要用计算机市场支持，否则是更大的浪费。还有，计算机工业需要计算机软件、服务业来支持，没有计算机软件、分销商支持的计算机工业是“残废”的计算机产业。然而当时我没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中国计算机工业。
不仅仅是我没有这样的高度，当时许多政府高级主管也只是在谈计算机工业投资。仿佛要把中国变成外商们的生产“车间”似的（事实上现在就是如此），根本不管投资以后市场怎样开拓。现在则不同了，我们都和中国计算机市场一起“长大”了。
事情已经过了5年，MIPS芯片没有在中国生产，SGI也于1998年11月正式推出NT工作站，难道是颜维群副总裁对我撒谎吗？绝不，他犯不上对我撒谎，我只能理解他在SGI内部斗争中失败。
就在DEC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的1994年(整个财年亏损5.2亿美元)，该公司在8月份以1亿美元将数据库业务出售给Oracle公司之后，
在这前一天，在我作品中消失8年的刘迎建以中科院智能系统公司总经理兼博士的身份邀请我参加汉王笔5.0新闻发布会。我在发布会上提问，手写输入技术空间是什么，刘迎建回答说，笔输入技术发展存在硬件的极限，但是放宽识别率和加速识别速度仍然有技术空间。
在
9月底，“金长城”PC问世，当时长城集团总经理卢明接受我采访时对中国计算机市场三个世界的划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整机市场上的PC机可分3个档次，进口品牌机、国产名牌机和兼容机，如国产名牌机系数为1，国际品牌为1.3～1.5，兼容机为0.6～0.7，消费者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状况和用途来购买PC。卢明对PC“三个世界”的划分至今还在市场上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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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激战开始。
10月底国内网络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IBM(中国)公司宣布集成网络产品，包括具有ATM的分布式Cient/server网络控制器，还宣布125、145、175这3种型号的路由器。DEC宣布其集线器每年有12亿美元的收入。惠普公司干脆成立网络事业部，推出100VG标准（事实上100VG在1996年就消失了）。当时Chipcom、Synoptics、Cisco、3Com、Novell逐鹿“中原”。
当时我轻信了司文德的话，那是因为我已对苹果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怀宗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虽然年轻但不失稳重、稳重中又不缺灵活，对IT业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独特的看法，总之我们的交谈十分投机。这么多年过去了，苹果公司的经济状况始终没有达到1995年时的高峰，司文德总裁早已离去，他那要在中国生产Mac PowerPC机的承诺也随他而去。
从90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AT&T、北方电讯等国外电讯公司时，我就发觉他们的市场策略、公司文化与计算机产业完全不同。他们规模都很大，很骄傲（也很傻），大都是直销，市场上不活跃，有点像当年的邮电部下属工厂的风格。北方电讯公司在11月初找我参加他们在上海、广东成立合资企业的签字仪式。在这个会上我获悉他们已经在中国投资了2.3亿美元，这样的投资对于国外计算机厂商来说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而当时北方电讯全球营业额不过90亿美元（当时IBM公司营业额64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不到3000万美元），在中国营业额达4.1亿美元，在中国建立了5个合资企业和培训中心。
到了美国开会我才明白，原来当时的DEC内部出现了“PC派”和“Alpha派”，笔记本机的推出是代表着一个公司PC硬件走向全面成熟。在我的作品中我发现问世6年的笔记本机到1994年时有700万台的容量，当时IBM、Compaq公司的笔记本机配有
当时DEC PC机开拓市场不到两年的时间，1993年出货量为4万台，1994年达15万台，就在1994年底方正开始代理DEC品牌PC机。当时我问DEC有关头脑，为什么DEC笔记本机不从奔腾起步呢?答曰，价格8000美元的笔记本机市场暂时没有启动。从1993年起DEC开始做PC机到1996年DEC宣布退出PC市场时，DEC PC机寿命不过3年的时间。在这3年中，DEC PC每一款产品推出都令人叫绝，特别是
我很快忘记了DEC的笔记本机，因为Comdex′94在等待着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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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产品，此次展会上PCMCIA卡第一次出现，当时它能将笔记本上的信息通过这卡接上电话线远程传输，真让人感到兴奋，回想起来这就是现在Internet的应用典型。后来文章发表之后接到不少人的电话打听这种产品。此次展览会我第一次看到人体工程学键盘。当时Internet刚刚兴起，整个展览会上到处都在发放Internet网络光盘，我好不容易挤上前去填好表格，小姐看后说这种软件没有中文。此次展会明显感到PowerPC与英特尔x86要一决雌雄，就在此次展览会上，IBM、苹果共同宣布PowerPC支持NT、Unix、OS/2、VMS、Windows 95等6种操作系统。
“无论从哪里到哪里，都会感觉自己是从一个赌场走到另一个赌场”，这是我在《′94Comdex花絮篇》写的开头。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喜欢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因为到处都是人为景观，如果说有一丝喜欢那就是夜晚的艺术表演，有幸的是几乎每次我能看到1场以上的表演。我在1992年9月、1994年11月、1995年11月、1996年11月、1998年11月5次来到拉斯维加斯所看到的，无论是大型歌舞，还是人体造型，无论是冰上舞蹈，还是大型魔术，都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一流的演员，第一流的服装，第一流的布景，第一流的效果和导演、编剧。
据说，离这里
一个巨大灰绿球型深入地下旋转。两个健美男子身着灰色太空服，以慢动作表演，一个完美的扇型打开了，热烈掌声逐渐达到高潮之时，一个身穿条型大短裤的“小眼镜”从台上跑来跑去，对此表演不以为然，观众在惊叹之余一个拄双拐的残疾人来回客串，这一切只能使我感到极为不谐调的美与真实艺术永存人间。
在94Comdex展览会上还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我与《计算机世界》副总编李良玉路过BSA（商业软件联盟）展台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当时他们宣布世界每年因软件盗版损失营业额128亿美元，BSA展台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专业新闻界，立刻约我们第二天上午11:00对华盛顿商务部进行电话采访。在李良玉的合作下，我们与商务部作了以下的交流：
问：怎样算出世界软件盗版的惊人数字？
答：我们认为一台硬件至少运行4种应用软件，如果拿“一个国家进口硬件平台×4＝应用软件价值”的公式算出的价值减去进口软件的价值就得出盗版软件的价值了。
评：当时我没有准备怎样反击他，他也根本不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用英文应用软件的。
问：你认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相比那一种盗版多。
答：我们所计算的软
件盗版全部是指应用软件。
问：你认为盗版问题与厂商有关吗？在中国有些外商声
称连盗版中文软件都升级，你如何评价？
答：任何软件厂商不希望自己的软件被盗版，至于你说的现象我不知道。
从美国回来大约一周后我又接到了SUN公司的邀请去美国采访。
这是我对SUN公司的第二次访问，为期5天的访问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Java和HotJava，以及什么是虚拟现实。
在第一天对SUN公司总体状况介绍时，有关负责人边讲解公司结构，边反复强调SUN公司指导思想是“网络就是计算机”。我立刻打断他说，为什么在SUN公司6个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结构上看不出SUN公司“网络就是计算机”的指导思想？我这一问不要紧，台湾、香港记者也立刻提出各种问题。事后当时SUN北京代表处带我们来美的
“一个小木偶从计算机屏幕上游离了下来，我用手去抓，什么也没抓着”，这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的虚拟现实。在SUN公司的实验室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未来样品。回想起来，这些样品已产生了5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普及。当时我回国发表的名为《真亦假来假亦真》一文中写道，如果真的用户虚拟现实，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成现在人与计算机一样严肃和难以沟通了……大量的信息流动是件好事，它使整个公司、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人们通过网络、E-mail传递信息，外交能力丧失，语言表达能力衰减……
现在，我真的感到骄傲，在5年前我们就能预测到这一切后果。果然，当时预料的一切正在发生。现在有人把人的能力描述全部表现在处理E-mail上。真是对人本身能量的极大浪费。E-mail是方便，但是不是工作的全部。我们还参观了SUN公司的工厂和数据中心，当时给我感觉不同的是SUN工厂的工人大都是亚裔，可以身着沙丽之类的民族服装上班，领导们的办公桌上可以放着小玩具和家人在外渡假的照片，他们的文化是让工作放松。当时我看到整机厂和其他PC厂商装配过程不同的是，在硬盘中安装操作系统是独立作业。SUN公司的数据中心使用SUN的专用网，整个建筑1.当时正是Client/Server的全盛时代，SUN公司利用自己数据中心改造的例子反击当时的主机系统是十分正常的。
回国后正值国内厂商年终总结，我向《计算机世界》提议出台年终稿，并且采访了联想、长城、方正、华胜等计算机公司。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1994年联想集团PC销量达4.5万台，板卡出口500万块，营业额46亿元。长城集团PC产量同比增长47%，销量增28%，终端生产增63%，销量增49%。方正集团营业额为18亿元。华胜集团营业额为3亿元。长江集团营收6.2亿元，工作站增长100%。这篇文章发表12天之后，在
我很激动地写下了《“银河”源源流长——银河仿真计算机技术市场赞》一文，没想到标题被人改成“银河枝繁叶茂”，不过见报时被王学武编辑改成了《效益为证》，我十分赞赏，至今对王学武的新闻感觉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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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外商在中国的状况为：IBM(中国)公司总营业额突破2亿美元增长40%，DEC(中国)公司总营业额为1亿美元，中国惠普公司在中国总营业额增长35%，AST公司在中国营业额增长40%，康柏公司在中国总营业额增长30%。
1994年，我国计算机贸易连续两年出现顺差，总贸易额22亿美元中，进口额为8.96亿美元，出口额为13.04亿美元。若含计算机功能类设备，贸易总额为47.8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9.8亿美元，出口为28亿美元，因此分别增长34%和779.5%。
1994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我通过了外文考试(我竟然考的是我没有正式学过一天的日文)。1994年底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任记者聘任书。
1995年初我的事业又有了转折。《中国电子报》社编辑王学武(现任《中国统计报》总编)是一个思维极其活跃而敏捷的人。当时他发现我评论性的文章之多，足以支持一个栏目，就向社长许金寿汇报他这一设想，立即得到许社长的支持。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王学武编辑还是许金寿社长，他们所想、所做的都十分大胆。1994年底，也就是5年前就能为我个人设立专栏一定有报社内外部的压力，而我自己却浑然不觉，我认为我写的文章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不在于是个什么栏目。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克丽专栏”设立3年之后又出现了众多的个人栏目。可以说，王学武、许金寿是专业报个人栏目的创立者。
当时我劝学武不要给我开栏目，我觉得自己很有压力。
记得学武满报社找我让我写上几句开栏的话和签名，我很不好意思，到处躲他。后来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是报社的决定，不是你个人的栏目，你一定要配合和支持。我非常感动，提笔写道：姓刘名克丽，10年记者生涯、120余万字作品，用掉数公斤稿纸，几多辛酸、几多快慰。编辑部开此专栏，更觉压力倍增，身为女人实不想扬名立传，作为记者却愿名副其实，改写普希金长诗为序，以了自愿自勉之心。
我不想取悦所有的世人，只希望得到读者的欣赏。但愿我能更快、更实地写出时代的篇章，献给我的读者和我的灵魂一样。
眼看着5年时光过去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克丽专栏”写成《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克丽观察”，更没想到个人栏目使我的采访和写作上升了不止一两个台阶。
我的作品剪报中完整地保存着“克丽专栏”第一篇《响鼓还需重槌敲——′94国际计算机产业、市场回顾(上)》一文。
1994年IBM公司营业额为641亿美元，全年盈利29.14亿美元，总营业额同比增6%。DEC 1994财年营业额为134.5亿美元，仍然亏损5.2亿美元。在这一年中，DEC分别将内存、外存、数据库部门卖给了昆腾、Oracle。惠普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250亿美元，订单量254亿美元，总利润为16亿美元，比1993年12亿美元利润增长22%。康柏公司1994年总营业额113亿美元。欧洲西门子利多富公司营业额117亿马克，同比减少2%，SUN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为46.7亿美元，增长9%，SGI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为15亿美元，连续6年平均增长35%。英特尔公司也就是在1994年营业额突破了百亿美元达115亿美元。EDS年营业额也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100.5亿美元。日本富士通计算机营业额为148亿美元。台湾地区1994年出口额达115亿美元，增长10.5%，宏公司营业额32亿美元。
从我当时的作品中分析，1994年世界特别是美国计算机产业出现普遍增长的原因有：美国经济复苏，刺激全球计算机主体市场。美国政府放宽高技术出口限制，激励了美国大中型计算机公司市场势力向外扩张，涉及到了200亿美元的计算机销售额。信息高速公路的启动给发达国家计算机通信市场注入了活力。计算机价格战后萧条隐退。
1994年外部设备市场由于整机市场的带动，各类产品得到同步增长，1994年全球软盘销售为34亿片，
1994年日本主体电子工业厂商在半导体产业中增加了10%的投资(NEC增加了12.5%；东芝也增加了12.5%，日立增加了5.2%，富士通增加了8%，三菱公司增加了20%)这些投资大部分用于16MDram生产线。除此之外，日本在1994年开始向CPU产业进军，他们通过与SUN等RISC芯片商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当年富士通与SUN公司约定在两年之中共同投资5亿美元开发多媒体处理器芯片。
在软件产业方面，1994年最火的Novell公司收购了Wordperfect公司，营业额达到18.3亿美元。Oracle公司保持了在数据库厂商中的领导地位，营业额突破20亿美元。Sybase公司收购了自己的长期合作伙伴PowerSoft公司，1994年营业额为7.3亿美元。Informix营业额为4.3亿美元。
1994年中国通信市场仍然以50%的速度增长，市场投资总额近600亿元。这样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当时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全世界通信市场关注的焦点。
1994年美国所拥有的电话主线1.3亿线(较上年略有增长)，日本有6000万线，德国为3600万线，法国为3100万线，英国为2400万线，意大利为2460万线，俄罗斯为2360万线，1994年11月底中国拥有2607万线(包括农村电话485万线)、中国在1994年电话线路增长58%。
1994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为140万户，较1993年增长156%，BP机用户为990万户，不仅有86%的增长，同时当时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移动通信国。1994年8月建成的DDN(数字数据通信网络)与CHINAPAC网叠加后覆盖了除新疆、西藏、甘肃、贵州所有的省市、自治区。1994年光纤光缆铺设累计达5.
中国通信进展如此神速那来的钱?当时我采访了邮电部电信总局郝为民副局长。他说：77%的资金来源于各省市自筹资金，12%来自于国内货款，11%来自国外货款。这些数字表明，中国通信市场走向成熟，资金渠道来源比例正常。中国通信市场当时发展的速度也取决于两项正确的技术决策，即跃过纵横制，走向程控制，越过同轴电缆切入光纤光缆，使中国通信顺利地完成了人工到自动的转换和摸拟到数字的转换。
回顾1994年通信建设时，必须涉及
1994年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增长32%，产量为2.6亿块，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为123亿元，集成电路市场总量为11.6亿块，人均消费量不及世界人均消费量的1%。当时，中国仅能生产200种5万块以上批量的品种，尚缺600种。所以集成电路高档品和小批量品种不得不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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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正值Windows 95问世的前夕，IBM(中国)公司在中国对OS/2的宣传可谓“破斧沉舟”。
当时的场面、掌声，甚至奖牌的红色至今还能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李超云总编激动人心的讲话声音也还可以回忆得起来，然而残酷的是DOS都成为了历史，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一代计算机应用者，开发者的记忆中。
记得我当时十分激动，挥笔写出了《十年梦想始成真——DOS中文系统评测之评述》。“我们想要自己的软件商品，我们想要获得自己的软件商品市场……1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将这些中文产品装在了200万台PC上”（当时我国PC装机总量仅有200万台）。
我在文章里详细评述了这些产品的价格、性能、服务，甚至于包装。并暗示各种板卡今后要被淘汰，因为板卡的价格大约在1280～2800元不等，几乎高于软件产品150%。
1995年是韩国电子事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韩外交的“蜜年”，
1月1８日SUN（中国）公司向中国教育网提供十套价值50万美元的Internet服务器，
1995年1月开始的《克丽专栏》一出台，我就不断地接到各种祝贺称赞的电话，这使我感到压力。我力争把这个栏目写成不带有任何商业气氛的内容，但是由于我平常采访太多，稿子本来就不太好发，有一块“自留地”干嘛不利用，于是商业性稿件非商业化的写作使我费尽了脑筋。从2月开始（10月《克丽专栏》大都是回顾性的文章）我连续发表《走出数字的误区》、《“胜利大逃亡”后果如何？》《普通人卖电脑》等非商业性的文章，针对中国工厂市场数字灰色，人才流动带动市场流动，买PC怎样克服市场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之后利用微软（中国）公司三条服务热线开通的新闻写成《服务，信息产业命脉》之类号召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看起来从选题、命题到内容没有什么大毛病，重要的是我必须向市场主动出击才能获得前卫性的选题。《普通人买电脑》一文发表后先后被《经济日报》、《科技日报》、《湖北日报》、《市场指南报》摘转载。
1995年底，网络市场炒得热火朝天，《中国计算机报》趁热打铁，花费20万元，对网络市场调查，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在1.8万个读者回执中，用户上网率达37.7%，当时上网率这么高的原因是PC在消费市场没有启动。
2月2８日，北大方正集团与金山软件事业部联手推出盘古软件，家用电脑软件，中文自动校对软件，此时产品包装已经相应精美了。
在此之后的
我当时看金山盘古软件与微软Office4.2似乎有些“火药味”，提笔写出了《“西餐”与“卤煮火烧”并存》一文。至今Office 2000与WPS 2000还延续着4年前的“火药味”，至今“西餐”与“卤煮火烧”还在并存。
如今拜年，问候都用上电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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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只需要一个数字，那就是1994年我国汽车总量，我悄悄地问了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记者，他友好地告诉了我说是130万台。该我提问了我一口气提了3个问题：德科电子公司未来的产品、技术以及市场方向在哪里？中国年产130万台汽车，而这些汽车电子的突破口在哪里？德科公司在中国汽车电子产业有无投资打算？
加里·狄肯逊回答说，90年代是智能汽车时代，21世纪是智能汽车电子网络时代，当然汽车电子应该是向移动通信网络、自动防盗等方向发展。中国发展汽车应用电子首先赶上了集成电路降价的好时机，发动机控制器和防抱死自动控制装置是中国汽车电子和市场的突破口。在谈及中国设厂时，狄肯逊介绍说，总投资3000万美元与中国合资的汽车电子厂设在北京经济开发区，合资对方是北京万源汽车电控公司，德科占有51%的股份，主要生产1.3微米工艺发动机控制模块，年产30万块。
1995年的
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总裁罗伯特·霞夫景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意大利及其欧洲国家软件盗版率已从1992年的86%降到50%。近几年来各国盗版率都在下降。在美国软件盗版率已下降到35%。在美国，一旦盗版罪名成立，被告将会被罚多达25万美元，原告也会获多则10万美元的赔款。
当时，我对中国软件盗版率最少（原因是大客户市场英文软件不盗版，自己开发的中文应用软件没进入软件商业流通等）的原因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他说什么我也没有问，也没有机会反驳。到
当时因为三星公司刚刚收购AST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我就这类问题采访了AST行政总裁桂颂飞。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AST与三星电子公司的合作（他只用了“合作”两字）计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短期计划为AST获2.5亿美元支持，同时，在Dram、键盘、显示器方面合作。更要的是AST与三星电子公司的长期合作目标，我们共同意识到C&C时代的到来，三星电子公司在传真机、通信类产品取得瞩目的业绩。而AST是主力PC厂商之一，双方合作是服从新的市场趋势。”
至今我无法弄清楚这是否是AST厂出售股权给三星电子公司的目的和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状并不是当初桂颂飞回答我的问题时设想的那样。在我问及AST经济状况时，桂颂飞回答说，具有15年历史的AST公司，1994年营业额达23亿美元，“财富500强”中排名已上升到287位。听到他的回答我立即反问他道：“据我了解，AST公司在1994年利润只是总收入的2.3%，原因是什么？”
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答道：“全世界硬件厂商利润都在下降，1995年我们将采取一些措施，这包括增加新产品的销售。”
事实上我在此之后听当时AST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伶告诉我，AST公司PC产品品种不全是AST公司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涉及AST公司在中国的状况时，桂颂飞说，1994年AST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据第三方数字调查）占21.3%，AST在中国已设立８个办事处，10家分销商，150多家代理商。同时设立了天津、东莞两个合资、独资工厂，其中东莞工厂去年生产20万块各类PC板卡，并已出口。天津合资工厂已生产了2万台主机，总营业额为1600万人民币。
5年前AＳＴ在世界，在中国市场上就这么“火爆”，如果AＳＴ继续火下去，不知现在是 什么样子？然而，现在AＳＴ的声音在世界，在中国几乎消声匿迹。 与此同时IBM PC在中国市场空前活跃，
在我这篇关于SAP的作品中可以看出，SSA公司在1995年就有成熟的三层结构Clien/Server结构（数据库层、应用层、界面层），而真正的三层结构到1998年中国应用软件公司推出正式产品才流行起来。
这是件很难办的事儿，连总裁都不见，不访，要干什么？但是我们的确也太忙了，这是我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是我做记者以来第一次拒绝对总裁的采访。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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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回报社根据Larry上午的演讲和中午的答记者问整理了一篇名为《光说不练是信息高速公路最大障碍》的文章，当时他演说和答记者问的矛头直指微软公司，说微软公司对于Internet的态度是光说不练，还说自己公司在宣传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微软，而在产品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惠普。从当时Larry Ellison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出，的确当时微软公司没有与Internet相应的产品和计划出台，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Internet互操作应用软件。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Oracle把根本没有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惠普公司作为竞争对手。
优利是个很古怪的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之后，我曾去过两次，看公司的样子还很气派，说做PC的时候也不算晚，起码比方正、同创、实达等国内公司早，还说1995年PC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但到后来一直无声无息。
比优利公司还怪的公司还有，当初在中国出现的容错（Stratus）公司、并行（Parallel）计算机公司、CDC公司等在北京都设有办事处，后来都无声无息了。
同时，在1995年3月“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中心”提供的1994年的一组数字表明，1994年我国非正常渠道进口计算机53.8万台，使国家遭受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这组数字引起海关重视，6月份签署开始打击走私的文件，不过，到1998年夏季打击走私达到高潮。
整个3月份信息产业还有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电子部六所并入彩虹集团，当然，现在从客观上来看这一举动是符合现在发展信息家电产业及市场的趋势的，但具体操作如何，只有华胜（电子部六所）的人知道了。
现在看来，经过这5年的努力这些矛盾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几乎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同时（
4月中旬苹果电脑世界′95巡展开始，一向以技术为荣的苹果公司此次展览几乎没有提技术，而是以应用方案组成展区。可是当时DEC公司仍以宣传Alpha芯片技术为主，
5月初当时有读者来信反映美、日联合开发大汉字库的消息（刊登在
事实上今天我们用的Win系列操作系统或是Office 2000之类的应用软件汉字库都是在国内厂商那里OEM过来的，名义上是微软公司的，实际上也是国内软件厂商做的。
5月初是个电信公司活跃的季节。首先是亚美达科通信公司副总裁凯特洛来到北京。亚美达科
就在外商通信厂商1995年来中国淘金之时，计算机外商仍然对当时中国家用电脑市场存在着“潜力无限”的幻想。于是我在《克丽专栏》上发表了《外商今天没戏》一文。当时我的论据是美国工资族家庭收入约在3000—4000美金，而奔腾PC已降到1700美元左右，每月收入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买电脑，而当时中国“工资族”平均月收入在500—1000元左右，怎么能买得起价格2万元一台的奔腾机，即便是兼容机当时也需8000—10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有家用电脑市场也是中国PC厂商特别是兼容机厂商的机会。
4年过去了，当初我的观点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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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在每年的电子印刷展览会上都能见到华光公司，并且还协调过他们与苹果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关系（我是个爱管闲事儿的人）。可是华光公司或者任何一家国内外电子出版系统厂商的宣传始终没有北大方正红火。
5月15日泰克公司北京代表处宣布示波器与万用表合二为一的产品。在此会上我看到示波器向便携化、个人化、数字化发展。对于泰克公司在中国的宣传我也有一点可以炫耀的，那就是我的远房舅舅张建成一直做泰克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8年，我从未因为这种亲属关系为泰克公司写过一个字，在这点上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
泰克公司的示波器的便携化等发展方向在今天已经得到了验证。泰克公司于
当年那么火的佰德被NEC收购后，它的品牌今安在？
当年AST天津工厂的状况只是当年PC合资、独资工厂的一个典型代表，当年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合资、独资工厂中。
最爱参加展览会的可以说是香港得实公司，1995年这个公司在中国参加了24次展览会。由此可见从1995年开始各类计算机展览会开始“泛滥”。据说这一年带中国或国际字头的计算机展览会有52个之多。
展览会太多，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厂商、用户和我。有名望的厂商要参加一个展览会起码出10—20万元钱，这些钱都要打入计算机成本。展览会太多了，厂商受不了。用户受苦了，都去太费时间，不去又遗憾，进京也好，去外地也罢，机票不好买，住宿中档饭店没有，高档住不起，低档不好将就，为难的事多呢。展览会太多了，记者也叫苦了，每次展览会，每次都要采访，别的活还干不干！更难的是主办单位，招展这活不好干，或者根本干不成。
然而，展览会一直多到现在，其原因是计算机产品市场寿命不到半年时间，计算机本身不像一般商品可放在柜台出售。全部工作一定要用户和厂商面对面地交流、咨询、演示、选择、决定。还有计算机展览会本身就可能是个定货会。大企业巡展发展到了一年3—100个城市，加剧了展览会的次数。
可是当时IDG总裁麦必文不这么认为，他在京交会上接受我采访时说，计算机软件、硬件、应用系统、多媒体、网络产品的种类是多少？中国计算机用户有多少？未来的用户又有多少，中国大中小城市有多少，它们的乘积又是多少？和50个展览会，200个展览会相比展览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大型展览会约有10万、20万人参加，就算花上10万、20万人民币，对于这些厂商来说，每一个用户只需花1元钱宣传费，是十合合算的。再说在3—5天展期内，招待10万用户，这些用户有百分之一的生意就算办了100件事，这才叫节省资金哪。
麦戈文说的头头是道，我再想想我自己在3—5天内的采访的确能够了解比平常多的IT事件和产品。接下来我把这些感受都写了出来，当时正值《北京青年报》刚刚创办“电脑时代”专版，看到此文后向我约稿，至今我都认为当时写的观点和事实仍然持续。
回到1995年京交会上，这次展览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曙光公司。他展出了Unix彩色电子出版系统，但接下来就没听说过这种系统了。当时UCDOS 5.0价格980元一套，其网络版2200元一套呢。
长城集团在此次展览会上还为希望工程义卖，据说两天卖了76台，“金长城”奔腾PC机，联想集团办公集成软件1280元一套，AMT彩喷打印机展会期间3618元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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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达成的主要协议内容是：电子部今后将及时通报有关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供求、价格等信息，向海关提供走私线索，并对海关打私办法提出建议……
这是我国海关和电子部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打击计算机走私备忘录。
就在这一天，中国惠普纪念成立10周年（
惠普总裁路·普莱特
现在看来路·普莱特已经部分实现了4年前的承诺，4年来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前10年，因为惠普公司在上海的打印机厂，计算机厂已经年产量超过100万台，在中国的采购额在1997年超过了10亿美元。而惠普实验室没听说建立，IA-64位芯片问世都拖至2000年。
据说当时路·普莱特受到胡启立部长接见时说到惠普在中国投资上遇到的两大困难是PC走私问题和合资人员出国问题。午宴上记者中只有我与路·普莱特同桌（不知为什么记者那天都躲着他）。当时惠普公司经济如日中天，每年都以25%的速度增长，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其他公司经济是“波浪式”地前进，而惠普公司是直线上升。满面红光的路·普莱特听到我的问题哈哈大笑，说了一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的答案：“我也不知道。”说完接着笑，我却傻在那里。
1992年上任以来的路·普莱特，把惠普从一个100亿美元年营业额的公司推到了将突破500亿平均营业额的大公司。他的工作风格一向稳扎稳打，到1995年惠普的营业额还在增长时，路·普莱特曾经告诫过股民，惠普公司营业额基数增大，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了。果然，在1998年惠普公司降低了速度，同比增长仅有9.7%，在中国增长只有5%。
路·普莱是个十分有思想的人，1999年10月，他推举他的接班人卡莉当选惠普的CEO之后，
在此一周以后，IBM（中国）公司在北京举行电信技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获悉，IBM公司网络部门在1994年年营业额达64亿美元（当时Cisco公司年营业额还不到40亿美元），成为1994年、1995年乃至1996年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公司。至今许多人都不知道IBM公司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大专业网络公司桂冠。
IBM（中国）公司在1995年6月的市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个月我每天几乎都能收到IBM公司的邀请信，传真稿件。
6月25、26日，Unix（中国）公司代理商大会举行，此次大会是宣布Unix ware、Tuxed、NetWare三种软件平台捆绑销售，令我奇怪的是为什么Ward Perfect为什么不在其中？我怎么会知道在数月后Ward Prefect被卖了呀。
6月底优利（中国）公司发展了方正集团为总代理，当时方正集团并没有自我品牌的PC，代理DEC PC处于“炉火正旺”之时。
6月底Dell公司宣布直销成功，公司营业额增长40%，利润增加225%。当时已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Dell公司说在中国仍然采用分销政策。
7月初，惠普公司宣布自己为′98足球世界杯计算机指定供应商。′98世界杯网络用1200 PC联成巨型计算机网络。
从1998年7月打击走私对市场的影响来看，1995年6月开始的那次打击走私只是进军号，而实质上没有1998年打击走私收获大。
7月中旬，眼看电子部六所并入彩虹集团已半年的时间，我听到了各种传言，于是
初见端倪”的答案，胡联奎说，半年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彩虹的投资，借贷）获得8000万元资金，使流动资金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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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不知在此番话后没到两个月，Chipcom被3Com正式收购。
在SGI科研室使我领略了SGI工作站的技术威力，“虚拟现实”的演示工作站上出现了我的头像，用鼠标在我的鼻子上点了一下，再移动鼠标，我的鼻子立刻随之变长。在我的作品中这样描述SGI工作站当时的技术——“一个金属质地的褐色头像随着鼠标转动和定义，居然能够反射出各种环境的光，瞧，它正在反映出一个咖啡屋的灯光。”
“我仿佛坐上一辆汽车在欧洲某城里飞奔，瞧瞧这水泥土和大桥的斑痕，瞧瞧这陈旧的马路，丝毫感觉不出是视觉效果。”
“这是一个上世纪的大教堂，名贵的彩色玻璃画镶嵌在屋顶上，古老的木质大门半开着，青铜栅栏上布满深绿色的铜锈，仿佛我的手已触摸到冰凉的铜柱，一切是那么地逼真自然。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是‘真实的谎言’ 。”
我在作品中描述的这些技术至今使我震撼。
第二天我到惠普公司参观时，觉得惠普工作站以及半年前我在SUN总部看到的工作站所做的虚拟现实效果差远了。我不由得将这种感受讲了出来，谁知惠普工程师回答我说，工业上所用的工作站及虚拟环境没必要讲什么效果。后来我一琢磨也是那么个理儿，消费类虚拟环境是比工业环境要求严格。
这次去美国还在新奥尔良参加了CA World，仅仅在CA World上呆了不到1天的时间。在CA World上我知道了当时CA就有了66次并购，实现当时的26亿美元营业额的规模，王嘉廉说CA最大的本领就是能将所有不同二进制代码的软件融合在一起。我回国后写出了《软件写出“硬”市场——′95 CA World有感》，发表在我的专栏上。CA当时在北京没设办事处，通过IDG邀请了些记者和电子部各司局官员。本来我应该随CA中国一行去设在纽约长岛的CA总部，可无奈惠普公司邀请我们参观总部和设在丹佛的PA-8000半导体工厂。
“愿不愿意试一下？”，陪同人员猜出了我的心思，
当然愿意啦！我穿上了软纸鞋，进入“风浴”室，四周的风把我吹了半分钟，我再带上超薄手套，帽子……我的样子怪极了。从拉单晶生长到提纯，到切片，从布图、光刻扩散到离子注入，从腐蚀到焊接封装全部过程都是自动化。自动设备四分之一是日本生产、四分之三是惠普制造。据介绍这条CPU和ASIC中试生产线每部设备价格平均高达100万美元，最高价值500万美元，整条生产线硬件设备价值达1.5亿美元。
当时我所见到的这条半导体生产线有140个操作员，每天24小时工作时间4班倒，每月产50片
接下来想想也真傻，既然Chipcom老板、董事们“见钱眼开”，能把公司卖个好价钱，谭智有什么好悲壮的？我又有什么好激动的。
就在此前一天的
1995年8月出现了一件奇事儿，那就是湖南华天讯业发展公司高级工程师曾初冬给我来了一份稿件，这稿件上说他研制成功多级结构汉字库技术，将取代传统汉字产品。这种多级汉字字库（256×256点阵）只需1.5—
我见到这篇稿件十分激动，立即与曾初冬用长途电话联系。在电话里我问他与二次曲线、三次曲线技术的关系时，他说，二次曲线三次曲线是对整字技术的描述，而多级结构汉字是对线条的描述，按照这种原理，可以用这种技术设计超大型国际汉字字符集的日文、朝鲜文等，甚至于操作系统。
曾初冬所说的我全懂了，我特别激动，并在《计算机世界》和《中国电子报》上发表了有关文章。我一直遗憾靠我自己的力量无法把这种技术推向市场，迄今为止多级结构汉字字库技术及其中文操作系统申请的国家专利搁置在专利局已有4年的时间了。
我相信多级结构汉字技术现在仍然在研制，但当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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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行司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文平台委员会已成立两年的时间，用3句话可以总结：工作有成绩、任务很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文输入法有100多种，字库有10多种，用中文平台可以逐渐由推荐产品形成规范。
中文平台对于任何厂商只是一个标准，当然与任何厂商也有同样的合作。中国应用软件面向国内外市场，但中国应用软件产业要被国外市场接受不是近期目标。大概我从1992年起就答应香港得实总经理张可治，说要去他设在大连开发区的打印机独资工厂看看。直到199年8月底才抽出时间。我为什么想看打印机工厂？这是因为我虽然去过美国惠普激光打印机工厂，我从未去过中国的针式打印机厂。另外，我觉得整天采访主机厂商，了解情况不全面，应该加强外设方面的采访力度。当时中国正处于针式打印机的黄金时代，点阵式、针式打印机价格大约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喷墨打印机价格仍在3000—4000元一台。
已投入6000万美元、占地面积为
现在三得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生产通用针式打印机的历史使命。仅有专用针式打印机在那里生产。
Windows 95发布为什么中国比世界晚一周？原来当时中文版还没准备好。当时微软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杜家滨先生致辞，他说，微软公司用1500人/年的时间研制了Windows 95，已经过3500种应用软件测试，800多种网络应用测试。英文版上市世界各地一周零售百万套，势头超过DOS和Windows（DOS 40天后达到百万套Windows50天后达到百万套）。在中国微软公司和20多家公司合作开发不同版本的应用软件。四通利方外挂式Windows 95比美国英文版还提前6小时发布，内核汉化式Windows 95年底面市。
当时长城集团总经理王之、康柏北京代表处总经理奚祖强也上前祝贺，电子部计算机司副司长陈冲代表电子部祝贺。
我当时注意到在所有来宾中没有英特尔（中国）公司的人，于是我第一个举手提问：Windows 95与OS/2 Warp比较特点是什么？澳大利亚海军风波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没来参加发布会？我的问题刚提出，主席台上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台下一个声音大叫“我迟到了，我在这里”。英特尔（中国）公司总经理陈朝益在台下站了起来，一下子轰堂大笑，全场气氛从紧张变为热烈。
杜家滨在回答我问题时说，澳大利亚海军两周前的Windows 95泄密风波有惊无险，澳大利亚海军已经确认其不会影响安全性，重新订购8000套。
当时Windows 95被微软（中国）描述成石破惊天的世纪盛事，后来Windows 98、Win2000又是什么呢？太过分了吧！不过回头一想，Windows 95才是微软公司第一个正式的自己的桌面操作系统，即DOS还是与IBM共享的产品，Windows 95对于微软公司真正的意义在于彻底独立。
第二天，
4年过去了，OS/2 Warp在哪里？
9月初，在惠普公司向北京大学捐赠 80台计算机及其外设的仪式上，我见到了硅谷、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特，他当年93岁，颤抖的身躯说明他会不久于世，果然他回国没多久就过世了。
几乎在惠普公司捐赠计算机的同时，Sybase（北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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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IBM中国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运行，展出的首批成果就有IBM公司的语音输入系统，而在此之前苹果公司也声称历时8年投资2500万美元，申请20项专利与CCID（电子部计算机与微电子研究中心）合作开发单机语音输入系统。
10月中旬CA董事长王嘉廉访问北京，与交通部、石油部、国际广播电台签定了三大合同。记得新闻发布会在凯宾斯基饭店举行，已经迟到1个小时的王嘉廉说了不到5句话，问记者有什么问题，站在台下面（IT中国记者招待会从来没有站着召开的先例）的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我好像抽空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王嘉廉就走下了讲台神气地消失了。
10月10—14日，′95中国计算机世界展览会在国际展览中心召开。9号是记者招待会，来参加招待会的厂商有30多家，日程表上6个人一组，分什么主机组、外设组、网络组……每人5分钟发言，半小时后给5分钟答记者问，记得1995年、1996年两年都是这样。连续两年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提问，够紧张的。有位记者朋友对我说：克丽，好像我们大家都在陪着你。我不知他这句是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如果谁不愿意陪着我，那就请别参加会好啦，问呗。
此次展览会，首次设立网络馆，还要排队填表才能入内。馆里设有一个ATM、多媒体信息传输的网络演示环境，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3Com、摩托罗拉、Bay等专业网络公司也在其中。
那次展览会上AMD和德州仪器公司很起劲，但他们展出的产品都是486，德州仪器展台上展出了30多种486主机板卡。
当时紧追康柏PC的IBM公司也加入了康柏的联合，它是以OS/2 Warp为加入联合阵营的“礼物”。当时我在文章里提问：联合能成功吗？世界计算机历史上没有联合成功的范例。不过当时Novell公司与康柏公司的联合至今很密切。
这当然不是来康柏公司最大的收获，能看到世界上最壮观的PC工厂才是最大的收获。当时整个康柏园占地面积250万平方英尺，当时有19栋建筑，13栋用来办公管理，6栋作为厂房。6栋厂房占地面积125万平方英尺，每栋房子都用玻璃走廊相连（大概是因为休斯敦夏季太长，天气太热的原因）。我们160多位各国记者参观了实验室、测试室，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玻璃走廊，走着走着，在我的脚下出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再见过的开阔无比的车间(1999年4月中旬我再去，康柏没有让我们参观车间)，这正是世界上最大的PC车间。我站在楼上的参观廊向下看去，面积大约20万平方英尺的车间展现在我的眼前，在车间的左边上方明明白白地写着69 Line，这说明当时康柏车间有69条PC生产线！这不能不使我相信康柏公司每天生产17万台PC的能力。
在第六十七条线上，我看到一个气压机器手正在从纸箱子里提出一台显示器，接在一个键盘上……每条线传送带隆隆作响，车间工人中亚裔很多，他们都没穿工作服。
突然，一股浓郁的咖啡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子，原来正是午饭时间，设立在车间里的快餐店正在接待工人。快餐店设在车间里这个“风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也没有见到过。
当天的品种有炸鸡、意大利面条什么的。
这次大约在美国停留了1周的时间，回国后我在 当时在获悉这些消息时觉得这些事起码在地理空间上离我自己太遥远，可是当我
11月初，Sybase公司用户大会在京召开，当时总裁马克·霍夫曼第五次来中国访问，我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和午宴。当时马克·霍夫曼对Sybase的全球和中国市场都很乐观。他说，1995年上半年Sybase公司营业额4.56亿美元，全球突破10亿美元没问题，在中国国内市场增长130%，从2400万美元会增长到5500万美元。当时System11被他称为1995年的“明星产品”，他还说Only One也是Sybase的“明星产品”，它只需要1MB内存，价格在500美元左右，任何一台PC都可以使用。当时这个产品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看起来，它很有可能是1998年Sybase首推的移动数据库的雏型。
紧接着我几乎同时接到了微软（中国）和DEC（中国）公司的邀请，请我去微软总部、Comdex′95、DEC总部及加拿大工厂参观访问。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出国，因为能与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晔、电子部计算机司副司长张琪、中软公司总工程师唐敏、国家税务总局软件处处长姚琴等人一起出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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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我发现，当时年营业额59.3亿美元的微软公司，一年宣传费用达18亿美元之多。在当时微软1.78万员工中，从事科研的只有5361人，其余的人员从事销售和服务。也就是说微软公司一个编写软件的工程师几乎有两名销售、服务人员为他服务。这是我在微软公司的重要收获。至今为止，国内很多软件厂商科研、销售比例仍然处于“头重脚轻”状。当时我问中软唐敏总工中软公司的销售人员比重是多少？答20%。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微软公司只字不提Windows 95，也就是说Windows 95的宣传已经熄火，4天之后的Comdex′95也是如此，因为Windows 95已成功地切入了市场。在微软公司参观中，好不容易争取到参观网控中心的机会。这是一个具有1300个服务器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它联接了35个国家、5.5万个工作站的3500 SQL Server数据库管理系统，网上98%是Windows NT操作系统。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有人说这其中有8000个“奔腾”在奔腾是怎么回事儿，后来经过有关人士介绍，方知1300个服务器是双备份，每个服务器是有4个Pentium CPU组成，这样一算不止8000个“奔腾”在奔腾呢。
当时中国银行科技司长李晔一个劲地问用什么操作系统协调8000个“奔腾”，介绍人员支支吾吾，李晔和我们大家还是没弄明白。本来银行面临着旧系统向新型系统移植问题，由于没人能说清楚这个问题，李晔说“不敢买这样的系统”。看来主管接待的人很重要，或许就是因为解释不清楚就会失去一个大“单”。
1．6英里的光纤、
在美国拉斯唯加斯Comdex′95展览会上，PowerPC的声势显然比1994年差远了。只有在序厅中有一个身着贴身衣服、相貌出众的Power PC小姐一动不动地造型，看上去不太像真人，有些小伙子不相信这是真人造型，走到小姐面前说，你对我笑笑好吗？
我在展览会转了几圈后发现，展览会规模不如去年，提笔写下《美国Comdex′95滑坡——参展厂商、观众、面积普遍少于去年》。
我在采访中发现，展出面积较94年减少30万平方英尺，参展厂商比去年2200家少200家，预计25万人参观也没有达到……
在新闻中心还获悉：日本Soft Bank出资21亿美元购买了美国Ziff-Davis拥有的Comdex和《PCWEEK》、《PC Magazine》、《PC Computing》及《PC Shoppers》4家媒体，这些媒体拥有900万读者。我连忙将这两篇消息发回北京。
当然，后来是紧张的采访，由于是DEC公司PC部的邀请，所以没完没了的DEC的演示介绍和专访让我烦透了又不敢说，当时DEC的演示选择了DEC Pro6150和SGI Indig02对比，结果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前者更快。现在想起来，如果是前者更快，那么现在会越发觉得前者的消失可惜。
当年Cyrix、AMD、TI展台上展出的都是486主板。苹果展台上在发1995年Dataquest报告，说前3季度苹果装机量为795台。IBM展台上展出AS/400小型机，它已使用Power PC芯片。英特尔公司“展屋”前横写着“Connect Our World”,屋内连续放着这个主题的照片，一屋人看后就向人群发放小水壶、帽子等礼品。微软公司总是在主厅第一个展位，并且总是占有最大的展台，整个展位上都以Back Office为主题。UNISYS展台上出现了“奔腾”PC,当时1GB硬盘（中国1GB硬盘普及是在1998年）、64MB内存（中国64MB内存普及大约会在2000年）。惠普展台上600DPI激光打印机价格为499美元。总之，Comdex′95体现出PC以大公司主导市场，这是我当时写在《Comdex′95述评》（上）的话。
给我震撼力最强的是IBM郭士纳总裁在Comdex′95主题演讲时提出“以网络为中心的时代到来”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直指导着今后的IT业发展，可能在20世纪没有哪位总裁的理论能超过这个高度，就连IBM及郭士纳自己也难以越过自己曾经达到过的这个理论高度。当然1996年5月IBM提出的电子商务概念也是如此。他在演讲中说，计算机经历了以大型机为中心，以个人机为中心的时代，现在到了以网络为中心的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PC机会变成终端机，复杂的网络管理、系统管理、大量交易、海量数据库，可升级服务器、系统集成……会成为IBM和网络世界的真正财富。
如果我当时认真领会他的演说，我就不会对他在半年以后加入NC联盟感到奇怪了，如果我再认真地研究他的演说，他在1999年提出PC时代已经结束也会在意料之中。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出现什么“后PC”,那么百年汽车、50年的电视也没出现什么“后汽车”、“后电视”时代。
在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讲话中我只感到他最大挑战是网络时代，而当时微软的产品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针对Internet，甚至连浏览器都没有。
Novell总裁富兰克也有主题演讲，他说网络的今天到明天是从LAN到WAN。当时我在《网络决战——Comdex′95述评》（中）一文中评论到，在这场网络决战中，人们也看到网络时代的困难。不错，信息时代是我们进入网络为中心的时代，信息来得广、来得快、来得多，但是这些信息怎样更快地被人们接受利用、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否则造成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不少于任何资源浪费所带来的遗憾。还有大量的重复信息给查找者造成时间、精力上的浪费等等必须在网络兴起时考虑……
当时E-mail、网页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但是现在E-mail、信息查找、利用的重复和浪费比我4年前预料的更凶猛。
Comdex′95给我的不止是这些，我在《困惑与烦恼——Comdex′95述评》中写道：一个展台上什么展品也没有，只是几个女孩在翻筋斗这是干什么？真叫我困惑。原来这是一个叫Software Supper的公司在卖服务，用69.95美元就可以买到90天的PC服务。当时我还不明白一些有很大广告牌的公司从单板机到AS/400什么别人牌子的计算机都卖，就是没有自己品牌。这叫计算机第三产。可当时在中国的经销商很受气，谁都看不起，叫他们“倒儿爷”。
我从1992年就发现，SUN、SGI、Oracle、Sybase、Informix、CA、3Com、Bay、Cisco等公司从来不参展也是个困惑。后来我总参加他们的一些用户大会、研讨会，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在展览会上，我还看到把PC变成电视，我说屏幕太小，把多媒体变成音响音质还不行，直到Comdex′98还有类似PC产品推出，也叫我困惑。
当时一个叫Lexi Pen的美国公司就推出了中文手写汉字输入系统；还有防软件盗版的插头锁……这么多年这些玩意儿都上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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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dex′95把我累坏了，记得累得我右手不能用勺子、筷子吃饭，因我的手已累得（提资料）抬不到嘴边，只有用左手吃饭。我的双腿每天走很多路，一双新鞋也出现了“歪底”。然而还有更累的活等着我，但这累很快就被喜悦替代，因为我到了位于波士顿的DEC总部，然后我就要去加拿大（DEC PC北美工厂）了。
DEC波士顿总部是红色的楼房，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半导体工厂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位于波士顿西北方的大约
在加拿大渥太华郊区的雪地里出现的DEC工厂，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想象正确，那雪地里的DEC石碑现在已经换成了“Compaq”的字样。这座1972年建造的工厂当年是生产VAX机的基地，1994年变成了生产PC机。和当初相比，1995年这个工厂比建厂时扩大5倍，拥有50万平方英尺的厂房，有员工720人，5条PC生产线，两条AXP(Alpha机型)生产线，每天可以生产2400台PC，预计，当年这个工厂年产量为150万台左右。150万台！相当于康柏一个月的产量。
由于我参观过康柏69条PC生产线的工厂，再看看这个工厂真是“大巫”见“小巫”。
离开渥太华我们一行（其中有王路）去了多伦多，利用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或许我这一生再也不会为那么美丽、壮观的风景感动得流下眼泪了。当时天气很冷，冷得我到瀑布旁的商店买了顶帽子带在头上，一从商店出来再见到大瀑布时我仍然是那么地感动，再一次流下了赞美大自然的热泪。
回国后，PC市场竞争白热化，韩国三宝公司
接着西门子利多富公司北京代表处又说西门子计划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其中1200万美元做市场拓展……这是不是“吹牛”只有西门子利多富自己审视了。
回国后又是忙着办去德国的手续。是的，1995年12月9—17日，我应西门子利多富北京代表处的邀请第一次到了欧洲德国西门子采访。此时我已是九次去美国采访，我对能去德国十分高兴。我觉得尽管办手续有点费事儿，但是做中国IT记者真好。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欧洲，然而我感受到的却是西门子这个欧洲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公司正渴望走出欧洲”，这是我在访问西门子利多富写出的《走出欧洲——访西门子利多富公司有感》中的一句话。“钟声唤醒了沉睡的法兰克福，大雪掩盖不住慕尼黑的万种风情，凄美的教堂耸立在柏林繁华的街头……”如今我看到当年《走出欧洲》的开头仍然能感受到德国城市的魅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158位记者在各种场合数遍地听着西门子利多富各位主管们的呼声：我们希望能在2000年市场1/3在德国，1/3在欧洲、1/3在欧洲以外。奇怪他们怎么不事先协调一下说一次就够了，怎么总说？全世界的记者都觉得此事好笑。
据说利多富是个人名，他生于1925年，1947年从大学退学，自办了以其名命名的利多富公司，1986年去世后，公司经济遇到困难。1990年东西德统一之际，与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西门子公司计算机部合并。1995年西门子总公司营业额达900亿马克，其中西门子利多富这个全资子公司营业额为128亿马克（当时1.4马克约为1美元）。从1990年至1994年止，西门子与利多富（通称SNI）合并累积亏损20亿马克，员工从5.2万人减至3.7万。但到1995年西门子利多富经济状况出现转机，订单增加17%，总收入增加23%，税后利润为2300万马克（实际上利润才约为千分之二），尤其在国际市场增长17%。当时西门子利多富65%的收入来自德国，27%来自欧洲，8%来自国际市场。
发布会后是记者提问，不知怎么搞的这次西门子请的记者大都是非专业报记者，他们的问题也大都是些环保之类的问题，开始我没做声，后来我忍不住了递上去三次纸条，三次纸条上共有9个问题。
要进入国际市场肯定要进入国际最大的美国市场，西门子利多富凭什么能够进入美国？如果进不了美国，西门子肯定要进入增长最快的亚洲市场，又靠什么进入亚洲市场？在西门子利多富的收入中，38%来自于产品，40%来自于系统集成，22%来自于服务性的应用产品，这个比例合理吗？……
主持人念出了我的部分问题，在前几个问题上他们的答案我一点也不满意。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他们认为应用服务产品比例在40%以上是合理的。我在
这座建于18世纪查理大帝时代的小城，有54万居民，SNI工厂以前就是利多富公司所在地。35万平方米小型机生产线用白色统一起来，生产线的工人身穿白色大褂，这和我以前参观过的IBM、DEC、惠普、SUN、微软、SSA等公司风格不同，倒有点像我早年所工作学习过的日本工厂。生产线上所有生产设备（波峰焊接机等）几乎都是西门子生产的，这个特点也有点像日本，据介绍，西门子从来不进口国外生产的设备。我发现了SNI的一台模拟测试设备是意大利进口的。
SNI小型机生产线几乎是全封闭式的，当年这条生产线生产1.5万套小型机设备，总装线上有60个人，每年给西门子带来20亿马克的收入。SNI总装测试台上，一台设备可测试8台小型计算机系统，当时我提问总测试台的合格率是多少，有关人员告诉我大约98.5%，产品更新用多长？答“每天都有新技术、工艺、结构上的改动”。1995年正值Unix系统的黄金时代，SNI Unix MIPS芯片小型机为欧洲第一品牌。在离慕尼黑大约
当时我问SNI认为最大的PC竞争对手是谁，答：惠普。当时惠普PC正处于世界第四名（世界前三名康柏、IBM、苹果）。SNI PC生产线与小型机生产线同样，西门子设备占90%，主要零配件70%是OEM产品。在SNI PC生产线处我竟然看到一条键盘生产线，难道SNI真的自己生产键盘？不错，激光刻字机几分钟就刻成一个键盘。当时我对一起参观SNI PC生产线的同行们说，就凭SNI自己生产键盘这种方式，SNI PC就没有竞争力。果然，在1999年再也听不到SNI PC的声音了。
在德国的时间紧张极了，当时SNI的组织者恨不得把日程安排到秒级，用我们几个记者在背后的话说，恨不得把“每个记者的脑袋砸开把资料往里面塞”。真的，在参观了工厂之后又带我们去了汉莎航空公司、柏林保险公司、德意志银行（供水供电系统及自助服务、护照指纹辨别系统……），当汽车几次路过马克思广场和柏林大教堂时，我都十分想拍张照片留念，可是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停车，最后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们一行女记者们十分同情我，且有同感，而男记者们都嘲笑我，记得当时计算机世界李良玉副总编辑特意找我谈话，说我已是个“有名的记者了，为什么还这么幼稚”，我知道他是好意，我的确有点丢人，但是没办法，我是掩不住我内心的感受。
为此，我狠狠地打了什么亚洲总裁一拳，他还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实际上我恨透了他。1997年我又一次来到柏林大教堂，为了解当年之恨，我自己几乎拍下了一卷胶卷“报仇”。
总结1995年整个IT市场我用了《网络风暴席卷全球——′95世界计算机产业市场回顾》作为标题。在这约8000字的作品中我发现，IBM公司营业额首次突破700亿美元，达到了719亿美元，自1964年以来，IBM公司营业额一直在620—660亿美元徘徊30多年。由一个硬件公司变成了硬件营业额（356亿美元）到1995年还占不到一半的公司。当年软件营业额为126亿美元，服务为127亿美元。也就是说IBM一直把持软件产业之冠到1998年（1998年微软软件营业额首次超过IBM公司，达144亿美元）。
当年，IBM公司利润为63亿美元，整个业界对郭士纳的经营才能一片赞扬。就在1995年，惠普公司营业额突破300亿美元，达315亿美元，超过DEC公司一倍之多，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计算机业老二（在此之前，DEC一直是第二大计算机公司，它说惠普营业额中有些来自于打印机、仪器仪表，到1995年惠普称自己收入80%来自于计算机类产品）。而DEC当年（财年）营业额仅为138亿美元，亏损1.2亿美元。
1995年康柏公司营业额达135亿美元，苹果公司营业额为111亿美元，微软公司1995财年营业额为59.4亿美元，SUN公司营业额为59亿美元，宏公司年营业为57亿美元，Dell公司营业额为50亿美元，Oracle公司95财年营业额30亿美元。当年PC市场总量为8500万台，排名顺序为康柏、苹果、IBM。整个欧洲市场前三季度PC市场总量为118万台，欧洲PC市场排名为德国280万台、英国230万台、法国180万台、意大利90万台。在欧洲市场各国际品牌厂商分别是康柏、IBM、苹果、西门子利多富、惠普。
当年亚洲地区PC市场平均增长55%，其中，中国市场增长116%、新加坡增长128%、澳大利亚增长143%、日本增长235%、泰国增长248%。之所以1995年PC市场增长除了当年全球经济因素以外，网络风暴给PC带来了第二次生命。1995年Internet已联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10万个子网，700多万台PC和计算机上。
当年Cisco是专业网络最大的厂商，年营业额为24亿美元。
1995年我国计算机进出口贸易连续顺差。我在海关总署采访时获悉，这一年的1—11月份我国类产品出口贸易额为40.5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22亿美元。在采访中还获悉：独资企业出口为冠军达15.7亿美元，国有企业为亚军为11.1亿美元，合资企业位居第三为10.5亿美元。当时我在此条消息中加了评论式的结尾写道：有关专家认为，到本世纪末我国计算机产品出口会突破百亿美元。没想到事实比我这个“专家”预言提前了一年的时间。
在回顾1995年国内计算机企业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年国产品牌只占了整个市场115万台的五分之一。当年营业额为71万元的联想集团，1995年各类PC销量突破了10万台，华胜集团营业额为1.8亿元，中软公司年营业额为3亿元，亏损2000万元。当年营业额为10亿元的海星集团从年底开始做品牌PC。也就是说1995年根本没有同创、和光、实达等国产品牌PC，当年国外品牌在国内市场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在1995年“三期日贷”48个项目的国际招标中，国内计算机厂商中标17个，约占2亿美元金额的34.2%，占项目比例的36%。从整体市场份额来看仅有五分之一市场份额的国产品牌，却争得34.2%国际标书，说明其市场冲劲和竞争力。当时我预言，在1996年国产品牌的竞争力会更加体现出来。
1995年中国市场约有58万台打印机市场，其中约有6万台激光打印机，8万台喷墨打印机，整个市场以惠普、爱普生、佳能、得实四家为主。
1995年网络专业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状况是，3Com突破3000万美元，摩托罗拉信息系统部为2500万美元，Cisco、Bay Net work有100%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