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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摸爬滚打(上)

中关村在线 05年04月15日 【原创】 作者: 中关村在线 刘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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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前前后后,计算机市场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6月初,中国计算机市场告急:我国3家骨干生产企业一季度利税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长城集团公司下降65.7%,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下降55.28%,山东浪潮集团下降33.9%。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1992年初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1991)控购第25号文件,将PC列入“控购”产品。虽说“控购”不等于禁购,但河北、四川、湖南等地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例如:当时河北省要求购买PC履行逐级审批手续。四川省财政厅规定“凡购买PC、办公用印刷系统的企业单位,均增收控购调节税5%”。湖南省则增收PC控购税10%。北京采取“PC控购专卖商店”的审批办法。当时只有北京计算机三厂和联想集团获准成立PC控购专卖商店。

    当然,现在的许多人都不理解那次“控购”,甚至很难想象国家会对PC实行控制购买。我也不理解,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当时的“全国控购办”。尽管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控购办”的地点在哪里,但是我的作品中记录了当时“控购办”地方处负责人王梅梅对我的问题的回答。当时她说:“将PC列入专控项目,主要是针对某些行政事业单位。他们不从国家的利益和本单位的条件出发,片面追求办公自动化。明明打字机可以解决的办公自动化问题,非要购买286386甚至486 PC。还有些单位刚买来的286还没学会使用,甚至作为计算器、游戏机,没几天又要申请386486高档PC。还有些单位不顾自身条件是否需要,将便携式PC作为一般办公用品发给职工了,所以将PC列入专控商品,从宏观上说是必要的。”

    当时有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286386大约3万元人民币一台,[HJ*4/7]家用PC十分少见,应用软件则更少,在DOS下有什么游戏软件?有什么应用软件?也没有InternetPC能干什么呢?无论“控购”与否,国家要控购总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没过几个月,市场将控购弄成了不了了之。

       1992年是中国PC市场的分水岭。为什么说中国的PC市场以1992年为分水岭呢?现在回忆起来原因是:1989年到1992年治理整顿期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计算机市场进入了空前开放阶段。就在1992年以微软、康柏等为代表的软、硬件世界级的大公司开始进入中国。

    还有一个原因是前面说过的1992年《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实施,使中国软件产业空前活跃。610,有10家国营、集体及个人在计算机软件登记中心领取了软件著作权证书。当时领取920001号的著作权证书的人是四通公司代表王辑之总工程师(登记产品为四通英汉电子辞典V1.0、肖码易学快速中文输入)。当时他十分激动,他说他感到十分光荣。

    当时我就有关问题采访参与起草《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机械电子部计算机司软件处处长陈冲(现任信息产业部信息产品司副司长)时了解到,按照伯尔尼公约规定,软件编写好后就自动享有被保护的权利,不需要履行登记手续。当时国外软件公司和有关舆论对《条例》也有看法,后来在解释这方面的问题时,有关负责人说,在软件编写好之后,即使是不登记,在发生著作权纠纷之后再登记也给予保护。

     199210月份以前,在中国最活跃的外商是AST公司,号称当年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当年他们的每次活动我都参加,每次他们都在“爆炒”家用电脑。记得有一次展销会我差点儿和他们的人员吵起来,他们说是他们引导家用电脑市场。我说:“你们要引导是你们的事,两三万元一台的286PC,一般的工薪家庭是买不起的。我认为要降到40005000元一台,工薪族[HJ]才可能产生购买欲望。如果你们坚持你们的观点,并且这样做,那吃亏的是你们自己。”

    当然后来AST的没落并不是因为盲目地提早在中国“爆炒”家用电脑,原因很多,那是后话。1992年6月23日IBM北京代表处在国内首次介绍RS/6000工作站。这个当时问世两年的工作站(RS/6000正式推出时间是1990年2月),在市场上不是惠普、SUN、SGI的对手,而在技术上则把IBM、摩托罗拉、苹果刚刚宣布合作的PowerPC芯片首先用于RS/6000主机,不知为什么RS/6000工作站的宣传、包装一直都少于IBM的其他产品和竞争产品。到1999年底RS/6000在全球装机量为100万台,在中国达1万台。仅在1997年RS/6000作为“深蓝战棋王”平台达到过一次高潮。一年之中能听到一次RS/6000产品的声音就算奢侈的了。尽管如此,IBM公司也好,IBM(中国)公司也罢,都不会承认RS/6000系统的市场不好。我也说不出什么RS/6000系统市场不好,只在感觉上认为,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RS/6000一大堆如何如何之好,但就是听不到市场如何如何“火”。或许真正的原因是它运用于是科学计算,计算的应用领域本身就没有PC服务器火。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叫好不叫座(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座位”)的技术产品还不止一个。1992年7月1日 AT&T公司给我发了一篇能够现显示人类大脑活动的图像技术的说明文章,说当时贝尔实验室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利用人类思活动时,脑血氧增加时的信号生成图像,是核磁共振图像技术之变异等。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懂其意思,我懂与不懂倒没关系,重要的是7年过去了,也没听说过这个技术走向实用。

    或许国内外计算机相关的高技术、好技术还有许多刚问世就夭折了的,当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事儿,直到1995118我去微软公司访问以后,才认真想过这是怎么回事儿回到1992年中期,这期间北大方正(当时叫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和北大新技术公司)的彩色电子出版系统走向了实用阶段。当时全国装机量(包括黑白)已达到500套,《解放军报》、《科技日报》、《澳门日报》、香港《大公报》等都用上了他们的电子出版系统。我在参加他们几次市场活动,听了王选教授演讲后,接受了他的诸多关于电子出版系统的技术路线观点。同时,我也关注着华光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市场,当时方正与华光刚分家,且竞争激烈,加之外商也正在插足刚刚被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夺走的市场,电子出版系统市场远远不像今天这样稳定。

    当时王选教授告诉我,1975年国外西文照排第三代产品已投放市场,38岁的王选教授开始研究中文电子出版系统,当时在“战略”上的选择是略过123代激光照排机直接瞄准了国外正在研制的第4代激光照排机。基于“战略”上的选择,1984年“战术”上开始为当初的华光Ⅳ型设计解释版面的描述信息,产生字型点阵、产生图形、图像点阵控制器——栅格处理器。这种栅格处理器上所用的字型复原是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字型还原速度是10/秒。到了1991年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设计用了集成度更高的专用芯片RIP,使轮廓描述的还原速度提高到1MB/秒,分辨率达3000DPI,也就是说一张四开的报纸版面文字与图片同时可扫描处理、标色、编辑、加网络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3050分钟。这只是当时的速度,当时王选就预言在未来5年内,采用专用芯片RIP的速度分辨率、价格等还有突破。

     7年后的今天,RIP第七代产品用软件写成,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1020分钟了。说明王选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有数,因为以后几代产品的蓝图正在研制或准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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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从1985年开始研制的页面描述语音(PDL)技术,将各种排版信息用密码总汇在一个页面上,用电话线传输,十几分钟就可以传输完一张报纸,十几分钟以后又能解码复印。文字信息压缩这种技术90年代以后在中国综合类报业开始利用。1992年秋天之后我陆续多次去美国采访,在美国UA航班上能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使我的同行们不解。我曾经几次骄傲地向他们宣传:这就是北大方正的远程传版技术的应用,这是咱们中国的“专利”!在撰写此文时北大方正集团告诉我:现在的远程传版技术可压缩成现实信息的1/101/30

    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自1988年就建立在刚刚问世的MS-Windows上。当时Windows操作系统前途不明朗,北大方正出版系统应用软件WITS就决定建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是冒着技术与市场风险的。1990Windows 3.0版推出,支持了图形界面,需要的是在此上开发的程序模块可以动态链接和互换,得到国外主流应用软件开发商的支持,北大方正开发的WITS成为国内第一个大型Windows应用软件。也就是1992年,中国印刷界彩色革命开始,到目前为止,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占整个市场的90%

    似乎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在技术市场上连连取胜,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是完美无缺的,是这样的吗?王选教授并不这样认为,1997年一次采访中,听到我的问题他十分认真地想了想说:“北大方正1996年推出跨Mac OS平台的‘飞腾’系统似乎是晚了两年。”

     19926月对于中国计算机业界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对于世界计算机业界来说也是如此。616Unix阵营组织者之一的USLAT&TNEC、富士通、SUN等公司为核心于198810月成立)毅然决定采用OSF/1的网络环境,分步式计算、分布式管理等技术规范,立即得到了OSF(以IBMDEC、惠普、Dell等公司为核心)组织的支持,并推出4.2版,平息了Unix操作系统技术长达5年的世界大战。

       Unix操作系统技术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正是PC价格战开始之日。19926月康柏在将各种档次PC价格平均下调30%,从此由康柏公司引发的PC“价格战”,一直打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当年康柏开始降价后,毛利从原来的30%降为12%。引人注意的是,康柏公司的“价格战火”两个月后蔓延到了中国。199288,当时中国PC的“国家队”“一号选手”长城集团宣布长城系列PC价格平均下调40%,其中386/25c以下的产品价格平均下调37%386/33C降价幅度为43%。当时降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说过的19926月以来我国恢复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大局似乎已定,长城集团PC价格下调是要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实际上,这是有长城品牌PC以来第5次降价。可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感受到了PC降价的震动。

     有人会问,19926月联想集团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用外商产品开拓自己的产品渠道(199212月联想集团推出11家用PC)。到19991210我才知道,1990年联想集团正在经历当时没有PC生产许可证的痛苦。

     前面说过,1992年是世界、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分水岭”,惠普公司宣布了1.3英寸硬盘。当时这个产品在技术上给传统的硬盘一个挑战。挑战归挑战,惠普 1.3英寸的硬盘只能写在计算机外设的历史中,没有成为市场现实。1996年我去惠普总部访问时,安排我访问路普莱总裁,我向他提出了“惠普有没有失败产品,1.3英寸硬盘是不是惠普的失败产品”的问题时,他同意了我的结论。至于为什么会失败,19929月我在IBM硅谷Advence硬盘工厂中找到了答案。

     尽管19927月已是DEC Alpha芯片及系列机问世的“前夜”,可是DEC公司还是一口气儿宣布了13OpenVMS/VAX机。725VAX/10000机在北京宣布,当时其CPU主频仅为91MHZ,这13种产品被命名为“Alpha Ready”。

      1992年中期,中国计算机市场沸沸扬扬,一些在中国已消失多年的厂商,还有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厂商开始蠢蠢欲动。7月下旬,在中国市场消失6年之久的美国数据公司宣布6种大中型机,说是采用WASHI芯片和摩托罗拉88100 RISC芯片,速度为72MIPS235MIPS(每秒执行指令次数,目前大都不用这种指标)。8月中旬韩国三星、金星公司在中国招兵买马成立办事处,8月下旬康柏、8月底CDC(现在已没有音信)、9月上旬微软、10月中旬SCO公司纷纷在中国露面。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IBM公司,当时我和IBM公司北京代表处有7年的交情,首席代表王学猛是位十分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是中国计算机厂商中的上层“外交家”,他经常读《中国电子报》,在几次发布会后认识了我。我记不得是在19927月份的哪一天了,也许是更早些时候,我接到王学猛的电话,邀请我到香格里拉饭店吃早饭,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商量。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是好奇多于高兴,我当然高兴他那么信任我,我更好奇的是他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呢?这事情会不会成为我的独家新闻呢?

     我早早地起床,正点到达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厅。在这之前我从未和领导在什么酒店吃过早餐,这对我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价格都是无比奢侈的。我带着激动和好奇来了,学猛高高兴兴地向我道歉说,他只有早上有时间,上午他就要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并没有主动问他什么事情,而是坐下来就开始大吃,大吃之前还告诉他我不会用刀叉,吃相也不好看,自嘲完之后就哈哈大笑,大笑后双方都松弛了不少。

    吃饭期间,学猛总是在问我一些市场上的数字,例如中国1991PC销量等等问题,别看我手脚很笨吃相不好,可对数字格外灵通,随他问好了,答不出来就算给他听,听得他点头称道。

  “IBM公司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你看投入多少资金才合适?”突然间他把话题一转问我,我当然很震惊。学猛怎么会问我这么重要的问题,我值得他如此信任吗?

  我想了一秒钟回答他说:“起码要1000万美元才合适。”

“有什么根据?”学猛放下手中的刀叉,紧问我。

“惠普在中国已有两家合资公司,据我了解,两家合资公司共同投资约990万美元,IBM年营业额640亿美元,惠普年营业额145亿美元,IBM公司比惠普公司大得多,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投资起码应该大于惠普两个合资公司的总额。”我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刀叉,嘴里还嚼着我爱吃的食物,顺口而出。

    我见学猛脸色变得严肃无比,连连点头。大约40分钟以后我们结束了早餐,学猛把我送上了出租车,我在出租车上还想我的话能起多大的作用,我是说少了吧?我应该说IBM公司年营业额是惠普公司年营业额的4倍,IBM(中国)独资公司应该投资40005000万美元才行!再一想,我算什么?学猛只是探探虚实而已,没准成不成立还是个问号呢。

    我很快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因为还有件激动人心的事儿等着我呢,那就是199294103,我应邀去美国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首届华人电脑大展。这是我自19884月以后第二次去美国采访。

    谁知,正在我激动无比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份红底金字的请柬:92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晚宴在中国大饭店举行。记得我十分认真地对待了这次晚宴,我穿上了黑色镂空低领上衣,和金底黑花长裙子,到了宴会会场,我在主桌找到了学猛,他见到我如此打扮高兴地与我握手问候。我在他耳边悄悄地问他:“IBM(中国)投资多少?”

“就是你告诉我的1000万美元,”学猛神秘地笑了。

    他这一笑我后悔极了,我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说3000万、4000万、5000万美元。我能说!我也不是瞎说(因为当时IBM公司的营业额是惠普的4倍之多)!至今我还为此事后悔。不过我一想起此事,还会用我的话到底对学猛做决定起多大作用为自己开脱。好几次我问学猛:是不是我对IBM独资公司说少了,学猛始终笑而不答。

     28很有意思,至今想起此事还觉得很有意思。到现在我还与离开了IBM(中国)公司,曾在亚美达科公司、斯普林斯特公司、FLAG公司任首席代表的王学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在他举办的宴会上见面。1997年他还曾到过《每周电脑报/PCWEEK》我的办公室,说起当年的经过我们都感到兴奋无比,我与学猛的忘年交给我带来一种参与独资企业建立的经历。

    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晚宴之后的一天,我采访了前来参加独资公司成立的IBM副总裁刘天博士(Nek.chafenbach),这位在IBM已工作了24年的哈佛大学工商学士对我说:“让IBM(中国)成为中国IBM,成为中国的财富。”这话我爱听。在此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专访还加了600字的短评《高技术嫁接的赞歌》。

   就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的第七天(即99),微软与北大新技术公司联合在王府饭店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个月前在美国发布的LanManager2.1。当时微软公司在中国连办事处都没有,至于当时的什么LanManager2.1是早已发布过了的。记得我是最后进发布会场的,会场前二排没有任何人,我一进去就坐在第一排(我总是喜欢第一排)。当时担任微软中国业务总裁的杨绍纲正在讲话,他说1991年微软公司年营业额28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55%,说明了90年代软件发展的后劲。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Windows 3.1版的后继产品是Windows NTNT是“新技术”的英文缩写,预计93年底、94年初向世界宣布。实际上Windows NT1993524向全世界发布。

    这次发布会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网络结构中,除主机系统以外还有Client/Server结构,1992107我发表在《中国电子报》上杨绍纲的专访中第一次向读者介绍了Client/Server结构,它能使整个网络中的服务器、终端的处理能力达到平衡。

    肯定还有记者比我更早介绍Client/Server结构,我只知道从我听说Client/Server19981110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Oracle用户大会,Larry Ellison总裁宣布Client/Server时代的结束(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仅仅6年的时间。

    不过,对于微软公司来说,这次发布会的收获之一应该是认识了我,从此我与微软公司开始了交往。不管是微软(中国)公司的人总是在责怪我经常写微软公司的坏话也好,还是有些读者认为我有意无意地吹捧微软公司也罢;不管有谁说我是微软的“汉奸”也好,还是哪位读者说我替微软宣传是为了给中国软件业找出路也罢;不管是微软公司设办事处也好,还是成立中国独资公司也罢;不管是当初那个代表处负责人田本和也好,总裁杜家滨、过去的总经理吴士宏、代总经理罗麦克,后来总经理高群耀也罢;不管是过去的市场总监林宜华也好,还是现在的产品市场总监闫光、李浩也罢;对我来说指责和夸奖都无所谓,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于这个创造了20世纪PC软件产业奇迹的公司,7年来我没漏报过任何事件、产品和新闻,也没有只是一味吹捧地报道它的新闻。

      1992年底某个公关公司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微软公司北京办事处田本和在审阅发布会记者签名时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厉声说:“连刘克丽都不认识还做什么公关公司!”于是这家公关公司找到我,叫我千万要来参加会议,否则他们的客户会不高兴的。多少年之后我和杨绍纲(1998年底他辞职去了DEC(中国)公司)谈起这件事,绍纲说:“第一次发布会上,我以为你是台湾记者。”我听后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像台湾记者?

    他说:“因为大陆的记者不爱提问题。”这说的是7年前的事,现在听起来杨绍纲像是胡说八道,每次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抢着提问。不过当时的确是那样,当时几乎每次发布会都是我一个人提问,问完就散会,即使是这样也有人不高兴,烦我没完没了地问。我才不管人家烦不烦,问问题、问有水平的问题是我的职责,谁也管不了。你不问,是你问不出来,你不问那你来干什么?

      19929月,我应美国华人电脑商会的邀请和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夏云升、副总编李琼瑞一起去美国参加Compuexpo92首届全美华人电脑大展(后来听说办过第二届),同时通过我与惠普、SUNIBM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关系,访问了这些公司。

    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听到、看到了多媒体产品。要问Compuexpo92展览会上什么产品最时髦?什么产品最有前途?什么产品独领风骚?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参观者得出一个结论——多媒体软件技术产品。这是从展览会上发回来的报道。现在看来多么平凡,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个新产品,如今如果哪家PC机上不带多媒体功能那才叫新闻呢。另外,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接触了Novell公司产品,此次展出了可使用户在PC上使用Unix操作系统的约1000美元的软件。现在看来真是画蛇添足。1000美元干什么不行,干嘛要用在使PC运行Unix?可当时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992919,我们在美国访问了IBM公司设立在硅谷101号公路旁的ADSTAR硬盘工厂(IBM公司美国工厂,我曾去过硬盘、PC工厂,两次去过AS/400工厂,第二次R/S6000工厂已搬到了AS/400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罗彻斯特工厂,还去过IBM纽约附近的总部,也就是说我曾经5次访问过IBM)。这是我第一次访问IBM工厂,当年IBM遍布在日本、德国、巴西、美国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工厂统称ADSTAR,共有1.7万名职工,每年为IBM公司创造87亿美元产值。

   在IBM硅谷ADSTAR工厂我了解到了磁带机的发展历史,1985年IBM大型机上所配备的磁带机每盘容量200MB字节,1988年每盘磁带机的容量增至600MB字节,1990年再次利 AT&T公司给我发了一篇能够现显示人类大脑活动的图像技术的说明文章,说当时贝尔实验室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利用人类思活动时,脑血氧增加时的信号生成图像,是核磁共振图像技术之变异等。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懂其意思,我懂与不懂倒没关系,重要的是7年过去了,也没听说过这个技术走向实用。

    或许国内外计算机相关的高技术、好技术还有许多刚问世就夭折了的,当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事儿,直到1995118我去微软公司访问以后,才认真想过这是怎么回事儿回到1992年中期,这期间北大方正(当时叫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和北大新技术公司)的彩色电子出版系统走向了实用阶段。当时全国装机量(包括黑白)已达到500套,《解放军报》、《科技日报》、《澳门日报》、香港《大公报》等都用上了他们的电子出版系统。我在参加他们几次市场活动,听了王选教授演讲后,接受了他的诸多关于电子出版系统的技术路线观点。同时,我也关注着华光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市场,当时方正与华光刚分家,且竞争激烈,加之外商也正在插足刚刚被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夺走的市场,电子出版系统市场远远不像今天这样稳定。

    当时王选教授告诉我,1975年国外西文照排第三代产品已投放市场,38岁的王选教授开始研究中文电子出版系统,当时在“战略”上的选择是略过123代激光照排机直接瞄准了国外正在研制的第4代激光照排机。基于“战略”上的选择,1984年“战术”上开始为当初的华光Ⅳ型设计解释版面的描述信息,产生字型点阵、产生图形、图像点阵控制器——栅格处理器。这种栅格处理器上所用的字型复原是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字型还原速度是10/秒。到了1991年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设计用了集成度更高的专用芯片RIP,使轮廓描述的还原速度提高到1MB/秒,分辨率达3000DPI,也就是说一张四开的报纸版面文字与图片同时可扫描处理、标色、编辑、加网络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3050分钟。这只是当时的速度,当时王选就预言在未来5年内,采用专用芯片RIP的速度分辨率、价格等还有突破。

    7年后的今天,RIP第七代产品用软件写成,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1020分钟了。说明王选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有数,因为以后几代产品的蓝图正在研制或准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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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至今想起此事还觉得很有意思。到现在我还与离开了IBM(中国)公司,曾在亚美达科公司、斯普林斯特公司、FLAG公司任首席代表的王学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在他举办的宴会上见面。1997年他还曾到过《每周电脑报/PCWEEK》我的办公室,说起当年的经过我们都感到兴奋无比,我与学猛的忘年交给我带来一种参与独资企业建立的经历。

    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晚宴之后的一天,我采访了前来参加独资公司成立的IBM副总裁刘天博士(Nek.chafenbach),这位在IBM已工作了24年的哈佛大学工商学士对我说:“让IBM(中国)成为中国IBM,成为中国的财富。”这话我爱听。在此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专访还加了600字的短评《高技术嫁接的赞歌》。

     就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的第七天(即99),微软与北大新技术公司联合在王府饭店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个月前在美国发布的LanManager2.1。当时微软公司在中国连办事处都没有,至于当时的什么LanManager2.1是早已发布过了的。记得我是最后进发布会场的,会场前二排没有任何人,我一进去就坐在第一排(我总是喜欢第一排)。当时担任微软中国业务总裁的杨绍纲正在讲话,他说1991年微软公司年营业额28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55%,说明了90年代软件发展的后劲。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Windows 3.1版的后继产品是Windows NTNT是“新技术”的英文缩写,预计93年底、94年初向世界宣布。实际上Windows NT1993524向全世界发布。

    这次发布会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网络结构中,除主机系统以外还有Client/Server结构,1992107我发表在《中国电子报》上杨绍纲的专访中第一次向读者介绍了Client/Server结构,它能使整个网络中的服务器、终端的处理能力达到平衡。

    肯定还有记者比我更早介绍Client/Server结构,我只知道从我听说Client/Server19981110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Oracle用户大会,Larry Ellison总裁宣布Client/Server时代的结束(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仅仅6年的时间。

    不过,对于微软公司来说,这次发布会的收获之一应该是认识了我,从此我与微软公司开始了交往。不管是微软(中国)公司的人总是在责怪我经常写微软公司的坏话也好,还是有些读者认为我有意无意地吹捧微软公司也罢;不管有谁说我是微软的“汉奸”也好,还是哪位读者说我替微软宣传是为了给中国软件业找出路也罢;不管是微软公司设办事处也好,还是成立中国独资公司也罢;不管是当初那个代表处负责人田本和也好,总裁杜家滨、过去的总经理吴士宏、代总经理罗麦克,后来总经理高群耀也罢;不管是过去的市场总监林宜华也好,还是现在的产品市场总监闫光、李浩也罢;对我来说指责和夸奖都无所谓,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于这个创造了20世纪PC软件产业奇迹的公司,7年来我没漏报过任何事件、产品和新闻,也没有只是一味吹捧地报道它的新闻。

     1992年底某个公关公司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微软公司北京办事处田本和在审阅发布会记者签名时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厉声说:“连刘克丽都不认识还做什么公关公司!”于是这家公关公司找到我,叫我千万要来参加会议,否则他们的客户会不高兴的。多少年之后我和杨绍纲(1998年底他辞职去了DEC(中国)公司)谈起这件事,绍纲说:“第一次发布会上,我以为你是台湾记者。”我听后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像台湾记者?

    他说:“因为大陆的记者不爱提问题。”这说的是7年前的事,现在听起来杨绍纲像是胡说八道,每次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抢着提问。不过当时的确是那样,当时几乎每次发布会都是我一个人提问,问完就散会,即使是这样也有人不高兴,烦我没完没了地问。我才不管人家烦不烦,问问题、问有水平的问题是我的职责,谁也管不了。你不问,是你问不出来,你不问那你来干什么?

        19929月,我应美国华人电脑商会的邀请和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夏云升、副总编李琼瑞一起去美国参加Compuexpo92首届全美华人电脑大展(后来听说办过第二届),同时通过我与惠普、SUNIBM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关系,访问了这些公司。

     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听到、看到了多媒体产品。要问Compuexpo92展览会上什么产品最时髦?什么产品最有前途?什么产品独领风骚?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参观者得出一个结论——多媒体软件技术产品。这是从展览会上发回来的报道。现在看来多么平凡,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个新产品,如今如果哪家PC机上不带多媒体功能那才叫新闻呢。另外,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接触了Novell公司产品,此次展出了可使用户在PC上使用Unix操作系统的约1000美元的软件。现在看来真是画蛇添足。1000美元干什么不行,干嘛要用在使PC运行Unix?可当时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992919,我们在美国访问了IBM公司设立在硅谷101号公路旁的ADSTAR硬盘工厂(IBM公司美国工厂,我曾去过硬盘、PC工厂,两次去过AS/400工厂,第二次R/S6000工厂已搬到了AS/400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罗彻斯特工厂,还去过IBM纽约附近的总部,也就是说我曾经5次访问过IBM)。这是我第一次访问IBM工厂,当年IBM遍布在日本、德国、巴西、美国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工厂统称ADSTAR,共有1.7万名职工,每年为IBM公司创造87亿美元产值。

    在IBM硅谷ADSTAR工厂我了解到了磁带机的发展历史,1985年IBM大型机上所配备的磁带机每盘容量200MB字节,1988年每盘磁带机的容量增至600MB字节,1990年再次利用轨道加密2倍达18个轨道,每盘磁带容量1.2G字节,1991IBM利用磁带变厚工艺,达到每磁盘容量2.4G字节。同样大小体积的磁带机在6年内密度加大12倍,每年价格下降30%,变化中有一点没变,那就是磁带机的体积和规格没变,这是为了保证和以前的磁带兼容。现在磁带机容量已上百G了。这也证明了惠普 1.3英寸硬盘因为不能与传统硬盘兼容,所以没有成功的结论。

    当年(19851990)的硬盘每平方英寸从2000字节增至900万字节,如今这个指标达到1G字节;当年磁盘价格为12美元/MB字节;如今价格下降到0.14元人民币/MB字节;当年的光驱2美元/MB字节,如今16倍速650MB字节光驱价格300元人民币,合一兆字节0.4元人民币,这就是计算机外设的发展速度,这就是当年采访IBM硅谷ADSTAR工厂我留下的宝贵资料,这就是计算机外部存贮设备发展的历史。

    那天午饭被安排在ADSTAR接待中心食堂,IBM硅谷软件所汤威颐博士(后来也多次访问中国)与我们共进午餐。他告诉了我一个产品决胜市场的公式:价格×质量/速度。现在看来,这个公式还十分准确。

       91618日,我们还分别访问了惠普和SUN公司。当时惠普刚刚推出1.3英寸硬盘,声称500美元投入市场。当时SUN公司正在研制64位字长,128位浮点处理能力加Ultra Sparc芯片,并声称要向20家半导体厂商发放许可证。

    我10月初从美国回国以后,国内的多媒体技术产品市场开始炒作,1027香港镭射与日本EIZO公司在北京举行多媒体会议传真系统研讨会,接着全国性的多媒体产品开始了市场进攻。

29

        19921029,我在北京参加了《国际标准通用汉字编码字库集研究系列成果》发布会,会上获悉:中、日、韩文 字编码标准已经统一。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汉字在计算机中都有对应的编码,自有计算机汉字文字处理以来,使用汉字的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计算机中的汉字编码都有所不同。19902月以来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机电部计算机司、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组织了国内计算机专家、文字专家及海内外同行,将5万条源编码汉字认同与甄别,为国家标准、中日韩研究组、国际标准组织输出了中、日、韩统一的编码汉字集。这个汉字集涵盖了海峡两岸、中、日韩13个源字集,6万余字的多汉字数据库。7年过去了,这个标准运行得怎么样呢?只有问号,没有答案。

    在我1992年的作品中我发现,1030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长城集团公司代表中国各计算机厂商与美国微软公司在北京签署了MS DOS 5.0中文操作系统销售许可证协议,在这篇文章的背景中我还发现了当时PC在全世界市场的销量为2300万台,到1999PC全球销售了上亿台。

    长城集团在此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宣布推出14个计算机应用系统。在此之前(1027)浪潮集团宣布推出25项软件商品化成果。也就是在1027,当时克雷公司宣布首次通过长达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中标,获得向中国四所大学提供S-MP/11巨型机合同。当时年营业额8亿美元的克雷公司,提供的S-MP巨型机用的是SUN Sparc芯片,可配置8Sparc标准处理器,6年以后克雷被SGI公司收购,并吸取其统一总线结构在自己的O2中。

       116,在1992年也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Unix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当时由美国AT&T所属的USL(占30%股份)、香港DASCOM公司及中国6大硬软件厂商(长城、长江、中软、浪潮、康迪、北京现代信息集团)投资100万美元的Unix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至今还在,不过这7年中它经历了AT&TUSL卖给Novell公司,Novell公司将USL卖给SCO的坎坷。

      19921111也是全球信息产业值得纪念的日子,DEC公司宣布了Alpha芯片及其4大主机系列。当年投资10亿美元的Alpha芯片以200MHz起步,首次采用3层金属氧化物0.7微米CMOS0.5微米渠道技术,创造了22项吉尼斯纪录。宣布的当天,克雷公司宣布采用Alpha芯片生产巨型机;微软公司比尔·盖茨亲自将还在襁褓中的Windows NT操作系统在AXP Alpha机上运行,2000多家应用软件厂商跃跃欲试,一时间整个IT业在Alpha带来的技术欢乐中。谁也没有想到Alpha从问世起DEC公司便走向下坡路。

     199211月也是一个中国软件月。112092全国第四届软件交流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在此次展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软件供应商队伍的雏型。让我有成就感的是:在一年前(199187)我曾在《中国电子报》上发表过一篇记者信,题为“中国计算机产业急需软件供应商”,一年以后市场开始了动作。当然,7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已有了成千上万个软件供应商和软件专卖、连锁店。

    在这次交流交易会上我发现了各种“卡大战”,什么汉卡、网络卡、防病毒卡、排版卡、MIS卡、传真卡(当时没有E-mail),这说明软件固化的潮流。现在,汉卡、防病毒卡、MIS卡、排版卡都实现了“软回归”。在当时的作品还可以看出,国内软件厂商还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上有过一番较量:有长城集团的多介质数据库管理系统、三艾计算机系统公司的通用图文数据库管理系统、北欣科技公司的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北京创进电子技术公司和永利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卡片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产品今安在?不管在不在,中国计算机软件史上曾经有过它们的足迹。

   在我的作品中还发现了当时软件商品没有包装、软件产业硬件含量太高等问题。当然,今天这些问题都相应得到了解决,我们再去软件连锁店或者到什么展览会上看到的软件商品包装绝对与国际水平并驾齐驱,为此我们奋斗了5年的时间。

    在总结与回忆1992年中国与世界IT新闻之前,不能不说联想集团。联想集团198910月首台386PC面世,199010486PC推出,199212月推出联想11家用PC。连同当年12月联想11电脑推出,代理AST、惠普等计算机相关产品营业额为27.5亿元。国内产值7.5亿元,利税2.9亿元,出口创汇5000万元,由此看来早期联想的利润曾经在10%以上。其余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机产业在1992年的经营状况为:长城集团工业产值为9亿元,销售收入为8.5亿元,利税4000万元;以小型机为拳头产品的有太极集团产值为1.1亿元;山东浪潮集团产值近4亿元;长白集团销售收入2亿元;长江集团突破2亿元。

    当时国外计算机厂商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为:IBM(中国)独资公司1992年销售收入增加80%,在中国进口业务为1亿美元,就在当年全球裁员4万人的同时,IBM(中国)130名员工再准备增加一倍。中国惠普和华普公司1992年销售收入增加50%SUN公司1992年中国营业收入增加90%UNISYS(中国)业务增长60%Oracle(中国)营业收入增60%SSA(当时专为AS/400小型机配备应用软件的公司)公司业务量为400万美元,比1991年增100%。计算机外商1992年平均增长50%以上。

    当年日本在中国设立独资软件公司的ASCII公司6000套图形软件输出日本,产值为6000万美元。当年日本与中国磁记录公司合资的艺高公司,月产3.5英寸软盘为10万片,香港得实公司在大连的打印机独资公司在中国获3.4亿元销售合同。

     1992年计算机界科研成果中有国防科技大学推出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它采用64位字长指令系统,CPU主频50MHz内存容量为256MB

      1992IBM、摩托罗拉、苹果公司共同宣布推出PowerPC芯片。SGI宣布收购MIPS公司,并与Bull公司共同研究对称处理器,与西门子共同生产16M内存、与东芝共同研制大屏幕液晶显示器。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在1992IBM公司经历了一场“劫难”全年亏损81亿美元。惠普公司虽然在1992年营业额增加了13%164亿美元,利润却下降了40%,为5.4亿美元。DEC也好不到哪去,自1992年起营业额开始低于惠普,为139亿美元,同时开始亏损。仅1992年第三季度就亏损2亿美元。SGI公司1992年并购MIPS之后营业额从5.3亿美元增至7.3亿美元。

    在我1993年初的作品中也能够找出1992年欧洲和台湾PC机的市场概况,当年增长最快的是法国,达135万台,同比增长9.8%。德国市场为170万台同比增长8.1%;意大利市场为157万台,同比增长5.7%;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计算机市场也达75.5万台,同比增长15.7%

       1992年台湾计算机产值为90.2亿美元,硬件产业增长15.7%,软件产业增长19%

    请读者要关注的是我的作品中没有注明数字来源,可能当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引用了一份资料,不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世界计算机市场的分布情况。

30

        IBM总裁易人!这是19931月份的头号新闻。126IBM前任董事长埃克斯在董事会上提出辞职,渴望在90天内聘请一位新董事长替代自己的职位。没想到60天后即326埃克斯就在纽约总部宣布路易斯·格斯特(中文名字郭士纳)出任IBM公司新董事长。当时我听说此事后打电话给IBM(中国)公司公关代表辛华要郭士纳的简历作为背景材料(当时没有Internet,更没有什么公司主页),并当时做出了“饼干大王做计算机大王”的标题,没想到见报后标题变成了“IBM最高领导向市场型转变”对此我气愤不已。

     1993年初,世界计算机价格继续下降,可是在中国计算机市场却出现了“价格反弹”的涨价现象,在19932月里计算机主板、硬盘、显示器等价格几乎上涨了10%。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外汇与人民币比价上涨。这是中国PC市场第一次涨价。5年后,即1998年夏季,先是由于香港新机场启用,后由于打击走私,PC市场上出现了第二次涨价,这两次价格反弹时间持续了不过23个月而已。

       1993218,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热闹非凡,北大方正集团宣告成立(在此之前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记得当时提出来的目标是:到2000年北大方正集团产值营业收入争取达50亿元。在坐嘉宾都为此目标振奋,也为这目标替方正集团担心:1992年方正前身公司年营业额才3亿元人民币啊,要翻多少筋斗才能达50亿人民币呀。没想到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听罢这个目标说:“胆子再大些,应该达到100亿人民币!”当李其炎市长向全体到会人员透露这段故事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陈希同倒台了,陈希同犯了罪是历史事实,他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下场,但是陈希同当时“蒙”出来的这句话是对的,北大方正集团在1998年营业额就达到了8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1992年是计算机外商在中国活动开始火热的一年,1993年外商在中国活动则达到了白热,这种白热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22,美国总统克林顿视察了硅谷的SGI公司,SGI北京代表处受到鼓舞,为此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其实这件事对中国新闻界来说意义不大,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倒不如其3月份宣布的Power Challenge超级计算机有意义。当时的SGI发展到现在与当时的DEC有点像,总是强调技术,什么Challenge计算速度达5.4GFLops:当时的INDIGO EXTREM工作站,由8个几何图形发生器组成,用R4400,主频100MHz150MHz;都觉得非常了不得,而且对Unix技术性能一直升级延续。

    也就是在19932月,长城集团发布并展出了25种计算机商品。当时基于80486芯片,用EISA总线扩展能力和VESA高速局部总线,形成了系列机,还有长城多媒体系列产品、长城大中文系统等产品。这些产品与当时的AST、康柏等国外PC产品的技术、配置相差无几,只是中文系统在其上表现的更全面。

     3月初,IBM公司在中国发布14AS/400小型机,当时AS/400已是出生5年以来第四次换代,当时AS/400在中国装机量470台。

    从1993312619不到100天的日子里,“三金”工程相继提出。312,当时朱基副总理主持会议,布署建设国家公用信息通信网工作,它以卫星综合数据业务网为基干网与邮电部公用分组交换网、数字业务网互为补充,互为备用,传输数据、语音、图像、传真。传输速率从144KB起步,并具有动态可扩充性,与20多个专用网互联互通,这就是“金桥”工程的提出。

   “金桥”工程也有国际背景。1993年初美国提出重振经济,决定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在美国之后,韩国政府迅速拟定了总投资550亿美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此之后新加坡、日本也提出了相应的计划。

    与“金桥”工程成为系列的“金卡”工程是61根据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银行沙河卫星中心时说“要加快金融化建设,尽快开展电子货币工程,在全国人民中推广使用信用卡”为由头提出的。而“金关”工程则是在18天后,李岚清副总理主持建设外贸信息专用联席会议后提出。在1993年我并不知道“三金”工程,“三金”工程紧锣密鼓地宣传始于1994年。

    现在看来“三金”工程的提出与宣传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三金”本身,甚至在外贸、金融行业都有更详细的工程代号。但是“三金”工程的宣传吹响了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号角。

   记得当时我提起“三金”工程来十分激动,在《中国电子报》、《计算机世界》发表过近3万字的文章,标题气势十分让人震动,什么《神州筑“金卡”》、《你我他持卡族》、《力拔山兮气盖世》——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激动人心,据说电子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采用了我1万字的有关文章,不过这本书到现在我也没看到。

    从“三金”工程至今已有6年的时间,这6年中国信息产业、市场发生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变化,PC年产销量从45万台增长到700万台。

        1993年只有“大款”才有手机1999年中国移动通信用户超过3000万户。1993Internet这个词都没听说过,1998年中国Internet用户已过210万户。1999年中国Internet用户超过400万户。

     317,世界六大计算机厂商(IBM、惠普、SCOSUNUnivelUSL)宣布在Unix操作平台上采用通用开放软件计划,这似乎是当年Unix操作系统技术阵营作战以来的第二回合,其原因是由于还没问世的Windows NT舆论的出现,这个通用开放软件计划中没有DEC公司引起了业界的猜测,不过种种猜测被DEC在两个月之后加入这个组织后的动作打消了。后来再也没听说什么通用开放软件的消息和报道。

    在1993年第一季度出现过两次关于STD总线和可编程控制器及华胜工控机公司的报道。当时我是十分热衷于工控机的报道,这与我当年在贵州铝厂工作过有关,我一直建议《计算机世界》开辟关于工控机的专栏,没有人理会我,直到1996年我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报工作以后,我还是设立了《今日工控》专栏,可惜没坚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想起来,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没有广告、没有产业、没有市场的推动,再好的产品也形成不了栏目。没有广告,没有产业这好理解,为什么说没有市场呢?后来我才明白,国营大中型企业亏损面40%;不亏损的可能是引进成套设备已有了工控机控制生产。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没有开始。

    工控机的市场实在有限。不过,我相信只要制造业存在,工控机一定有市场。

    后来当ERP等观念出现以后,我发现,这个系统中应该包括工控机及其软件,否则,工控机单独出现就会使企业整个自动化管理系统出现“缺头”现象。但是当前的信息系统如果不考虑工控部分,就会成为“少尾”现象。

31

       1993322,英特尔发布了1993财年第一季度总收入20亿美元的业绩,毅然宣布Pentium芯片。4月中旬,“中港台Oracle用户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InformixSybaseCA在中国都没有正式的独资公司和办事处,Oracle当时年营业收入为12亿美元,在中国已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办事处,年营业额800万美元,是在中国最“牛”的软件公司了。

      4月份台湾大同公司在中国开记者招待会,说进祖国大陆不到1年的时间竟然有400套工作站订单了。当时大同是SUN Sparc OEM厂商,当时中国工作站每年市场不过2000台。现在大同在干什么呢?显然已经不卖工作站了。

     1993410微软北京办事处刚刚成立4个月,就发现有经销商在报纸、市场上冒充微软总代理,将过时的软件版本擅自修改,粗糙汉化,特别是Foxbase最多。当时微软北京代表处的分销代理体系是联想集团为微软全国总代理,负责数据库、服务器等相关产品。长城深圳公司与四通集团共同代理DOS 6.0Windows 3.1、语言、工具应用软件等产品。记得当时微软办事处负责人田本和提起此事十分气愤。因此微软一个劲地发展代理商,到528,微软北京代表处已授权了58家代理商,到1998年微软中国代理商已近2000家。

     412,几乎和微软办事处一起进入中国并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康柏公司,在北京宣布四通集团成为自己第六家代理。当时康柏公司年营业额不过41亿美元,进入中国不到5个月的时间发展了怡光、爱迪思、瑞德、怡和、电脑天地等代理。康柏与四通签定代理是因为当时四通打字机在全国已有1021个销售网点。

     从19934月起Windows NT的宣布紧锣密鼓,从423524Windows NT正式发布,NT发布几乎成了当时的热点话题。423,微软北京代表处让记者们“先睹为快”,Unix各方专家也动了“真格”的。427DEC(中国)公司在京举行开放系统展示会,代表380OSF的太平洋总裁亲自到会。记得426我刚搬完家,就遇上这会,我开完会晚上回到家,家里的门都打不开,因为满屋子的东西堵住了门(真的,无法想象的是当时我怎么从屋里出去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詹姆斯康坦总裁说:UnixNT一定会实现互联。

    国内的Unix派们也急了,就在NT正式宣布的第二天,即525中国Unix用户协会举行第五届年会(这个时间开Unix年会,正是针对于NT问世),说1993Unix市场达234亿美元。当时年会是在北京图书馆召开,事后我就NTUnix开战一事访问了中国Unix公司总经理贾耀良。当时,他认为NT的成熟期是在35年以后,这期间应该是Unix的赚钱年。贾总当年这句话是对的,正是NT问世56年之后,NT果然成熟了,1998年市场占有量大于Unix,从金额上还不如Unix

    就在NTUnix的战火向中国蔓延期间,发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57,惠普(中国)宣布,世界上首台中文喷墨打印机出台。它标志着中文打印机走向喷墨打印时代,DJ500Q问世时价格420美元,与当时的针式打印机价格相当。从DJ500Q首台喷墨中文打印机开始至今不过6年时间,黑白喷墨打印机已被淘汰,彩喷向700800元进军。中国喷墨打印机市场由当年惠普公司的一支独秀变成了EPSON、佳能、惠普三足鼎立,从当时惠普独霸市场走向轮流坐庄(1996年还是惠普老大,97年是佳能老大,98年是EPSON老大)。Lexmark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其北亚经理侯武明针对这种状况开玩笑说,1999年会不会是Lexmark坐庄呢?也就是1993年惠普激光打印机价格开始突破万元。

      517,第十四届京交会开幕,从这次展览会上可以看出1993年是PC CPU486年。也就是在这次京交会上,宏电脑公司正式亮相,当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宏公司的宏Pac无纸传真机。从此我与宏公司“结缘”。19966月我应邀去台湾宏访问。

      520,英华公司与当时巨人公司中止历时一年的商标纠纷握手言和,这是我做记者记录的惟一一件关于版权、商标、侵权等案件的新闻事件(因为我给自己和我所在的报纸一个规定:对法律的新闻要尽量少炒作)。当时的巨人集团推出M6403桌面印刷系统取名为“小巨人”,当时并不知道英华网络公司早已注册了“小巨人”商标。经过协商,英华公司愿把“小巨人”商标转让给巨人电脑公司,作为无偿转让给北京巨人电脑公司商标行为的补偿,巨人集团将珠海智能办公大厦的系统包给了英华网络公司。这也是在我的作品里惟一一次出现巨人集团公司的名字,我作为一个活跃在信息产业市场上的新闻记者,为什么对这家当时颇有名气的公司没有报道,说起来我一点也不惭愧。我不是没参加过巨人集团公司的活动,1993年巨人集团公司“火”得不行,我上一周问题的答案很快在下一周被巨人集团否定(如我问他们固定资产是多少,上一周说7000万元人民币,下一周有记者问同样的问题,巨人总裁史玉柱就回答是2亿元人民币)。我总感到对这种企业心中无数,只有放弃对他们的报道。还好,这类企业不是倒闭了,就是听不到声音了。这也证明这种不说实话、或者说话带“水份”的企业骗来骗去最终是骗了自己。

        19935月是个热销月,台湾鸿友集团在北京首次亮相了800DPI全彩扫描仪,航天部与优利公司合作的优航公司宣布年营业额300万美元。这些公司都那去了呢?优利公司倒还在,只是1992年营业额84亿美元,盈利3.6亿美元的公司,如今营业额还在这个数量级上徘徊,而利润却只能说减少亏损多少美元了。

       518,英特尔公司在北京宣布Pentium 66MHz芯片(322在美国上市)。当时Pentium没有中国名字,以千个为基准售出,每个芯片价格为965美元,60MHz879美元。

    也就是在1993521那天,我第一次参加了专业网络公司3Com技术研讨会。在此之前Cisco3ComChipcomNovellBayAscendCabeltron等公司都很少设立北京的办事处,可以证明3Com是进入中国最早的网络公司。当时1992年设立北京代表处的3Com公司全球年营业额为6亿美元,谁也不会料到19983Com营业额达60亿美元之多,19933Com网卡占世界市场30%,当时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金玉丹(后来任Fore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说,3Com的策略是有所不为才能真正地有所作为。当时3Com推崇的是NBⅡ型网络板卡,金玉丹说这种板卡可以提供环型网、以太网、光纤网、广域网连接,Link Builder MSH。不但可以联接各种网络,还可以提供2GB/秒高速总线。还有Ether LinkⅡ是一种并行处理功能的网络功能卡。参加3Com的技术研讨会使我迈开了向网络产品、技术、市场采访写作的第一步。

32

    当时的机械电子部有个MICT公司(机械电脑技术服务公司,这个公司至今还在),到19936月,她成立了5年,我也跟踪了她5年。这个公司总是去参加德国汉诺威计算机应用展览会。68是这个公司成立5周年纪念日,我去参加他们的庆祝会,总经理席与平又跟我说起他们30多项大型计算机软件系统在汉诺威展出。正是席与平总是在我对她的采访中以汉诺威展览会为由头,使我一直渴望去汉诺威展览会采访,到1997年我才第一次以中国IT记者身份参观了此展览会。

    当时据席总说19933月底在汉诺威举行的展览会有5500家厂商参展,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当时国内计算机展览会参展者一般在200家至300家都叫我应接不暇,5500家多么壮观!我去不了干着急,只有采访去过的人。而MICT公司每年能因此得到我的一次专访。19936月我才采访到MICT公司,他们告诉我在汉诺威′93展览会上有199CIMS应用软件公司参展。现在IT业认为CIMS是已经过时的提法了,ERP取代了CIMS。而MICT公司现在已成立了11年,没有放弃过从CIMS走向ERP系统集成商的业务。

       19936月初,海峡两岸举行过一次SMT(表面封装技术)研讨会。现在看来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讨会?很简单,当时表面封装技术在电子、计算机整机产业并不普及。当时祖国大陆电子行业仅有160多台SMT设备及几十条生产线。当时国内300家厚膜电子元器件厂在亚洲地区没有一席之地,其实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改造片式生产线,而当时台湾、香港、新加坡片式电阻、片式电容等厚膜元件总值为9.5亿美元,占世界产值的7.2%。日本占世界产值的45%6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在所有整机上都普及了SMT技术。

       1993年对于惠普公司的PC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611,中国惠普宣布,惠普公司跻身世界第六大PC厂商,在这次′93新品发布会上提出:除了康柏发起的PC“价格战”,还要在保修、服务等方面与康柏公司角逐。我看了看新闻稿,又问了些问题后发现,当时的PC由“价格战”已向“价值战”升级,并用此概念做了标题。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中国惠普总经理程天纵看了非常欣赏,以后的几年中每次见到我都要为此标题夸奖我一番。由此,我们结下友谊。1994年他在北京结婚时邀请的贵宾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IT新闻界的记者。此后他又经常送一些他欣赏的IT业界书籍给我,19967月我从《中国电子报》辞职来《每周电脑报/PCWEEK》工作得到他的支持,199他离开中国惠普去TI出任亚洲副总裁时,特别举行记者告别会,我们依依不舍,我送给他一句我心中的话叫做“惜友胜金”。

    其实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来源于不打不相识。19945月我因为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部的公关广告业务拿到香港去做十分气愤,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及新闻界的朋友们一点也不客气地围攻他,他耐心地告诉我们,只要中国惠普的营业额在成长,他就认为这样做合理,他也没有权利干涉下面部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人。当然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部在数月后改进了自己的做法,事实也证明中国惠普信息产品事业部在中国IT市场不仅PC、外设产品全,而且营业额最大。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事之后,我知道了外商在产品、销售、市场的管理是从总部到分公司、子公司,甚至办事处都是纵向管理。本地的分公司、子公司、办事处的总经理、首席代表都只能是起着产品、销售、市场各条线之间的协调作用。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对于刚进中国的小公司来说这样做又是不合理的。据说某刚进中国不久的软件公司就因此丢过不少订单。据说某些大公司也因纵向“摇控”吃过不少亏。在此事前后,我一直与1988年、1991年到中国惠普信息产品事业部的李汉生、计算机系统部的孙振耀都保持着“热线”,他们在经销渠道、技术产品等各方面的消息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岂止是中国惠普,19909月成立的华普公司,当年也经常来北京活动,616,华普公司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在这次发布会上,我认识了当时的华普公司副总经理杜家滨,没想到他在10个月后成了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

     也正是在1993616,中关村电子世界市场宣布6月下旬开业。这是我国第一个电子市场。当然现在在沈阳、广州、西安等大城市都有了电子市场。

    也就是在19936月中旬,我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当时没有像AT&T这样的有线、无线、通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为一体的通信实体,便提笔写了一篇市场需要中国的AT&T。当然在此之后6年里中国通信市场的发展验证了我当时的呼喊。

       618是一个十分火热的日子,初夏的太阳仿佛能把人烤焦似的,我和一些记者顶着烈日到北京经济开发区参加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的奠基仪式。当时投资4000万美元的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四通占40%股份,松下电工集团占52%股份,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占8%的股份。两年后我再到这里,这里已建成了现代化的日本式工厂,甚至其厕所的自动化程度还超过了日本国内的工厂。

      621,当时AST公司亚洲市场总监朱兆深托AST(中国)公司黄利小姐打电话请我到设在国贸大厦的AST(中国)公司,宣布在天津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年产10万台PC的工厂的消息。当时我觉得年产10万台PC的独资工厂很了不起,那时AST公司年营业额14亿美元,无法与年营业额41亿美元的康柏相比,但是那个时候IBM(中国)PC还没什么信儿,惠普刚刚在世界范围内排第六名,在中国也没数上第几名。AST公司1992年在中国为PC销量大户,有40多家代理商,年销量为6.5万台呢。为此,我年底特地去了趟天津,参观AST(中国)工厂,只可惜当时没拍下照片。因为我的照相机于19936月丢在了美国。现在想起来我并不心疼当时的照相机,只可惜我照相机中整整一卷当年AS/400生产线的照片一起丢掉了。

         62672,我应IBM公司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市IBM AS/400工厂参加AS/400新闻发布会 。当时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记者聚在罗彻斯特市郊的AS/400工厂,这个工厂所占面积大得惊人,它的外表为蓝色,建于32年前,至今还有着无比的巨人气势,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过如此大面积连为一体的厂房。我在《蓝色巨人风采是否依然——罗彻斯特IBM工厂见闻》的开头中这样描述它:“一条蓝色的盘龙静静地躺卧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的西北方。它深蓝色和浅蓝色相间的铝合金外表,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发出深沉的光泽,这就是罗彻斯特市的IBM工厂。它长1.6英里、宽0.4英里,我第一眼见到它时被它30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惊呆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建筑物,当听说它只是IBM公司20多个工厂之一时,不禁为IBM总裁郭士纳倒吸一口气,这么大、这么多的IBM计算机工厂该怎么管理?当时这个工厂有7600人,是AS/400小型机两个生产基地之一,据说,IBM不可一世的360370大型机也在这里研制生产。

 

33

     当然我在IBM记者大会和工厂的收获还不止是惊叹,还有惊奇。我惊奇当时问世5年的AS/400小型机为什么没有采用Unix操作系统,而是封闭式的OS/400操作系统。我惊奇为什么AS/400不使用IBM、苹果、摩托罗拉共同研制的PowerPC 64位芯片。我还惊奇AS/400小型机12年前问世时就是“抽屉”式结构,无论硬件、软件升级换代都十分简易。我也奇怪AS/400到底是什么样的“怪胎”,在Unix一路高歌时,它居然在当时世界装机量22.5万台。

     我有过在日本工厂学习的经历,日本工厂与美国工厂有着强烈的反差,在AS/400生产线上参观时我发现美国工人穿着十分随便,可以穿着牛仔裤,带着随身听摇头晃脑去安装计算机,真让我觉得从未有过的放松(在此之后参观过SUN、惠普、SGIDell等等生产线也都大同小异)。当时我有一种冲动:IBM公司亏损与这管理不严有关系吧?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郭士纳上台后工厂仍然是这样宽松的管理方式,居然一年后盈利36亿美元。

       3天的新闻发布会等于被关了3天的“监狱”,记得只是最后主持人的一句话让我十分愉快。他说,AS/400的前途光芒太耀眼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带上了墨镜,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墨镜带上了,并且告诉在座记者也应该带上IBM公司发的墨镜(中国制造)。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从美国回来了,还没缓过劲儿来,又投入了工作,我工作的部分时间花在与编辑协调我的稿件发排日期,我实际上很不愿意协调这类事儿,不过我又必须硬着头皮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硬是挺过来了,过后我想起了《中国电子报》第三位社长许金寿的一句话:人的能力也包括了忍耐的能力。他这句话一直在鼓励我去克服困难,忍受我不可忍受的一切。

    总之,虽然我的有些稿件被拖了时间,但绝大部分都发表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感谢改过我稿件的每一位编辑,在这里我要对他们说声谢谢。而当时我则想,如果有一天我做总编一定不拖任何人、任何一篇稿,如果我拖了别人的稿件算我失职,我认为我现在是做到了。

     75SUNSoft总裁爱迪瓦德(Edward j .Zander)访问中国。实际上SUNSoft公司成立于1991年,这是SUNSoft总裁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IT业为MotifiOpenLook两大图形界面争执得厉害,由于SUN也加入了通用开放软件环境,SUNSoft是否决定放弃OpenLook图形界面的标准是个问号,我从爱迪瓦德的回答中证明了SUNSoft要放弃OpenLook标准。当时还有一个SUNSoft公司的悬念,那就是Solaris 1.0版与2.0版应用软件并不兼容,SUNSoft总裁亲口向我保证,Solaris 1.0 7000个应用软件在1994年底全部移植到2.0上去(当时已移植完1000个应用软件)。

     如今在我采访SUNSoft总裁的这篇文章里我惊奇地发现,当时这位总裁就说Solaris要支持英特尔硬件平台,还将宣布支持PowerPC芯片。实际上Solaris操作系统到1998年才正式宣布支持英特尔与惠普使用的IA-64位芯片,至今没有看到Solaris支持PowerPC芯片的报道。75这天,SUN公司的SMCC(硬件公司)还在北京宣布以Sparc 1000命名的服务器,主机容量为2GB,数据库性能测试为4008TPSA

       77,北大方正集团研制出首套中文曲线二级字库,并且全部硬化,这个技术产品表明中国汉字计算机处理技术已走在国外同行的前面。

       713,英特尔在北京举行网络产品研讨会,这是英特尔公司第一次在北京宣布他有43种网络产品,每年百万块网络板卡的销量。当时英特尔公司年营业额只有58.4亿美元,不足1998263亿美元的零头。在研讨会之后的发布会上我提出英特尔公司的整机、主板、网络产品是否会影响CPU芯片的销量时,英特尔有关发言人回答说:不会,因为这些部门相对独立。

     事实上在此之后很少听过英特尔有自己品牌的PC和主板产品,而网络产品的宣传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199379,四通集团与康柏公司在北京签署了共同建立深圳硬件合资工厂的合资意向书。康柏公司占90%的股份,四通集团占10%的股份。康柏公司还说康柏在全世界的4个工厂都是独资工厂,只有在中国是合资工厂,似乎建合资工厂很勉强似的。接下来的几年中,每次我向四通或康柏问及此事,双方都报喜讯,康柏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奚祖强告诉我,合资工厂成了深圳第二大创汇大户。不过在1997年底这个合资工厂无声无息了,1998年初康柏收购DEC后彻底完结,1999318另一个康柏独资工厂在深圳开工。

    也就是在915Unix(中国)公司发布Unix SVR4.2/CE1.1中文操作系统,这是针对于524日发布的Windows NT的又一反击。事实上,当时拥有Unix技术的USL3.5亿美元卖给了Novell公司,成为了Novell公司的一个软件子公司。

     7月底,长城集团在北京宣布,可以年产销显示器6万台,软驱18万台,板卡27万片、电源72万台。当时长城十分引以为豪,我们新闻界也感到中国零部件规模经济时代到来。谁也不曾料到,到1998年,长城已变成111亿元人民币营业额,8.8亿美元出口的外向型企业,利润达7亿人民币,更没有料到长城1999年会实现5个百万(百万台主机、百万台显示器、百万套硬盘驱动器、百万片多媒体光盘、1亿只磁头)。

     也就是19937月我认识了实达公司的胡刚总经理,当时他是《中国电子报》的读者,在报纸上经常读我的文章,他托别的报的记者邀请我到福建去,由于我的日程安排得太满始终没成行。从当时成立5年、年营业额5亿元人民币的实达、一直到199816亿元人民币营业额的实达,我都没有参与过采访报道,心中充满歉意。记得当年我以《一颗明亮的星星》为主题,《福建实达公司成功史解析》为副题,“答案一”、“答案二”……为小标题写下了2400字的通讯,作为实达历史的小小的记录。

      1999年实达公司宣布仅实达软件公司营额就达6亿元。

     721SSA(中国)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当时公司第一把手罗杰伟到北京用刚学的中国话向来宾们致以问候。在发布会上,我向他提问:除了提供AS/400的应用软件,以后是否还提供AlphaSparcPowerPC硬件平台应用软件呢?罗杰伟回答说SSA会逐渐扩大平台范围的。SSA是第一个在北京成立软件独资公司的外商公司,他比SAP到中国来整整早3年的时间。

      722,美国EDS公司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发布“进入中国3年已有百家用户”等消息。至今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贯不爱做宣传的EDS当初要开发布会,为什么这个不做宣传的当年营业额71亿美元的EDS公司,变成年营业额130亿美元的大型应用软件公司。1996年《每周电脑报/PCWEEK》创刊时得到了不爱做宣传的EDS的支持,EDS还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系统集成商,这就是我对这个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神秘的EDS公司所知道的全部。

    几乎和EDS相同的EDA产品730在北京现代电子工程公司主办的Intergraph公司亮相,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无论是正式产品还是非正常渠道的产品用户都给予更新换代及支持”的市场策略,事实上在此之后的软件公司都采取了这种“扶正”的市场策略。

 

34

        1993年夏天,学生暑假来临,国内外厂商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家用电脑市场“轰炸”战。我急忙到几个商场去采访(1993PC已进商场),发现当时平均月收入500800元钱的工资族仍然“望价兴叹”,几个商场都告诉记者整个暑假问价多,成交少,我便写出《家用电脑只闹不热》的市场调查。当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8年,我认为至少在1998年家用电脑市场才算正式启动。

      1993813AT&T董事长兼首席行政官罗伯特·E·艾伦专程来北京参加与国家计委、邮电部、电子部联合协办的为期5天的技术展示会。在展示会开幕式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时AT&T没有被第二次解体,年营业额700多亿美元,IBM正在严重亏损,AT&T可谓是IT业最“牛”的企业。

     再“牛”的企业我也不怕,就怕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当时新闻发布会上来了许多外国记者,他们都被安排在好位置上,主持人总把话筒递给他们,他们全部用英语提问,弄得所有中国记者只能做陪衬,我想,罗伯特·E·艾伦董事长也不愿看到这种场面,因为他毕竟在中国,他应该感到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才算出国。

     我压不住心中的火,冲到主持人面前抢过话筒就问了4个问题:1.你是否认为AT&T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存在障碍?2.你对发展中国家通信及计算机有何建议?3.除电子通信市场合作外, AT&T是否还愿意在其他方面与中国合作?4.AT&T公司对中国是否有优惠政策?

     当然,现在看来这4个问题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就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高技术有限制的背景来说,还是十分有必要问的。我所问的其他合作是指当时AT&T收购NCR后的计算机方面的合作,当时计算机硬、软件合资公司正在兴起。罗伯特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说,AT&T公司与其他高技术产业公司一样,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存在来自政府部门的障碍,但是他个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中求得高技术出口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应该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持同步改变。

    在回答我其他问题时,罗伯特说:“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成功地控制了高速经济发展,使我更为高兴的是,中国政府坚持健康的市场导向原则,根据AT&T公司100多年致力通信产业市场的经验,我认为,当代通信市场建设基本点已由传输转移到现代化网络管理中来,中国在发展通信市场时一定要重视网络现代化管理的合理设计及计算机应用,AT&T十分愿意与中国在教育领域进行合作,我宣布AT&T将支持中国重点大学30名学生获得AT&T科技发展奖学金。同时向希望工程捐献价值25万美元的36NCR服务器和工作站。AT&T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不过我希望中国很快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我敢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只有我一个国内专业报记者获得提问机会,至今在国内IT媒体中也仅有我一人拥有与AT&T总裁对话的记录。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此两个月后我获得了AT&T公司的邀请,到美国AT&T总部及贝尔实验室访问。遗憾的是当时由于《中国电子报》的一些原因和我自已的身体(当时我出国太多,其他人有意见,加之我因劳累过度胃出血住院刚出院),失去了这次机会。

     也正是在19938月初,新组建的电子工业部开始运行了。当时上上下下欢欣鼓舞,我也同样。因为和机械电子部相比,电子工业部对我的工作来说似乎相对顺畅许多。

    紧接着电子工业部工作的重点向“金”字系列工程上转移。此时,我发现原来至下而上地发展信息应用变成了至上而下地发展信息化建设。当初对EDI应用普及的呐喊也正在融入“金卡”工程中去。外商们也感觉到了这个趋势,825,声称EDI领域中领先的GE公司在北京举行技术研讨会,他们愿接“金卡”工程。他们说GE公司在全世界有3个信息网络,

    有1.6万个用户在此网上进行EDI(电子数据交换),为此GE公司还有专门基于UnixEDI SwitchEDI Server。这么多年过去了,GE公司在中国无声无息了。

       19939月,整整一个月内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采访,这是因为我因劳累过度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因胃出血,血色素低到了5.6,昏倒在报社楼梯上。我住院22天后出院,直到101以后我才上班。921,也就是在出院的前夕,我从医院跑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吉通公司与香港讯联公司在北京建立网络工程设计信息技术公司的签字仪式。

     1993年这场大病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以为,我的身体完了,事业完了,心情极为不好。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真正的事业还没有开始。1993年我受到打击的还不只是生病,我还看到了计算机报界增添了许多新生力量,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身体比我好得不能再好,重要的还有他们比我更坚实的英文基础,比我更新的专业知识,我想我是不是该激流勇退呢?我经常苦恼。

     然而时间没过多久,我和他们都成了朋友,我们经常在发布会上相遇,相互讨论问题。从我与他们在发布会上的提问交锋上,以及接下来的作品较量,我发现我们各有所长,特别是我的新闻敏感性不比任何人差,我突然间明白,8年的记者经历是不可取代的。直到现在孙定、汪云志、张秀斌等仍然和我保持着可贵的友谊,无论我们是否在一个报社工作,也无论所在的报社是否是竞争对手。我们彼此之间总是相互欣赏,遇到重大问题互通电话讨论。

       1993108,大病初愈的我被邀请到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去参加华胜大厦落成典礼。这是占地1.8平方公里的上地基地迎来的第四位主人。就在同一天,华胜工作站发布中文CLEEX V2.0,并同时支持MotifOpen Look两个图形标准。胡启立部长为此送来了贺词。

       19931012Windows 3.1中文操作系统发布。由于中文平台当时市场劲头十足和Windows 3.1中文版开始形成了市场竞争的势头。中国人要自己做中文平台卖给中国市场,微软公司做好了卖给中国市场,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当时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所谓平台即种植应用软件的土地,即使是我们要平台也是为了种植上自己的应用软件,我们争夺“土地”是为了种应用软件

     如果我们利用别人的土地种上自己的应用软件,又省事、省时间何尝不可?可是当时主管此事的杨天行司长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在向着微软公司说话。我十分理解杨天行司长,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和他的观点一致,甚至比他还强硬。在此之前我与杨司长关系很好,不然,他也不会在见胡启立部长的时候带上我。可是就在中文平台之后,他对我开始冷淡,不过冷淡中也有真诚。一次我们在谈及中文平台不欢而散之前,他的目光转向我(谈及中文平台时他的目光一直不看我)说:“克丽,你是一个有观点的记者,你的观点有问题但总比没观点强。”行了,只要有杨司长这句话就行了,杨司长没有给我扣帽子,他只是实事求是地陈述我工作的态度。

    中文平台的事情并没有完,到19944月比尔·盖茨首次访问中国,中文平台与微软中文化软件的矛盾问题达到了“僵峰”。

     6年过去了,现在很少有人再提“中文平台”这几个字。到Windows 98以后,中文平台没有再典型性的跟进产品,但是中文平台自1995年后已占“半壁江山”的市场局面依然保持。实际上这都不重要,中文平台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比中文平台更辉煌的事业——应用软件时代来临了。从1996年起,不管是在中文平台上开发的软件,还是在Win系列中文平台上开发的中文应用软件,把国外的桌面应用软件彻底驱逐出中国市场,这才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百年大计。

看完本文后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