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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前前后后，计算机市场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6月初，中国计算机市场告急：我国3家骨干生产企业一季度利税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长城集团公司下降65.7%，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下降55.28%，山东浪潮集团下降33.9%。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1992年初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1991）控购第25号文件，将PC列入“控购”产品。虽说“控购”不等于禁购，但河北、四川、湖南等地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例如：当时河北省要求购买PC履行逐级审批手续。四川省财政厅规定“凡购买PC、办公用印刷系统的企业单位，均增收控购调节税5%”。湖南省则增收PC控购税10%。北京采取“PC控购专卖商店”的审批办法。当时只有北京计算机三厂和联想集团获准成立PC控购专卖商店。
当然，现在的许多人都不理解那次“控购”，甚至很难想象国家会对PC实行控制购买。我也不理解，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当时的“全国控购办”。尽管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控购办”的地点在哪里，但是我的作品中记录了当时“控购办”地方处负责人王梅梅对我的问题的回答。当时她说：“将PC列入专控项目，主要是针对某些行政事业单位。他们不从国家的利益和本单位的条件出发，片面追求办公自动化。明明打字机可以解决的办公自动化问题，非要购买286、386甚至486 PC。还有些单位刚买来的286还没学会使用，甚至作为计算器、游戏机，没几天又要申请386、486高档PC。还有些单位不顾自身条件是否需要，将便携式PC作为一般办公用品发给职工了，所以将PC列入专控商品，从宏观上说是必要的。”
当时有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286、386大约3万元人民币一台，[HJ*4/7]家用PC十分少见，应用软件则更少，在DOS下有什么游戏软件？有什么应用软件？也没有Internet，PC能干什么呢？无论“控购”与否，国家要控购总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没过几个月，市场将控购弄成了不了了之。
1992年是中国PC市场的分水岭。为什么说中国的PC市场以1992年为分水岭呢？现在回忆起来原因是：1989年到1992年治理整顿期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计算机市场进入了空前开放阶段。就在1992年以微软、康柏等为代表的软、硬件世界级的大公司开始进入中国。
还有一个原因是前面说过的1992年《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实施，使中国软件产业空前活跃。
当时我就有关问题采访参与起草《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机械电子部计算机司软件处处长陈冲（现任信息产业部信息产品司副司长）时了解到，按照伯尔尼公约规定，软件编写好后就自动享有被保护的权利，不需要履行登记手续。当时国外软件公司和有关舆论对《条例》也有看法，后来在解释这方面的问题时，有关负责人说，在软件编写好之后，即使是不登记，在发生著作权纠纷之后再登记也给予保护。
1992年10月份以前，在中国最活跃的外商是AST公司，号称当年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当年他们的每次活动我都参加，每次他们都在“爆炒”家用电脑。记得有一次展销会我差点儿和他们的人员吵起来，他们说是他们引导家用电脑市场。我说：“你们要引导是你们的事，两三万元一台的286PC，一般的工薪家庭是买不起的。我认为要降到4000～5000元一台，工薪族[HJ]才可能产生购买欲望。如果你们坚持你们的观点，并且这样做，那吃亏的是你们自己。”
当然后来AST的没落并不是因为盲目地提早在中国“爆炒”家用电脑，原因很多，那是后话。
或许国内外计算机相关的高技术、好技术还有许多刚问世就夭折了的，当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事儿，直到
当
7年后的今天，RIP第七代产品用软件写成，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10～20分钟了。说明王选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有数，因为以后几代产品的蓝图正在研制或准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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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从1985年开始研制的页面描述语音（PDL）技术，将各种排版信息用密码总汇在一个页面上，用电话线传输，十几分钟就可以传输完一张报纸，十几分钟以后又能解码复印。文字信息压缩这种技术90年代以后在中国综合类报业开始利用。1992年秋天之后我陆续多次去美国采访，在美国UA航班上能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使我的同行们不解。我曾经几次骄傲地向他们宣传：这就是北大方正的远程传版技术的应用，这是咱们中国的“专利”！在撰写此文时北大方正集团告诉我：现在的远程传版技术可压缩成现实信息的1/10～1/30。
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自1988年就建立在刚刚问世的MS-Windows上。当时Windows操作系统前途不明朗，北大方正出版系统应用软件WITS就决定建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是冒着技术与市场风险的。1990年Windows 3.0版推出，支持了图形界面，需要的是在此上开发的程序模块可以动态链接和互换，得到国外主流应用软件开发商的支持，北大方正开发的WITS成为国内第一个大型Windows应用软件。也就是1992年，中国印刷界彩色革命开始，到目前为止，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占整个市场的90%。
似乎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在技术市场上连连取胜，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是完美无缺的，是这样的吗？
1992年6月对于中国计算机业界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对于世界计算机业界来说也是如此。
Unix操作系统技术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正是PC价格战开始之日。1992年6月康柏在将各种档次PC价格平均下调30%，从此由康柏公司引发的PC“价格战”，一直打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当年康柏开始降价后，毛利从原来的30%降为12%。引人注意的是，康柏公司的“价格战火”两个月后蔓延到了中国。
有人会问，1992年6月联想集团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用外商产品开拓自己的产品渠道（1992年12月联想集团推出1＋1家用PC）。到
前面说过，1992年是世界、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分水岭”，惠普公司宣布了
尽管1992年7月已是DEC Alpha芯片及系列机问世的“前夜”，可是DEC公司还是一口气儿宣布了13种OpenVMS/VAX机。
1992年中期，中国计算机市场沸沸扬扬，一些在中国已消失多年的厂商，还有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厂商开始蠢蠢欲动。7月下旬，在中国市场消失6年之久的美国数据公司宣布6种大中型机，说是采用WASHI芯片和摩托罗拉88100 RISC芯片，速度为72MIPS和235MIPS（每秒执行指令次数，目前大都不用这种指标）。8月中旬韩国三星、金星公司在中国招兵买马成立办事处，8月下旬康柏、8月底CDC（现在已没有音信）、9月上旬微软、10月中旬SCO公司纷纷在中国露面。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IBM公司，当时我和IBM公司北京代表处有7年的交情，首席代表王学猛是位十分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是中国计算机厂商中的上层“外交家”，他经常读《中国电子报》，在几次发布会后认识了我。我记不得是在1992年7月份的哪一天了，也许是更早些时候，我接到王学猛的电话，邀请我到香格里拉饭店吃早饭，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商量。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是好奇多于高兴，我当然高兴他那么信任我，我更好奇的是他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呢？这事情会不会成为我的独家新闻呢？
我早早地起床，正点到达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厅。在这之前我从未和领导在什么酒店吃过早餐，这对我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价格都是无比奢侈的。我带着激动和好奇来了，学猛高高兴兴地向我道歉说，他只有早上有时间，上午他就要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并没有主动问他什么事情，而是坐下来就开始大吃，大吃之前还告诉他我不会用刀叉，吃相也不好看，自嘲完之后就哈哈大笑，大笑后双方都松弛了不少。
吃饭期间，学猛总是在问我一些市场上的数字，例如中国1991年PC销量等等问题，别看我手脚很笨吃相不好，可对数字格外灵通，随他问好了，答不出来就算给他听，听得他点头称道。
“IBM公司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你看投入多少资金才合适？”突然间他把话题一转问我，我当然很震惊。学猛怎么会问我这么重要的问题，我值得他如此信任吗？
我想了一秒钟回答他说：“起码要1000万美元才合适。”
“有什么根据？”学猛放下手中的刀叉，紧问我。
“惠普在中国已有两家合资公司，据我了解，两家合资公司共同投资约990万美元，IBM年营业额640亿美元，惠普年营业额145亿美元，IBM公司比惠普公司大得多，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投资起码应该大于惠普两个合资公司的总额。”我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刀叉，嘴里还嚼着我爱吃的食物，顺口而出。
我见学猛脸色变得严肃无比，连连点头。大约40分钟以后我们结束了早餐，学猛把我送上了出租车，我在出租车上还想我的话能起多大的作用，我是说少了吧？我应该说IBM公司年营业额是惠普公司年营业额的4倍，IBM（中国）独资公司应该投资4000～5000万美元才行！再一想，我算什么？学猛只是探探虚实而已，没准成不成立还是个问号呢。
我很快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因为还有件激动人心的事儿等着我呢，那就是
谁知，正在我激动无比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份红底金字的请柬：
“就是你告诉我的1000万美元，”学猛神秘地笑了。
他这一笑我后悔极了，我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说3000万、4000万、5000万美元。我能说！我也不是瞎说（因为当时IBM公司的营业额是惠普的4倍之多）！至今我还为此事后悔。不过我一想起此事，还会用我的话到底对学猛做决定起多大作用为自己开脱。好几次我问学猛：是不是我对IBM独资公司说少了，学猛始终笑而不答。
28很有意思，至今想起此事还觉得很有意思。到现在我还与离开了IBM（中国）公司，曾在亚美达科公司、斯普林斯特公司、FLAG公司任首席代表的王学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在他举办的宴会上见面。1997年他还曾到过《每周电脑报/PCWEEK》我的办公室，说起当年的经过我们都感到兴奋无比，我与学猛的忘年交给我带来一种参与独资企业建立的经历。
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晚宴之后的一天，我采访了前来参加独资公司成立的IBM副总裁
就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的第七天（即
这次发布会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网络结构中，除主机系统以外还有Client/Server结构，
肯定还有记者比我更早介绍Client/Server结构，我只知道从我听说Client/Server到1998年11月10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Oracle用户大会，Larry Ellison总裁宣布Client/Server时代的结束（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仅仅6年的时间。
不过，对于微软公司来说，这次发布会的收获之一应该是认识了我，从此我与微软公司开始了交往。不管是微软（中国）公司的人总是在责怪我经常写微软公司的坏话也好，还是有些读者认为我有意无意地吹捧微软公司也罢；不管有谁说我是微软的“汉奸”也好，还是哪位读者说我替微软宣传是为了给中国软件业找出路也罢；不管是微软公司设办事处也好，还是成立中国独资公司也罢；不管是当初那个代表处负责人田本和也好，总裁杜家滨、过去的总经理吴士宏、代总经理罗麦克，后来总经理高群耀也罢；不管是过去的市场总监林宜华也好，还是现在的产品市场总监闫光、李浩也罢；对我来说指责和夸奖都无所谓，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于这个创造了20世纪PC软件产业奇迹的公司，7年来我没漏报过任何事件、产品和新闻，也没有只是一味吹捧地报道它的新闻。
1992年底某个公关公司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微软公司北京办事处田本和在审阅发布会记者签名时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厉声说：“连刘克丽都不认识还做什么公关公司！”于是这家公关公司找到我，叫我千万要来参加会议，否则他们的客户会不高兴的。多少年之后我和杨绍纲（1998年底他辞职去了DEC（中国）公司）谈起这件事，绍纲说：“第一次发布会上，我以为你是台湾记者。”我听后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像台湾记者？
他说：“因为大陆的记者不爱提问题。”这说的是7年前的事，现在听起来杨绍纲像是胡说八道，每次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抢着提问。不过当时的确是那样，当时几乎每次发布会都是我一个人提问，问完就散会，即使是这样也有人不高兴，烦我没完没了地问。我才不管人家烦不烦，问问题、问有水平的问题是我的职责，谁也管不了。你不问，是你问不出来，你不问那你来干什么？
1992年9月，我应美国华人电脑商会的邀请和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夏云升、副总编李琼瑞一起去美国参加Compuexpo′92首届全美华人电脑大展（后来听说办过第二届），同时通过我与惠普、SUN、IBM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关系，访问了这些公司。
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听到、看到了多媒体产品。要问Compuexpo′92展览会上什么产品最时髦？什么产品最有前途？什么产品独领风骚？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参观者得出一个结论——多媒体软件技术产品。这是从展览会上发回来的报道。现在看来多么平凡，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个新产品，如今如果哪家PC机上不带多媒体功能那才叫新闻呢。另外，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接触了Novell公司产品，此次展出了可使用户在PC上使用Unix操作系统的约1000美元的软件。现在看来真是画蛇添足。1000美元干什么不行，干嘛要用在使PC运行Unix？可当时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或许国内外计算机相关的高技术、好技术还有许多刚问世就夭折了的，当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事儿，直到
当
7年后的今天，RIP第七代产品用软件写成，输出4张分色胶片只需10～20分钟了。说明王选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有数，因为以后几代产品的蓝图正在研制或准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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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至今想起此事还觉得很有意思。到现在我还与离开了IBM（中国）公司，曾在亚美达科公司、斯普林斯特公司、FLAG公司任首席代表的王学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在他举办的宴会上见面。1997年他还曾到过《每周电脑报/PCWEEK》我的办公室，说起当年的经过我们都感到兴奋无比，我与学猛的忘年交给我带来一种参与独资企业建立的经历。
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晚宴之后的一天，我采访了前来参加独资公司成立的IBM副总裁
就在IBM（中国）独资公司成立的第七天（即
这次发布会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网络结构中，除主机系统以外还有Client/Server结构，
肯定还有记者比我更早介绍Client/Server结构，我只知道从我听说Client/Server到1998年11月10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Oracle用户大会，Larry Ellison总裁宣布Client/Server时代的结束（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仅仅6年的时间。
不过，对于微软公司来说，这次发布会的收获之一应该是认识了我，从此我与微软公司开始了交往。不管是微软（中国）公司的人总是在责怪我经常写微软公司的坏话也好，还是有些读者认为我有意无意地吹捧微软公司也罢；不管有谁说我是微软的“汉奸”也好，还是哪位读者说我替微软宣传是为了给中国软件业找出路也罢；不管是微软公司设办事处也好，还是成立中国独资公司也罢；不管是当初那个代表处负责人田本和也好，总裁杜家滨、过去的总经理吴士宏、代总经理罗麦克，后来总经理高群耀也罢；不管是过去的市场总监林宜华也好，还是现在的产品市场总监闫光、李浩也罢；对我来说指责和夸奖都无所谓，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于这个创造了20世纪PC软件产业奇迹的公司，7年来我没漏报过任何事件、产品和新闻，也没有只是一味吹捧地报道它的新闻。
1992年底某个公关公司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微软公司北京办事处田本和在审阅发布会记者签名时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厉声说：“连刘克丽都不认识还做什么公关公司！”于是这家公关公司找到我，叫我千万要来参加会议，否则他们的客户会不高兴的。多少年之后我和杨绍纲（1998年底他辞职去了DEC（中国）公司）谈起这件事，绍纲说：“第一次发布会上，我以为你是台湾记者。”我听后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像台湾记者？
他说：“因为大陆的记者不爱提问题。”这说的是7年前的事，现在听起来杨绍纲像是胡说八道，每次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抢着提问。不过当时的确是那样，当时几乎每次发布会都是我一个人提问，问完就散会，即使是这样也有人不高兴，烦我没完没了地问。我才不管人家烦不烦，问问题、问有水平的问题是我的职责，谁也管不了。你不问，是你问不出来，你不问那你来干什么？
1992年9月，我应美国华人电脑商会的邀请和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夏云升、副总编李琼瑞一起去美国参加Compuexpo′92首届全美华人电脑大展（后来听说办过第二届），同时通过我与惠普、SUN、IBM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关系，访问了这些公司。
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听到、看到了多媒体产品。要问Compuexpo′92展览会上什么产品最时髦？什么产品最有前途？什么产品独领风骚？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参观者得出一个结论——多媒体软件技术产品。这是从展览会上发回来的报道。现在看来多么平凡，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个新产品，如今如果哪家PC机上不带多媒体功能那才叫新闻呢。另外，在这次大展上我第一次接触了Novell公司产品，此次展出了可使用户在PC上使用Unix操作系统的约1000美元的软件。现在看来真是画蛇添足。1000美元干什么不行，干嘛要用在使PC运行Unix？可当时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当年（1985—1990）的硬盘每平方英寸从2000字节增至900万字节，如今这个指标达到
那天午饭被安排在ADSTAR接待中心食堂，IBM硅谷软件所
我10月初从美国回国以后，国内的多媒体技术产品市场开始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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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992年的作品中我发现，
长城集团在此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宣布推出14个计算机应用系统。在此之前（
1992年11月也是一个中国软件月。
在这次交流交易会上我发现了各种“卡大战”，什么汉卡、网络卡、防病毒卡、排版卡、MIS卡、传真卡（当时没有E-mail），这说明软件固化的潮流。现在，汉卡、防病毒卡、MIS卡、排版卡都实现了“软回归”。在当时的作品还可以看出，国内软件厂商还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上有过一番较量：有长城集团的多介质数据库管理系统、三艾计算机系统公司的通用图文数据库管理系统、北欣科技公司的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北京创进电子技术公司和永利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卡片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产品今安在？不管在不在，中国计算机软件史上曾经有过它们的足迹。
在我的作品中还发现了当时软件商品没有包装、软件产业硬件含量太高等问题。当然，今天这些问题都相应得到了解决，我们再去软件连锁店或者到什么展览会上看到的软件商品包装绝对与国际水平并驾齐驱，为此我们奋斗了5年的时间。
在总结与回忆1992年中国与世界IT新闻之前，不能不说联想集团。联想集团1989年10月首台386PC面世，1990年10月486PC推出，1992年12月推出联想1＋1家用PC。连同当年12月联想1＋1电脑推出，代理AST、惠普等计算机相关产品营业额为27.5亿元。国内产值7.5亿元，利税2.9亿元，出口创汇5000万元，由此看来早期联想的利润曾经在10%以上。其余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机产业在1992年的经营状况为：长城集团工业产值为9亿元，销售收入为8.5亿元，利税4000万元；以小型机为拳头产品的有太极集团产值为1.1亿元；山东浪潮集团产值近4亿元；长白集团销售收入2亿元；长江集团突破2亿元。
当时国外计算机厂商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为：IBM（中国）独资公司1992年销售收入增加80%，在中国进口业务为1亿美元，就在当年全球裁员4万人的同时，IBM（中国）130名员工再准备增加一倍。中国惠普和华普公司1992年销售收入增加50%。SUN公司1992年中国营业收入增加90%。UNISYS（中国）业务增长60%。Oracle（中国）营业收入增60%。SSA（当时专为AS/400小型机配备应用软件的公司）公司业务量为400万美元，比1991年增100%。计算机外商1992年平均增长50%以上。
当年日本在中国设立独资软件公司的ASCII公司6000套图形软件输出日本，产值为6000万美元。当年日本与中国磁记录公司合资的艺高公司，月产
1992年计算机界科研成果中有国防科技大学推出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它采用64位字长指令系统，CPU主频50MHz，内存容量为256MB。
1992年IBM、摩托罗拉、苹果公司共同宣布推出PowerPC芯片。SGI宣布收购MIPS公司，并与Bull公司共同研究对称处理器，与西门子共同生产
在我1993年初的作品中也能够找出1992年欧洲和台湾PC机的市场概况，当年增长最快的是法国，达135万台，同比增长9.8%。德国市场为170万台同比增长8.1%；意大利市场为157万台，同比增长5.7%；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计算机市场也达75.5万台，同比增长15.7%。
1992年台湾计算机产值为90.2亿美元，硬件产业增长15.7%，软件产业增长19%。
请读者要关注的是我的作品中没有注明数字来源，可能当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引用了一份资料，不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世界计算机市场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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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总裁易人！这是1993年1月份的头号新闻。
1993年初，世界计算机价格继续下降，可是在中国计算机市场却出现了“价格反弹”的涨价现象，在1993年2月里计算机主板、硬盘、显示器等价格几乎上涨了10%。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外汇与人民币比价上涨。这是中国PC市场第一次涨价。5年后，即1998年夏季，先是由于香港新机场启用，后由于打击走私，PC市场上出现了第二次涨价，这两次价格反弹时间持续了不过2—3个月而已。
陈希同倒台了，陈希同犯了罪是历史事实，他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下场，但是陈希同当时“蒙”出来的这句话是对的，北大方正集团在1998年营业额就达到了8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1992年是计算机外商在中国活动开始火热的一年，1993年外商在中国活动则达到了白热，这种白热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也就是在1993年2月，长城集团发布并展出了25种计算机商品。当时基于80486芯片，用EISA总线扩展能力和VESA高速局部总线，形成了系列机，还有长城多媒体系列产品、长城大中文系统等产品。这些产品与当时的AST、康柏等国外PC产品的技术、配置相差无几，只是中文系统在其上表现的更全面。
3月初，IBM公司在中国发布14种AS/400小型机，当时AS/400已是出生5年以来第四次换代，当时AS/400在中国装机量470台。
从
“金桥”工程也有国际背景。1993年初美国提出重振经济，决定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在美国之后，韩国政府迅速拟定了总投资550亿美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此之后新加坡、日本也提出了相应的计划。
与“金桥”工程成为系列的“金卡”工程是
现在看来“三金”工程的提出与宣传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三金”本身，甚至在外贸、金融行业都有更详细的工程代号。但是“三金”工程的宣传吹响了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号角。
记得当时我提起“三金”工程来十分激动，在《中国电子报》、《计算机世界》发表过近3万字的文章，标题气势十分让人震动，什么《神州筑“金卡”》、《你我他持卡族》、《力拔山兮气盖世》——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激动人心，据说电子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采用了我1万字的有关文章，不过这本书到现在我也没看到。
从“三金”工程至今已有6年的时间，这6年中国信息产业、市场发生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变化，PC年产销量从45万台增长到700万台。
1993年只有“大款”才有手机，1999年中国移动通信用户超过3000万户。1993年Internet这个词都没听说过，1998年中国Internet用户已过210万户。1999年中国Internet用户超过400万户。
在1993年第一季度出现过两次关于STD总线和可编程控制器及华胜工控机公司的报道。当时我是十分热衷于工控机的报道，这与我当年在贵州铝厂工作过有关，我一直建议《计算机世界》开辟关于工控机的专栏，没有人理会我，直到1996年我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报工作以后，我还是设立了《今日工控》专栏，可惜没坚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想起来，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没有广告、没有产业、没有市场的推动，再好的产品也形成不了栏目。没有广告，没有产业这好理解，为什么说没有市场呢？后来我才明白，国营大中型企业亏损面40%；不亏损的可能是引进成套设备已有了工控机控制生产。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没有开始。
工控机的市场实在有限。不过，我相信只要制造业存在，工控机一定有市场。
后来当ERP等观念出现以后，我发现，这个系统中应该包括工控机及其软件，否则，工控机单独出现就会使企业整个自动化管理系统出现“缺头”现象。但是当前的信息系统如果不考虑工控部分，就会成为“少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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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台湾大同公司在中国开记者招待会，说进祖国大陆不到1年的时间竟然有400套工作站订单了。当时大同是SUN Sparc OEM厂商，当时中国工作站每年市场不过2000台。现在大同在干什么呢？显然已经不卖工作站了。
从1993年4月起Windows NT的宣布紧锣密鼓，从
国内的Unix派们也急了，就在NT正式宣布的第二天，即
就在NT与Unix的战火向中国蔓延期间，发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
1993年5月是个热销月，台湾鸿友集团在北京首次亮相了800DPI全彩扫描仪，航天部与优利公司合作的优航公司宣布年营业额300万美元。这些公司都那去了呢？优利公司倒还在，只是1992年营业额84亿美元，盈利3.6亿美元的公司，如今营业额还在这个数量级上徘徊，而利润却只能说减少亏损多少美元了。
也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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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机械电子部有个MICT公司（机械电脑技术服务公司，这个公司至今还在），到1993年6月，她成立了5年，我也跟踪了她5年。这个公司总是去参加德国汉诺威计算机应用展览会。
当时据席总说1993年3月底在汉诺威举行的展览会有5500家厂商参展，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当时国内计算机展览会参展者一般在200家至300家都叫我应接不暇，5500家多么壮观！我去不了干着急，只有采访去过的人。而MICT公司每年能因此得到我的一次专访。1993年6月我才采访到MICT公司，他们告诉我在汉诺威′93展览会上有199家CIMS应用软件公司参展。现在IT业认为CIMS是已经过时的提法了，ERP取代了CIMS。而MICT公司现在已成立了11年，没有放弃过从CIMS走向ERP系统集成商的业务。
1993年6月初，海峡两岸举行过一次SMT（表面封装技术）研讨会。现在看来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讨会？很简单，当时表面封装技术在电子、计算机整机产业并不普及。当时祖国大陆电子行业仅有160多台SMT设备及几十条生产线。当时国内300家厚膜电子元器件厂在亚洲地区没有一席之地，其实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改造片式生产线，而当时台湾、香港、新加坡片式电阻、片式电容等厚膜元件总值为9.5亿美元，占世界产值的7.2%。日本占世界产值的45%。6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在所有整机上都普及了SMT技术。
1993年对于惠普公司的PC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其实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来源于不打不相识。1994年5月我因为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部的公关广告业务拿到香港去做十分气愤，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及新闻界的朋友们一点也不客气地围攻他，他耐心地告诉我们，只要中国惠普的营业额在成长，他就认为这样做合理，他也没有权利干涉下面部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人。当然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部在数月后改进了自己的做法，事实也证明中国惠普信息产品事业部在中国IT市场不仅PC、外设产品全，而且营业额最大。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事之后，我知道了外商在产品、销售、市场的管理是从总部到分公司、子公司，甚至办事处都是纵向管理。本地的分公司、子公司、办事处的总经理、首席代表都只能是起着产品、销售、市场各条线之间的协调作用。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对于刚进中国的小公司来说这样做又是不合理的。据说某刚进中国不久的软件公司就因此丢过不少订单。据说某些大公司也因纵向“摇控”吃过不少亏。在此事前后，我一直与1988年、1991年到中国惠普信息产品事业部的李汉生、计算机系统部的孙振耀都保持着“热线”，他们在经销渠道、技术产品等各方面的消息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岂止是中国惠普，1990年9月成立的华普公司，当年也经常来北京活动，
也正是在
也就是在1993年6月中旬，我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当时没有像AT&T这样的有线、无线、通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为一体的通信实体，便提笔写了一篇市场需要中国的AT&T。当然在此之后6年里中国通信市场的发展验证了我当时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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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IBM记者大会和工厂的收获还不止是惊叹，还有惊奇。我惊奇当时问世5年的AS/400小型机为什么没有采用Unix操作系统，而是封闭式的OS/400操作系统。我惊奇为什么AS/400不使用IBM、苹果、摩托罗拉共同研制的PowerPC 64位芯片。我还惊奇AS/400小型机12年前问世时就是“抽屉”式结构，无论硬件、软件升级换代都十分简易。我也奇怪AS/400到底是什么样的“怪胎”，在Unix一路高歌时，它居然在当时世界装机量22.5万台。
我有过在日本工厂学习的经历，日本工厂与美国工厂有着强烈的反差，在AS/400生产线上参观时我发现美国工人穿着十分随便，可以穿着牛仔裤，带着随身听摇头晃脑去安装计算机，真让我觉得从未有过的放松（在此之后参观过SUN、惠普、SGI、Dell等等生产线也都大同小异）。当时我有一种冲动：IBM公司亏损与这管理不严有关系吧？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郭士纳上台后工厂仍然是这样宽松的管理方式，居然一年后盈利36亿美元。
3天的新闻发布会等于被关了3天的“监狱”，记得只是最后主持人的一句话让我十分愉快。他说，AS/400的前途光芒太耀眼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带上了墨镜，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墨镜带上了，并且告诉在座记者也应该带上IBM公司发的墨镜（中国制造）。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从美国回来了，还没缓过劲儿来，又投入了工作，我工作的部分时间花在与编辑协调我的稿件发排日期，我实际上很不愿意协调这类事儿，不过我又必须硬着头皮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硬是挺过来了，过后我想起了《中国电子报》第三位社长许金寿的一句话：人的能力也包括了忍耐的能力。他这句话一直在鼓励我去克服困难，忍受我不可忍受的一切。
总之，虽然我的有些稿件被拖了时间，但绝大部分都发表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感谢改过我稿件的每一位编辑，在这里我要对他们说声谢谢。而当时我则想，如果有一天我做总编一定不拖任何人、任何一篇稿，如果我拖了别人的稿件算我失职，我认为我现在是做到了。
如今在我采访SUNSoft总裁的这篇文章里我惊奇地发现，当时这位总裁就说Solaris要支持英特尔硬件平台，还将宣布支持PowerPC芯片。实际上Solaris操作系统到1998年才正式宣布支持英特尔与惠普使用的IA-64位芯片，至今没有看到Solaris支持PowerPC芯片的报道。
事实上在此之后很少听过英特尔有自己品牌的PC和主板产品，而网络产品的宣传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也就是在
7月底，长城集团在北京宣布，可以年产销显示器6万台，软驱18万台，板卡27万片、电源72万台。当时长城十分引以为豪，我们新闻界也感到中国零部件规模经济时代到来。谁也不曾料到，到1998年，长城已变成111亿元人民币营业额，8.8亿美元出口的外向型企业，利润达7亿人民币，更没有料到长城1999年会实现5个百万（百万台主机、百万台显示器、百万套硬盘驱动器、百万片多媒体光盘、1亿只磁头）。
也就是1993年7月我认识了实达公司的胡刚总经理，当时他是《中国电子报》的读者，在报纸上经常读我的文章，他托别的报的记者邀请我到福建去，由于我的日程安排得太满始终没成行。从当时成立5年、年营业额5亿元人民币的实达、一直到1998年16亿元人民币营业额的实达，我都没有参与过采访报道，心中充满歉意。记得当年我以《一颗明亮的星星》为主题，《福建实达公司成功史解析》为副题，“答案一”、“答案二”……为小标题写下了2400字的通讯，作为实达历史的小小的记录。
1999年实达公司宣布仅实达软件公司营额就达6亿元。
几乎和EDS相同的EDA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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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学生暑假来临，国内外厂商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家用电脑市场“轰炸”战。我急忙到几个商场去采访（1993年PC已进商场），发现当时平均月收入500～800元钱的工资族仍然“望价兴叹”，几个商场都告诉记者整个暑假问价多，成交少，我便写出《家用电脑只闹不热》的市场调查。当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8年，我认为至少在1998年家用电脑市场才算正式启动。
再“牛”的企业我也不怕，就怕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当时新闻发布会上来了许多外国记者，他们都被安排在好位置上，主持人总把话筒递给他们，他们全部用英语提问，弄得所有中国记者只能做陪衬，我想，罗伯特·E·艾伦董事长也不愿看到这种场面，因为他毕竟在中国，他应该感到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才算出国。
我压不住心中的火，冲到主持人面前抢过话筒就问了4个问题：1.你是否认为AT&T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存在障碍？2.你对发展中国家通信及计算机有何建议？3.除电子通信市场合作外， AT&T是否还愿意在其他方面与中国合作？4.AT&T公司对中国是否有优惠政策？
当然，现在看来这4个问题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就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高技术有限制的背景来说，还是十分有必要问的。我所问的其他合作是指当时AT&T收购NCR后的计算机方面的合作，当时计算机硬、软件合资公司正在兴起。罗伯特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说，AT&T公司与其他高技术产业公司一样，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存在来自政府部门的障碍，但是他个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中求得高技术出口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应该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持同步改变。
在回答我其他问题时，罗伯特说：“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成功地控制了高速经济发展，使我更为高兴的是，中国政府坚持健康的市场导向原则，根据AT&T公司100多年致力通信产业市场的经验，我认为，当代通信市场建设基本点已由传输转移到现代化网络管理中来，中国在发展通信市场时一定要重视网络现代化管理的合理设计及计算机应用，AT&T十分愿意与中国在教育领域进行合作，我宣布AT&T将支持中国重点大学30名学生获得AT&T科技发展奖学金。同时向希望工程捐献价值25万美元的36台NCR服务器和工作站。AT&T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不过我希望中国很快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我敢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只有我一个国内专业报记者获得提问机会，至今在国内IT媒体中也仅有我一人拥有与AT&T总裁对话的记录。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此两个月后我获得了AT&T公司的邀请，到美国AT&T总部及贝尔实验室访问。遗憾的是当时由于《中国电子报》的一些原因和我自已的身体（当时我出国太多，其他人有意见，加之我因劳累过度胃出血住院刚出院），失去了这次机会。
也正是在1993年8月初，新组建的电子工业部开始运行了。当时上上下下欢欣鼓舞，我也同样。因为和机械电子部相比，电子工业部对我的工作来说似乎相对顺畅许多。
紧接着电子工业部工作的重点向“金”字系列工程上转移。此时，我发现原来至下而上地发展信息应用变成了至上而下地发展信息化建设。当初对EDI应用普及的呐喊也正在融入“金卡”工程中去。外商们也感觉到了这个趋势，
有1.6万个用户在此网上进行EDI(电子数据交换)，为此GE公司还有专门基于Unix的EDI Switch和EDI Server。这么多年过去了，GE公司在中国无声无息了。
1993年9月，整整一个月内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采访，这是因为我因劳累过度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因胃出血，血色素低到了
1993年这场大病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以为，我的身体完了，事业完了，心情极为不好。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真正的事业还没有开始。1993年我受到打击的还不只是生病，我还看到了计算机报界增添了许多新生力量，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身体比我好得不能再好，重要的还有他们比我更坚实的英文基础，比我更新的专业知识，我想我是不是该激流勇退呢？我经常苦恼。
然而时间没过多久，我和他们都成了朋友，我们经常在发布会上相遇，相互讨论问题。从我与他们在发布会上的提问交锋上，以及接下来的作品较量，我发现我们各有所长，特别是我的新闻敏感性不比任何人差，我突然间明白，8年的记者经历是不可取代的。直到现在孙定、汪云志、张秀斌等仍然和我保持着可贵的友谊，无论我们是否在一个报社工作，也无论所在的报社是否是竞争对手。我们彼此之间总是相互欣赏，遇到重大问题互通电话讨论。
如果我们利用别人的土地种上自己的应用软件，又省事、省时间何尝不可？可是当时主管此事的杨天行司长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在向着微软公司说话。我十分理解杨天行司长，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和他的观点一致，甚至比他还强硬。在此之前我与杨司长关系很好，不然，他也不会在见胡启立部长的时候带上我。可是就在中文平台之后，他对我开始冷淡，不过冷淡中也有真诚。一次我们在谈及中文平台不欢而散之前，他的目光转向我（谈及中文平台时他的目光一直不看我）说：“克丽，你是一个有观点的记者，你的观点有问题但总比没观点强。”行了，只要有杨司长这句话就行了，杨司长没有给我扣帽子，他只是实事求是地陈述我工作的态度。
中文平台的事情并没有完，到1994年4月比尔·盖茨首次访问中国，中文平台与微软中文化软件的矛盾问题达到了“僵峰”。
6年过去了，现在很少有人再提“中文平台”这几个字。到Windows 98以后，中文平台没有再典型性的跟进产品，但是中文平台自1995年后已占“半壁江山”的市场局面依然保持。实际上这都不重要，中文平台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比中文平台更辉煌的事业——应用软件时代来临了。从1996年起，不管是在中文平台上开发的软件，还是在Win系列中文平台上开发的中文应用软件，把国外的桌面应用软件彻底驱逐出中国市场，这才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百年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