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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管理界、产业界在1988年下半年，开始对中国软件产业战略展开研究讨论。在1988年下半年的几次研讨会中，国内专家们对Unix国内外市场之争并不感兴趣（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而对中国出口软件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认为，从1975年开始，世界软件产业一直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1987年世界软件销售总量超过500亿美元，国外有专家认为世界软件产业2000年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看中这块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新加坡、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也开始重视软件产业的研发。当时印度声称到1990年软件出口达到3亿美元，中国为什么不能？当时法国软件出口已占其软件产业的20％，中国为什么不能？
同时专家还分析，美国占世界软件市场的80％，当时有1000万个软件等待开发。1985年美国软件人员短缺30—50万人，日本也缺软件人员20万人。如果我们从1988年开始抓软件出口，到2000年我国软件出口产值将达110亿美元，占世界软件产值的十之一。
我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不缺软件人材，这是我们的优势，同时还详细地分析了我国软件产业的出口模式分为：数据录入、承接项目、产品销售、出国研修、合作开发。我觉得几次研讨会开得十分成功，同时我本人受益匪浅。人们对12年后中国软件产品出口的辉煌前景及软件出口所面临的和印度一样的问题，如地理位置、资金困难等发表了看法。
现在看来我和专家们对人才、资金价格上涨的前景看得太乐观了，忽略了中国软件人才外流，国外市场渠道开拓困难等不利因素，造成现在软件出口几乎没有上亿美元的现状（1999年中国软件出口大约5000万美元）。通过这次研讨会我给自己留下了一道作业，那就是要到深圳去考察中国软件出口企业，这个愿望到4年后才得以实现。
也许是因为整个中国都处在计划经济状态下，没有人像现在这样现实地看中国经济效益。什么事情都研讨一下，研讨的最终结果总是要靠政府给与资金的支持，没有支持就算完事儿了。
可是学术界对智能化的计算机研究并不算完。1988年底数百名计算机专家在广州举行了《全国首届智能科学研讨会》，现在看来这种毫无市场意义的研讨会实在没有必要。有了首届，不知第二届、第三届什么时候开呢。我以后也真的再没有听说过类似的研讨会。10年过去了，再来看看现在的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与当时的研讨会内容毫无关系。什么超逻辑层次；什么计算机视觉与人视觉的比较，结果是人类的视觉输入输出处理是并行的，而计算机输入输出处理信号是串行的；什么把人的每个神经细胞理解成为一台计算机，所有的细胞组成一个计算机网络……我想现在再开这类会还是这些理论，而这些理论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
远归远，倒使我大开眼界，10年前研讨会的内容和收获至今还在我的采访和写作中起着“垫底儿”的作用。
1988年10月底的一天，那是个风雪大作的日子，我冒着八九级大风去参加“国际电讯、计算机和电子展览会”。当时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ISDN代表着通讯和计算机领域中的最高技术,众多公司围绕ISDN展出了其相关产品。当时刚刚兴起磁卡电话。4个月前刚刚推出的AS/400也出现在展览会上”。当时我认为AS/400是一个填补IBM小型机空白的产品，在我的作品中我清楚地记录着1988年10月AS/400在中国已出售了6台，到1998年AS/400小型机在世界上已售出了50万台，1999年AS/400在世界上已装机60万台，在中国售出了2000台。看到自己的作品记录着AS/400在中国的销售历史，我觉得自己无愧于IT记者的职业。
令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当时无比大胆地在作品中写出，IBM PS/2和OS/2向用户承诺的功能有20％没有兑现。这离1990年IBM决定放弃PS/2生产还有两年的时间，我冒然公开说出正在旺盛时期的PS/2的坏话，而没有受到IBM北京代表处（当时没有成立独资公司）指责，可见IBM公司早年的胸怀。
1988年底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记者，完全可以把握当时中国计算机产业、应用的脉搏，我决定在1989年初推出1988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市场、应用回顾的连续报道。在几乎一周时间里我被自己的选题困扰着，以至于春节我都没有过好。为了自己能在家里思考写作，在春节假期我把我丈夫“赶回”他母亲家。
如果说当年那篇《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教会我怎样总结一个企业的发展，怎样看待一个企业的发展在全国计算机行业的位置，那么1989年初发表的《求生存，我们出路何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系列报道则使我变成了一个能够总结全国计算机产业市场应用发展的记者。至今看到此文我还是感到自己对资料掌握全面、消化充足，对观点的提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从我这部分作品中可以看出，1988年我国计算机产业固定资产仅8.3亿元人民币，在538个企业中，软件信息服务业有392个，制造业146个，17万名职工中有8万名硬件工程师。在我的作品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当时我国硬件制造业（包括全民、集体和个体）有小型机装配线10条，PC装配线21条，磁盘装配线9条，软盘装配线11条，显示终端装配线6条，打印机装配线6条，印刷板装配线12条，其他外部设备装配线10条，这些“家当”加起来每年能够生产百亿元人民币产值。然而，1988年我国计算机产业年产值只有20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包括原装机）2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国内计算机市场实际只有40亿元人民币，其中近一半被进口计算机备件所占。
接着我分析出这些数字组合起来成了两个明显的不等式，资源大于产值，市场小于销售。并得出结论：90年代中国计算机产业要生存，它的运动轨迹必须向国际转移。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分析并没有错，10年后的1998年，中国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果然达到102亿美元。1999年我国计算机类产品出口约有110亿美元，连续7年顺差。到2000年我国计算机零部件出口会继续增长。
当时我还提出，最有希望的产品是PC。别看1988年我国仅生产37.5万台PC，但我对他们能够生产百万台PC的能力深信不疑。
当时的机械电子部为了迎接年产百万台PC，将中国146家硬件工厂组成长城、山东浪潮、南京紫金、上海长江、天津中环、四川彩虹、东北长白、云南南天等8大集团。10年过去了这些集团大部分还存在，但他们的规模早已鸟枪换炮了。我敢说现在中国PC年生产能力达千万台，但是还没能力销售千万台。
有一点当时我没有估计准确，作品中也没有明确答案，那就是中国硬件出口应该是零部件式的，而不是整机型的。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形式都没有明确估计，直到1998年7月联想集团在自己的“联想现象”研讨会上才提出暂时放弃向国际市场的进军，这种放弃当然是指整机。
当然我的1988年的总结中离不开当时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的“热点”产品——工作站，在我的作品中清楚地记录着1988年中国进口了700套工作站，每套价格在3～10万美元左右，其中有400套为SUN公司的Sparc平台产品，由此看来SUN公司当时在中国工作站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当时SUN公司和机械电子部六所（电子部六所）合作密切，六所也推出华胜牌工作站，现在看来当时的行动是多么坚强无畏。当时我似乎被强烈的爱国主义驱使，看到了中国国产工作站的前景，作品中的小标题用的是“后起之秀工作站不能夭折”，然而国产RISC/Unix工作站还是在5年后消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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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1988年当然少不了小型机，在我当时的作品中找到了1988年中国生产了400套小型机的记录（销售合同300套，交货200余套）。当时中国有的NC12780（相当于VAXⅡ/780）、TJ-2220（相当于VAXⅡ型）、TJ-2230（相当于VAXⅢ型）都是太极公司制造，由此可见当时的DEC不仅在中国市场上坚如磐石，而且在生产制造上也有一定的基础。
当然在做1988年计算机软件和应用总结中，也谈到了计算机软件优势，坐失良机等等问题。
当我的这些作品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当时机电部计算机司李晔司长的好评。他亲笔给我写了信，信中感谢我全面地总结了我国计算机市场及应用，并以请我跳舞做为感谢。
我和李晔性格上有相似的地方，我们都很性急，不钻牛角尖且坚持原则，为人随和兼有个性，很多问题上总能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年以后共同经历了一场“大祸”的考验，那是后话。不管怎样说，我和李晔、杨天行、张琪这三位20世纪的中国计算机行业主管、计算机司司长都有着可贵的友谊，这友谊是超出了上下级关系的友谊，成为忘年之交。
1989年初，中国软件业的第一大户——中国软件公司，发布了第一个具有版权的数据库管理系统CDB，它的功能与当时DBASEⅣ相当，研制费为30万元，历时4年时间，核心部分336K字节。现在看起来中软的举动很可笑，但当时我们都因此而骄傲，怎么能不骄傲呢，DBASEⅣ系统当时喊价400万美元呢。从此以后除了东大阿尔派说自己有过OpenBASE以外，也听说过一些有自主版权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但是都没有形成市场气候，不了了之。
1989年中国及至世界的工作站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惠普公司以1.5万美元一台H10900/540SKX工作站向SGI工作站逼近，记得我在1989年初的一篇关于工作站的作品中这样开头：
计算机的生命热点这样地划过时空：
60年代大型机——稀世之宝；
70年代小型机——蓦然崛起；
80年代微型机——浪潮汹涌；
90年代工作站——市场白热。
如果是现在还应加上：90年代末网络——排山倒海。
的确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工作站市场的争夺是继PC之后对中国市场的再次冲击。
其实惠普收购阿波罗公司事件本身给我的经验不止是新闻，它使我在今后的10年中能够非常清醒地看待各种大大小小的收购事件，从来不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误导。
我记得自己这样写道：有人认为，Alpha会成为康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就像IBM收购Lotus公司一样，DEC公司也成为康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叫改姓不改名，没多大影响。别听那一套！9年前惠普收购阿波罗公司时也这么说，后来居然写上惠普/Apollo公司，谁现在还知道什么是阿波罗，早没影了。例子还不止一个，3年前3Com收购Chipcom时也这么说，现在谁还提Chipcom？
惠普收购阿波罗公司的确给我上了一课，使我和中国用户第一次承受了收购给我们心理带来的震动。
80年代的中国计算机业界对输入方法格外重视，几乎每周都有各种输入法推出，一会儿是李金铠的五笔划码，一会儿又是长城集团的长城笔型码，还有王码等等。各种展览会各种码到处都是，由此可见，当时计算机应用开发还处在输入法阶段。10年过去了，各种输入码倒是少些了，但各种语音输入、笔输入又来了。十几年过去了，各种输入法还在不断地推出，看来人类总是在向简单输入法极限挑战。然而始终没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各种输入法的普及，关键是在市场的普及，并不在于其如何简单。
到1989年止，STD总线进入我国已有5年的时间，当时正是机械部与电子部合并成立机电部之时。机床改造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国际上的上千种STD总线到中国的就有500多种，中国已有万余家STD总线的用户，STD总线协会也有了66家成员，如今工控机已走向PC总线阶段，STD总线在中国的那段辉煌已成为了历史。
1989年中国计算机业出现了中华学习机这个品种，当年产销5万，70％进入家庭。当年还成立了中华学习机普及协会，说27个省市有2000余个会员。虽然它3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但它毕竟在中国计算机产业历史上存在过，还具有20万台以上的规模。
前面说过的软件出口，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它的跟踪报道，在软件出口会议之后，当时我认为问题很严重，我将素材重新整理，并寄往新华社《嘹望》周刊。
我在《中国电子报》报眼上的连续5篇报道的名字是《向微电子技术要能源》、《向微电子要资源》、《向微电子技术要质量》、《向微电子技术要时间》，在头篇报道后的第三天，我无意中在报摊上买到的《文摘报》上发现了我文章的摘要，后来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被《文摘报》摘登。其实，为我编写这组稿件的编辑一直和我关系一般，他是和我工作配合最不好的人，平常我们很少沟通，但在这组文章的处理上他却十分公正，长篇报道连续在报眼上刊登，这件事在任何报刊上都少有。如果是现在他站在我的面前，可能我还是不愿和他讲话，只从心里感谢他对我这些稿件的处理。
在此之后，我将会议所有材料仔细消化，补充采访，在《中国电子报》发表了七个行业的计算机应用现状。我还记得当时我国有320万机床，有64万台应该改造和可以改造，但是当时才改造了2万台，这说明还有60余万台改造余量。在我的作品里还记载着当时我国化工工业五分之一的固定资产中装备了计算机，75％用于过程控制……后来我再进一步地根据材料上的线索采访各部委，为《计算机世界》报写出了《我国十大行业计算机应用述评》上、中、下连续报道，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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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和感觉还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些问题还相应存在，所不同的是现在几乎没有像当年那样再引进这么多大工程，幸运的是这些工程又到改造的时刻了。此时我国已经完全具备自我改造的能力，只可惜大型企业的改造对于企业来说不像当年那么重要，和它同等重要的是企业市场的开拓。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计算机设计、应用，哪来的产品品种，没有品种又怎么去开拓市场呢？
不管怎么说80年代末期引进工程计算机应用将我国一些传统工业带入了世界先进水平，是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
记得有一次工作总结时我把自己的这个外号写出来的时候，申瑶笑着对我说：“小刘，这样的话让别人说，自己最好别说。”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我只是在实事求是地重复别人对我的评价，又不是自我吹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这种性格有人说就是记者的性格，还有人认为我总是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我，用我自己的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的特点去承受我所面对的，去实现我想要的一切。
怀柔会议给我的印象是：在5月份全国计算机应用推广会的基础上，动员全国计算机企业进入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中心思想还是想要以应用立业。
8月底Unix国际公司主席、首席执行总裁皮特（Peter Cunnigham）访问中国，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当时这个组织与OSF（开放软件基金会）斗争很激烈，皮特认为Unix标准会统一，由于他是Unix国际公司的，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与OSF对抗。当时他对我说：“95个成员组成的Unix国际组织，占全世界Unix操作系统销售量的85％，而OSF则是由IBM、DEC、惠普等大公司组成，他们公司很大，各自都很自大，就更难与其他公司兼容。”OSF没有统一产品出台，也没有官方访问中国，直到1992年Alpha问世时他们才来中国访问。从中国当时官方和市场来看，对UI（Unix国际组织）很有利。或许现在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来写Unix的事儿，Unix有那么重要吗？当然！Unix的统一在当时重要得像现在网络标准一样，像现在Internet一样重要，因为当时异种机联网实在是个大的问题。
1989年是中国国庆40周年，《中国电子报》让我写关于国庆的稿件，我就当时掌握的情况写下了《我国信息产业的主神经（眉题）11大计算机网络初见规模》。这11大网络是邮电部通信网、全国铁路四级网，国家计委四级计算机经济系统，全国电网监控系统四级网络，柜台业务、金融信息、资金结算组成的银行电子化网络，航天测控系统建成的卫星试验精度测控区，中精度测控网和数据交换网，五级国家气象预报系统，民航旅客服务计算机系统，全国科技情报计算机检索系统，公安部计算机网络系统，财政税收信息系统。
从当时这篇文章可以看出，1989年全国邮电系统已开通300比特/秒低速网，仅在沈阳、天津开通960比特/秒高速数据传输。全国铁路网仅有400多台小型机和近万台PC；经济信息网系统联接了38个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城市，及85个中心城市和203个县。华北、华中、华东、东北四大电力网已建通3个网络。当时柜台业务发展最快，正在加紧完善投资、资金结算系统。航天测控系统能对
在国庆50周年前夕，我们再来检阅这些网络和其他的网络，发现10年来我国计算机应用的变化多大啊。就拿财政税收网来说，到现在已有上千个县进入了税收计算机网络。我写到这里为自己的作品为中国信息化建设做了忠实的记录，感到无愧。
许多年以后我和当时的计算机司司长李晔谈起来时，李晔详细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那是在1983年或者更晚些时候，李晔应AT&T公司邀请在美国培训期间，应邀去苹果公司参观访问，到了苹果公司没人理他，没有人接待他，只是让他一个人在一间小屋里玩正在襁褓中的Mac机。当时苹果公司根本不认为亚洲是他们争取的市场，更不在乎中国市场，所以李晔认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不会有什么作为。当时苹果公司对中国人的态度说明苹果公司根本不在乎中国市场，也不会对中国市场用户的服务积极（当然苹果公司在90年代改正了自己对亚洲以及中国市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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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IT业曾经走过一段与机械相结合的道路（1989年机械电子部成立），在我这年9月7日的作品中记载着召开“首届国际机电一体化博览会”，后来就没有了第二届、第三届……当然与后来撤销机电部恢复机械部、电子部有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我采写的历史上的确有电冰箱、洗衣机、机床甚至汽车等等产品，都符合机电一体化这种概念和提法，但是无论是现实还是心理上总觉得机电一体化有点貌合神离。果然在1993年电子部又成立了，当然1998年信息产业部的成立我觉得十分符合国际、国内的历史潮流。
由于当时我在《中国电子报》工作，我的采访作品涉及面不仅仅是计算机，还有半导体集成电路、汽车电子、传感器、通信（包括雷达等）等专业。从1989年我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我对当时半导体产业的一些看法受到了当时机电部计算机司副总工王芹生的影响。我当时预感到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需要这样思路清晰的人执行。我记得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果然在一年之后，她出任了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当时叫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总裁。
当时王芹生认为，在1989年以前我国引进了33条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线，主要是为电视机、音像设备配套的，有了这些生产线才有了中国后来的电视机工业；同时，也表明只有先在效益高的消费类集成电路中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从对她的采访中还可以看出，1988年我国生产的消费类集成电路突破了亿片大关，还有部分企业刚刚进入良性循环，1989年由于集成电路又遇上了家电产品积压集成电路产业市场造成另一种困难。
王芹生还分析了当时我国计算机产业与集成电路的关系，她认为CPU、Dram都属于通用芯片，1988年我国7.5万台PC市场，通用电路用量不过10万片，各种专用电路用量不过70万片（以每台PC需要10片各种专用电路计算），无论通用、专用芯片都不到百万片批量，不到百万片的批量投产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投产。
从我对她的采访交谈中可以看出，当时中高配置的Dram不过256K，256KDram需要2微米的工艺技术，这种技术当时在我国是不成熟的。
当我现在来看名为《无米之炊实难为》的专访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国家把再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内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中的计算机内集成电路，效果仍然是一样。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持，产业成不了规模。走向国际市场，市场开拓的资金会更大，大得比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生产本身更大。
用现代的目光看待历史，我突然为当时的集成电路产业没有投入感到庆幸，如果有投入，今天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浪费。
10年以后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还有机会吗？越来越难，英特尔一条生产线已涨到20亿美元了啊，如果我国当时从Dram切入呢？（当然当时也开始筹建独资Dram生产线，南韩就是从10年前Dram产品切入世界市场的。）答案也是模糊的。
1989年我国汽车产量仅58万辆，当时有关人士就呼吁汽车电子设备是如何的重要，并预计到2000年世界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将突破600亿美元，每台汽车上电子设备的价值平均占汽车总价值的1/3。如果我国获得这个市场的百分之一那就是6亿美元市场，现在看来当时的估计太乐观了。10年过去了，中国汽车年产量相继突破了100万辆、200万辆，中国的汽车电子工业怎么样？我只有“望文兴叹”。
有趣的是时过4年之后的1993年，我还在呼吁汽车电子，还在写类似的文章，只不过我的文笔成熟了些。偏偏有人看《中国电子报》，一天，我的呼机响了，一个莫明其妙的电话号码出现在我的呼机上，我回了电话，这个陌生的老兄（我根本就没问他的名字，即使问了也记不住他的名字）竟然说出我4年前写的汽车电子文章。他十分诚恳地劝我专写汽车电子的报道，别写计算机了。他认为汽车电子比计算机有前途得多，我认为他真的是“疯了”，没有理他。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同时又为他能够欣赏我当时的作品（实际上现在看来太让我丢人）感到丝丝的成就感。
在80年代，我国计算机科技界一个劲地研究各种填补空白的高档产品。如
1989年10月我大胆地闯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大不小的“祸”，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质量不能以国产化作为牺牲”之类的感想，毫无顾忌地写出了国产化必须要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否则国产化是没有意义的。文章发表之后数天，报社接到有关官员的电话、来信，指责刘克丽，有人还说我是卖国行为。我当时很难理解，总编朱习华竟然把对我的指责登在了报纸上，我很受不了。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是卖国行为，我只不过太爱国了。那些为追求国产比例而盲目采用不合格、质量不高的元器件，不负责任才是卖国（当然帽子大了些）。现在想起这些事件，我觉得自己仍然没什么过错，朱习华总编也没有什么过错，他的行为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新闻炒作”。这给我7年后自己也做总编，怎么对待有争议的稿件打了基础。“国产化风波”不但没有给我打击，反而给我增加了锐气。1989年我还提笔写下了“高新技术产品不宜制定长期规划”一文。如果再给我扣帽子，完全可以将“反对五年计划”的帽子给我戴上。此次我用了记者来信的体裁发表在了当时的《中国企业报》上。
当时我在文章中写到：PC换代周期为1～2年，如果按五年计划来执行，科研资金从申请、到位，再到研制、开发，还没等销售就成了淘汰、过时产品，一定销不出去。我的确向计划经济开了一炮（如果我的父亲在世，他事先知道这些事一定会制止我），至今我为自己当时的新闻敏感和勇敢感到震动。
当然，后来我又问自己五年计划应不应该做，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对传统产业、变化不快的产业，还应做长期计划，否则管理者心中没有数，对像计算机一类的产品就应该做长期发展的经济目标计划。后来，在“七五计划”制订时（1990年）我经常宣传这种观点，并与管理者们达到共识。
说归说，写归写，发归发，事实还是事实，事实会是什么呢？1989年底我被邀请参加广州举行的《电子科技工作会议》，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我可以完成《80年代电子科技特色的回顾》的采写，我知道，此组系列报道对于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电子报》是多么重要，并且一定会在1990年初见报，编辑部一定会采用。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当时任何一个记者都不会得到的、关于90年代初期、即“八五计划”的讨论稿。虽然我知道，“五年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的产品不会是十分准确，甚至是对当时看起来很时髦的产品根本不着边际的计划，有些产品会在今后5年中出现但是现在还摸不着，我还是想得到这份材料，我知道这会是一份读者十分关心的新闻。
记得我在当时的会议4个讨论小组来回穿梭、采访、记录，回到住处整理到深夜。终于在1990年初打出了3组连续报道共11篇，发表在《中国电子报》、《电子市场》上，这3组报道时间从年初延至当年
我更知道，即使是这样，我也无法知道这最全面中还有多少变幻的因素。果然1992年多媒体技术出现，1993年全球信息化热潮来临，1994年Internet热浪开始席卷全球，1995年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时代到来。这一切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产品，在当时的“八五计划”中没有出现。
不管怎么说1989年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因为我当时无法预知5年后的网络风暴，就像今天无法预知2005年会发生什么一样。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只能对自己说“尽量做好我现在能做的一切，而且要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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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我当年的作品感觉真是好笑极了，但是笑归笑，笑过了之后必须承认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当时中国计算机上层主管的目光，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有时空的局限，他们只能这样，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当年的作品中，我发现描述“八五计划”通信设备发展规划中，特别是指出了移动通信。当时决定分为5个层次发展：蜂窝移动通信系统、集群通信系统、无线多信道系统、列车公务移动电话系统、城市公共系统。原邮电部规划，到21世纪我国有线电话普及率为28％（这个数字当时看很激进，现在看来恰到好处，1998年我国大城市电话普及率为27％），蜂窝移动电话为15万部，这个数字太可笑了，可笑到了根本没有无线寻呼机的发展计划，实际上到1995年底我国移动电话已接近百万部，呼机已突破千万部，2000年移动电话会突破5000万部。
更可笑的是计算机硬件、软件、外部设备产业产品的发展，“八五计划”认为，1992年长城386系列会成为我国PC流行机种，便携式长城286系列将成为普及机种。这两种机型约占计算机市场的一半。实际上到1995年底长城便携机并没有问世，286芯片早已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奔腾芯片。
当时“八五计划”中还确定了跟踪RISC结构的流行机种，和超级小型机研制、生产及其配套产品，特别是强调了在与VAX机兼容机种上研制并行、容错等技术。90年代初，5种计算机软件产品会得到充分的开发和重视。它们是：与Unix操作系统兼容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高级语言、开发工具、以及各种应用软件。但是当时特别强调上述软件要形成产品，必须在《版权法》和《软件保护条例》公布后才能得到市场支持。除了开发与Unix操作系统兼容的操作系统外，我国还将继续跟踪汉化一些国际流行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的开发分为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两大主流产品。
现在来看当时的“八五计划”，真可谓雄心勃勃、用心良苦。“八五计划”是那一代计算机专家、工业家、主管部门智慧的结晶。
有一点到现在我仍然很困惑，到底中国人要不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困惑中有一点我是很清醒的，那就是即使做出来也要花费更大的财力、物力才能让用户去用，让市场去接受，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可以说是件看不到希望的事。
似乎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国IT业有这个雄心，并且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理想。
的确现在看来计算机工业的“八五计划”很可笑，但有一点绝对很严肃，那就是上上下下都意识到了应用类产品的重要。不过，我还是对“八五计划”有一些质疑。1990年8月以后为此我闯了一个大祸，我后面还会提到。
在当时制定的“八五计划”11类电子应用系统产品中，电子印刷排版系统处于显著位置。从我当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电子出版系统并不普及，二三万个印刷厂，2000家出版社，在近3年内都面临技术改造或技术改造的准备阶段。其实，在当时电子印刷排版系统市场很热闹。1989年底，文字处理协会受当时机电部计算机司等单位委托，组织了全国首次电子印刷排版系统的评测，参加此次评测的单位有17家，说明当时电子排版系统争激烈。从这次公开评比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电子印刷排版系统在汉字生成、压缩技术、造字、补字等方面明显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硬件设备也用国产主机，当时在苹果机（虽然没有被选成优选机型）上也开发了中文编辑软件。在1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当时的评比结果，
说明早在10年前我国电子印刷排版系统已站稳了脚跟，随后带来的是大面积改造，彻底把进口同类产品，特别是把以软件为核心的系统产品驱逐出中国市场。1997年方正集团电子出版系统，不仅在海外华人地区成功销售百余套，同时也开始抢占日本印刷市场。
正是由于这个天文数字，中国PC史上出现过“中华学习机”这一机种。从80年代中期以来到1990年，有11万台中华机进入了学校和家庭。到1990年初中期它们似乎还存在，因为它当时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仅有500～800元左右。尽管到现在PC的价格一降再降，现在的国内外PC（当然中华学习机的档次、配置都不能与其相比较）都没有突破10年前高档中华学习机价格的低线。
1990年3月中旬在北京结束了《全国计算机出口工作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获悉了一个重要的数据，那就是1989年63家骨干企业出口创汇额达1.5亿美元。当时虽然计算机进口贸易额大于这个数字，我还是很激动，立即采写了一篇消息。在
不行，我不甘心，我发现仅有那条出口的消息是不够的，会后的3天，我将在会上采写的大量素材整理、消化，写出了《90年代中国软件出口的春天》、《硬件各个击破、步步为营——我国计算机出口产品结构分析》之一、之二。在此之后的8年时间里，我每年都跟踪计算机类产品出口的消息。1993年我发现中国计算机类产品首次出现顺差。1994年、1995年直到1996年，我每年都因为这条消息的跟踪，获得《计算机世界》报的头条重要版位。1996年我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报社，在创刊号上我仍关注着这条消息。1996年底我将这类消息的跟踪报道的线索，交给了我欣赏的年轻记者。
当时我受国内主管部门的影响，我们一致认为，要在国内立住脚，必须先在国际上立住脚。我们的产品必须有打入国际市场的质量、速度、实力，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商竞争。实际上也是对的，只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计算机零部件产品应该出口，而有一部分整机，特别是高档整机还是要靠进口。
软件呢，从那时到现在我们都眼热印度软件出口额，印度从10年前的1亿美元出口额，已到如今的3亿美元出口了。而我们呢？声称软件资源丰富、最便宜的中国，仍然几乎在原地徘徊，甚至萎缩。但是有一点并不遗憾，从1997年至今我们已把PC平台的行业应用软件的国外产品彻底驱逐出了国内市场。当然，这不仅仅说明中国软件产业太棒了，中国软件市场潜力太大了，且已开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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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北京大小报刊都在炒中关村，有人说它是“骗子”一条街，还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的硅谷。我看都不对，于是我在中关村跑了几天。据当时的统计，1989年北京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有864家企业，技工贸总收入17.8亿元人民币，入库税收7000万人民币，创外汇3430万美元，其中50％来自于电子相关产业。中关村这些企业中确实有一批蛀虫，个别人私自转移上百万元巨款挪作他用；对外经济活动中擅自抬高进口产品的价格，让外商在海外为其建立私人账户；还有把正常的经营转让给他人，并从中收取回扣；更严重的是倒卖回扣。此后我采访了中关村康拓、海声、联想、希望等公司，我发现这些大门脸的公司真的是在做生意、开发产品。当时联想集团本部年营业额1.8亿元，海外销售额为3亿美元，产品从汉卡扩展到286主机。康拓公司1989年的利润有300多万元，主要是开发、生产工业控制机，他们的客户从鸡饲料厂到飞机场油库都有。海声计算机软件公司埋怨说软件生意不好做，指望《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公布后会有转机。希望公司正在开发CAD软件系统，当时总人数为85人的公司，1989年利润为230万元……通过采访我发表了《这里是不是硅谷》两篇连续报道，用希望公司周明陶总经理的话作为结尾，他说：“硅谷固然是一种发展高技术产业成功的模式，但不是惟一发展高技术的模式……”。
从此,我对中关村每年的发展十分关注，几乎每年都到那条街上去一趟，我觉得那里是全国计算机零售业的晴雨表。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每隔一周去一趟都可能采访到独家新闻。1996年夏天，我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后，曾经去过一次，写出了《“村”里走一趟》，发表在《克丽观察》专栏中，后来我去的少的原因是，我已派《每周电脑报/PCWEEK》商界版的记者“盯”在那里。
不得不遵循这个标准。不过，就在这个标准发布1～2年中，一些国内PC厂商仍然不遵照这个标准。我是个计算机行业记者，十多年来却与电子医疗设备两次结缘。最早一次是
1990年初，国内防病毒硬件市场开战。当时以华星和瑞星为代表的防病毒卡在市场上竞争得你死我活，直到现在国内外都公认计算机防病毒产品软回归后，我才总结出一条计算机类产品中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变动易、升级快的产品只有软件。想当年的汉卡、防病毒卡都那么无声地消失了。当然这种消失与计算机速度上升有关，而显示卡目前还存在，那是因为把它做成软件，速度还达不到要求。
1990年5月初，台湾计算机界57位代表和全国各地计算机企业200多名专家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海峡两岸计算机界合作研讨会”。
当时海峡两岸的技术交流刚刚开始，两岸民间关系十分融洽。大会一开始，台湾工业考察团团长
总之那次研讨会开得相当成功，对我来说成功就是我掌握了许多信息，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今后台湾厂商到祖国大陆投资的方向。当时台湾在1989年计算机零部件产值出现负增长达到67亿美元，出口占11/12，并以硬件零部件为主。果然从1991年开始到1998年止，台湾计算机工业26家主要厂商都在祖国大陆开设了主板、PC、显示器等工厂。到1998年台湾地区信息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96亿美元，同比增12％，硬件产值为337.8亿美元。
1990年6月初，我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了解到，当时齐鲁石化公司成为全国第十大企业，我决定去齐鲁石化公司采访其计算机应用。我通过长途电话找到了齐鲁石化宣传部，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立即动身去了山东。
虽然我的出生地是山东济南，但是我4岁离开就很少去过。记得1979年曾路过那里，没有什么印象或者是当时太乱，对济南没什么好印象。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收拾好行囊，一个人乘火车来到淄博，然后再乘汽车到齐鲁石化公司。宣传部的干部把我安排到第二招待所住下，我就开始了3天的采访。当年的齐鲁石化公司拥有各类仪表7万多台，利用率在95％以上，已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在计算机生产过程控制中，设备运转率达99％以上。30万吨乙烯工程，引进设备的一半以上采用计算机控制，当年自动化仪表与计算机设备总价值达3亿元人民币。这只是当年的数据。如今，这些设备又面临改造，即使是只有20％设备需要改造，在齐鲁石化仍然有6000万人民币计算机合同的机会。这还不算，因为当时的企业管理部门中，就有285套PC，当时这些PC的利用率在64.3％，每年能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
写到此处，我十分怀念当时的记者采访时光，忍不住找到了山东淄博的区号拨打当地的“114”，问到了现在齐鲁石化公司的电话，我连续打了9个电话才找到信息处（当时没有这个处），正在开会的陶处长告诉我，现在何止千台PC应用于企业管理。按照他告诉我的电话号码，我找到了信息处设备科万科长。万科长热情地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数字，现在用于齐鲁石化的企业管理的PC达3700余台，每年大约有500万元PC添置量，1998年9月底整个齐鲁石化光纤骨干网一期工程竣工（此条消息我当时决定在
我不是不能，也不完全是挤不出时间，但我已非昔日的我了，我要将更多的机会留给我们报社正在成长的记者们，我这种“让贤”的做法他们能理解吗？如果他们理解并接收了，数年后他们会感谢我的；然而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们将来的感谢，我为的是《每周电脑报/PCWEEK》需要的独家新闻和优秀的记者。但是，我自己也不明白，自从打过电话之后，去齐鲁石化的想法一直萦绕着我，那些日子我甚至想辞去总编职务做一个普通的记者。终于忍不住买了
第二天清晨7：04，一下火车，齐鲁石化宣传处新闻科宗建华一眼认出了我，我们都十分激动。他说我当年是他接待的第一个记者，还拿出我当年的那张“寒酸”的名片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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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呼吸到齐鲁大地清新的空气，再一次看到那管道世界、雄伟的火炬时，我心里在默默地向这里致敬：久违了，我的读者；久违了，我热爱的土地和这里的信息。当我走进炼油厂、化肥厂、塑料厂、信息处听到他们那么多怨言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扔下两张《图兰朵》的票（
我从齐鲁石化回到北京后，在《中国电子报》上发表了《齐鲁石化巡访》连续报道及一篇消息，又在当时的《电子市场》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齐鲁大地的呼唤——石化电子设备需要评述》的文章，在文章中有一个数字至今还有着无比现实的意义，那就是石化工业内部、石化电子及计算机设备每年有27亿元人民币的缺口。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我至今留着温州东瓯电子实业公司池正毅总经理兼厂长的来信，他要求我率队再赴齐鲁石化公司。当然，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当时所在的报社，都没有可能让我率队再去齐鲁石化。这封信对我的意义可能是我事业上的一个小小的奖状。
此条消息在现在看来仍然有现实意义，尽管当初的状况和现在信息化建设相比太“小儿科”，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浪费的越来越大，或许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过我们中国实在是浪费不起。
1990年也是我国正在执行“八五计划”的第一年，在当时，谁要是能报道这方面的新闻，肯定能放在重要的版位。我当然在争取采访这方面的新闻第一线。难啊！当时机电部李晔司长总是说没有时间，我在电话里对他说：“那你中午总会有时间吧。”于是在7月末的一天，我和他约好中午采访。记得那天我在我的包里放了一个面包，到了计算机司，各位处长们见我吃饭的时间来，觉得很是奇怪，我告诉他们我已和李晔司长约好，我在这里等他。他们问我：“那你吃饭了？”我拿出已经吃了几口的面包对他们说：“能给我杯水喝吗？”大家都哈哈大笑，连拉带拽地把我带到食堂去吃饭。我急急忙忙地吃完了饭，再三感谢大家对我的盛情，大约12：20我坐在李晔司长的办公室等他。
李晔司长见到我很高兴，自从1989年初发表1988年回顾的连续报道后，加上1989年初发表在计算机类产品出口1.5亿美元的消息后，他对我格外热情。我也趁热提问，大约半小时的采访，我分别写出了《计算机产业起飞需要过门槛电压》（发表在
当时李晔司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我认为在我国建立大型通用计算机产业条件还不成熟，除了受资金的制约以外，还受到技术和国内市场的制约。当然，不排除科研和少数专用大型机的生产……”
大约一个月后，李晔司长在一次偶尔与我见面时，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克丽，你怎么搞的！你写的稿件不给我确认，害得我受到了一位职位十分高的领导批评！”（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大祸”）。开始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想起来，告诉他那稿件经过了他的审阅，当时他的修改意见还是用铅笔写的。李晔司长没再说什么，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不过我们都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实际上李晔司长对当时“八五计划”计算机产业发表了许多看法。例如：发展软件产品应该放在首位，其中包括了系统软件、支持软件和应用软件，发展后两种产品应该坚持出口导向。发展小型机可用双轨制，即跟踪世界小型机之最——DEC公司产品和自主设计符合国际工业标准的开放结构的小型机。PC也分别以IBMPC（当时PC/2）和英特尔386,486“双轨”制发展；同时还要发展以国产华胜系列和惠普/阿波罗两种产品为重点的工作站……现在看来，李晔司长在那次采访中，对我说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句话不是别的，就是要放弃大型机的研制和生产。
5年之后，我应微软公司邀请去美国总部参观访问时，和李晔相处了一周的时间。他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我们在一起把此事讲给众人听，大家都哈哈大笑，而我们彼此心中则有着“患难之交”的感觉和友谊。就在这火热的记者生涯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到现在我仍然感觉不到我当时有什么不对之处。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我听了与领导大吵一架，现在想起来觉得是我当时不太会表达自己对记者工作的认识。可能是记者这工作太个人化了一些，作为一个专职记者，应该有选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被领导误解成不参加集体活动。于是我被派往中科院计算中心、中科院电子所超导实验室去采访。我记得我采访过的名人有袁亚湘博士、桂文庄博士、余德浩博士，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他们告诉了我许多计算机学术界、数学界的新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都觉得这些采访所写的文章对产业、市场来说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尽管我当时心里那么想，我还是要去做，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当然由于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了三位博士的表扬信。不过从那以后，我对自己的选题更加有把握，我知道我的选题不比任何人差。
惠普收购阿波罗公司给我的教训太多，从此我再也不相信收购后保持产品品牌的谎言了。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IBM公司收购Lotus公司后一直保留着它的名字和产品。
1985～1990年期间，中国惠普公司在中国业界十分活跃，简直无其他公司可比（IBM公司当时还是什么代表处），中国惠普公司在1990年连续第3年获“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称号，直到1992年IBM（中国）公司成立之前，中国惠普公司无论是在形象、产品上，还是与政府、新闻界的关系，在中国都占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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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底，IBM公司在中国才开始活动，
谁能料到，合作合同定为5年，没到5年PS/2就在市场上消失了。在PS/2的问题上我又得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兼容必胜”，PS/2恰恰走了一条与过去PC不兼容的路，导致IBM公司从1991年开始直到1995年都失去了PC市场的霸主地位。但IBM毕竟是IBM，他又从PS/2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但那是1995年以后的事了。
自从我在1990年8月底去过天津后，与IBM北京代表处相识，从此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就在我从天津回来不久的9月初，IBM向1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同时宣布ES/9000系统。当时在北京宣布时声势浩大，声称这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布”。当我看到新闻稿时，被ES/9000的配置吓了一跳（当然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一碟小菜）。ES是企业系统的缩写（几乎现在所有的服务器都有ES的创意）。当时ES/9000系统，采用了光纤通道体系结构，系统并行传输4.5MB/秒的速率，变成串行传输后速率达到10MB/秒。传输距离从
9月初北京结束了一次北京软件协会与中华资讯经理人协会共同组织的海峡两岸70多名专家参加的“海峡两岸电脑同业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比4个月前的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两岸信息产业在人才、技术、资金、市场、渠道如何形成互补，1990年真是海峡两岸计算机行业的“蜜年”。
表面上看来华丽的外滩大楼里面又黑又破。我仅凭着一张嘴采访到了一篇上海纺织系统计算机应用全景，我一直为自己没白去一趟上海而“窃喜”。当时上海在整个80年代用于纺织工业改造的计算机投资为4240.6万元人民币。90年代呢？90年代末期上海纺织工业面临转向乡镇企业、职工下岗的局面。
当年的长城集团，十分重视宣传工作，1～9月份也要公布一下产值、利润。12项生产指标保持同行之首，9个月产值为3.3亿元，多么“牛”啊！9年过去了，长城集团当年的魄力哪去了？
1990年SUN公司的销售额达到24.7亿美元，比1989年增加了40%，恢复了在惠普收购Apllo之前，其在世界工作站市场上“老大”的地位。重要的是在9月中旬，SUN宣布了商用机系统，当时我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对这个信息没有深刻的感觉，只在标题里体现了SUN开始走出传统式工作站市场。
1990年亚运会结束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召开了北京亚运会计算机工程的总结大会。在此之前的6月份，我曾到亚运村、北京经贸大学去采访，对亚运会的计算机开发应用状况也有不少了解。记得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亚运会计算机应用总结的发布会，电视上清清楚楚地有我第一个站起来提问的镜头。
现在看来，这套工程与′98世界杯所使用的计算机网络工程相比，差距只在于Internet/Intranet的技术应用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该技术的应用，我国的技术力量和组织技术的能力，完全可以承接奥运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正是基于这种自信，申办奥运会的热潮在4年后开始了。
1990年我为“七五”成果的各种鉴定会忙碌，什么12种生物传感器，什么机电部54所“七五”成果，什么机电部15所“软件应用与自动生成系统”，“青霉素发酵优化控制系统”等等成果。这些成果在今天有多少能用？多少在用？反正今天以成果作为新闻由头发布是少见了。
1990年四通集团属民办企业之首，国内收入已达10亿元人民币，利润在5000万元以上。在此之后5年内四通集团营业额一直保持民办电子企业的第一位。
可能我这次去浪潮最大的收获不在于什么独创容错硬盘卡，重要的是，我从浪潮集团的采访中感悟到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切入点并不是市场，而是技术或者别的什么。我到京后发表了一篇《“龙头”在哪里？》的文章，文章里记载着拥有4000万元固定资产的浪潮集团，在全国设立了26个办事处，发展了170家经销商，年产值5亿元人民币、2000万利润。1999年底浪潮集团宣布实现销售收入38亿元，其中PC收入15亿元增长60%，服务器实现销售5亿元，同比增长72%软件与系统集成销售为6亿元，增长60%。虽然与长城集团相比，浪潮是小了一点，可是给我的市场概念让我受用至今。从此我也与浪潮集团长期保持着联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每到年底都给浪潮集团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问出的新闻先后在《计算机世界》、《中国电子报》、《每周电脑报/PCWEEK》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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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几乎在整个1991年各种“七五”科技攻关不断通过各种鉴定，当时据说是计算机软件领域最大的项目“软件工程技术、工具和环境的研究与开发”（简称SEPO，连开发者也觉得这个名字长），在SUN工作站上建一个集成化软件开发环境，在386PC上建成有十几种工具的软件包。与此同时，当时机电部六所、南京有线电厂等5家单位承担的“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32位过程控制计算机06404B也通过鉴定。这个产品鉴定表明，我国在8年前就有了支持虚拟存贮35种模块、生成45种不同规模应用的生产过程控制的应用系统。
在我1991年初的作品中还可找到一个重要的数据，那就是，1990年我国PC装机量为50万台，如果以1998年我国PC总装机量为1200万台测算，按每年20～30％速度增长，到2000年PC累计装机量（包括家用）会达到2000万台（实际上到1999年我国PC总装机量为2100万台）。10年增长40倍！这就是中国信息产业、市场的发展速度。
再回到1991年那种PC市场环境下的岁月，仅有50万台PC，有资料说这些PC的利用率还不到30％（当然现在PC利用率也不会很高）。现在分析起来原因是当时没有应用软件，甚至连游戏软件都没有，没有联网，连在Internet上“泡网”的利用都没有，当时要PC干什么呢？看看1991年流行什么软件吧。
当时有一次“0500系列PC软件展示会”，36家骨干企业开发了50多项成果，可谓是市场上流行的软件了。其中典型产品有《中西文兼容多用户操作系统》，《0500汉字应用软件开发环境》，《CCDOS新版操作系统》，《0530多处理机系统软件》，《自行车结构及标准零部件CAD》，《客车CAD》，《MSDPC曲面设计系统》，《数量经济软件包》，《中学生英语试卷自动生成系统》……一台近3万元的PC上配上这类应用软件（当时工资族月平均收入不足200元）。怎么会有家庭用户？再看看上述的软件，当时绝大部分没有包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说明书有时就是几张油印的纸。
尽管当时产业、市场那么简单，我还是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种“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鉴定会。其中，我国当时已开始研究语音识别，清华大学的语音识别系统也是这类项目，当时说这类系统已做到30个军事用语的识别率为97％。而今天PC上的语音识别系统只要你能说出来，PC也都能识别出来。
华胜站也是“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的华胜4260用了SPARC套片，运算速度为15.8万次/秒。这也是我国当时直到后来惟一的一个自我品牌的Unix工作站，现在看来这完全是由于SUN公司的开放政策，将SPARC芯片及其相关技术给了我们。只可惜SUN公司不像后来英特尔芯片那样有排山倒海般的量和低价政策，否则90年代末，SUN公司在规模上不输英特尔公司。
终于有一天，全部的“七五”国家重点科技计算机相关188种产品通过了验收。然而当年市场上是什么状况呢？1990年，全国300家地市级以上的报社有三分之一实现了电子排版。现在呢？如果哪家不用电子排版才是信息时代的“恐龙”。“七五”期间，用53亿元引进了带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纺织设备，全国改造了17％的棉纺织设备、24％的织机设备、4％的印染设备、12.5％的丝织设备、20％的服装设备……现在呢(中国纺织工业状况另说)？当年民航计算机服务网络才联通了23个国家和地区的63个城市。整个“八五”期间民用航空信息系统建设又投资10亿元，“九五”期间把民航信息干线传输速度提高到384Kbps—2Mbps，网络上实现数据传输和图文传输，采取地空一体化组网方针，网络铺设到107个机场500多个城市销售网点。“九五”期间，将在C波段卫星通信设备基础上开始KU波段卫星系统建设。2000年DDN专线网会覆盖国内293个城市和70个国际城市，这是什么样的速度？这就是中国20世纪的通信市场的建设速度！
在当我轰轰烈烈地采访“七五”成就之时，一件意外的事件差点使我暂时离开IT行业。还是1991年春节前夕，我被拉入一些专门写娱乐圈子的队伍中，说叫我们去采访一伙明星，其中赵本山是“重头戏”，就让我采访重头戏。本来计算机与文艺不相干，不知怎么的，也许是我好奇，想试试自己这只笔还可能写点什么别的，于是我就糊里糊涂找到了赵本山，认认真真地采访起他来了。我真的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挥笔写了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还采访了杨蕾，也写出了3000多字的报告文学。当时还出了本书，叫什么《明星风流》，那本书中有许多明星（我只写了两位）。事后，我没有得到正版，只买了50本盗版，这本书印刷纸粗糙，很多错别字，据说这本书在二校时就被盗版发行了20万册。这本书出版后，
我很得意，也很失落，得意的是我也能在娱乐圈混上几笔；失落的是，娱乐圈不过如此而已。由于组织出书者看到我还是块干活的料，又要让我去采访什么魏积安或者什么人，如果我要使劲钻，我也能钻进去，我干嘛钻进去？我作个IT业的记者不是更好吗！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走出IT圈了。
我当时也像计算机界的ACE一样十分不冷静，我被ACE所说的计算机二进制编码统一的美好前景所吸引。当时机电部计算机司杨天行司长也和我一样十分推崇ACE，在对他的采访中，我体会到当时我们国家的计算机产业面临第五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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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我国计算机工业面临着选择哪一种典型的晶体管电路。当时有晶体管开关电路、晶体管晶体管（TTL）电路、推挽式间隙电路这三种选择，这些电路在开关速度、功耗、可靠性都各有千秋。经过当时的专家论证。计算机工业选择了TTL电路，在今天看来，当时选择TTL电路是完全正确的，至少使我国计算机工业界少走了一段弯路。
70年代，美、日、英计算机系列化趋势十分明朗，中国计算机是否也要走系列化的道路呢？计算机工业界果断地选择了走系列化的道路。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计算机工业界不选择走系列化道路，我国计算机只能停留在几十种型号的科研阶段，不可能形成70年代末期我国计算机工业的雏形；也不可能到1978年我国200系列机和100系列机在全国有1000台的装机量，也没有当时的国防工业自动化的基础。
80年代初期，与IBM PC兼容的浪潮席卷着世界计算机工业，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计算机工业是否也走兼容的道路呢？1982年底，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了优选机型研讨会，此会针对是否走兼容机的道路展开了讨论。各路专家大有争议，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了我国计算机工业走发展兼容机道路的选择。据了解，当时来自计算机行业的大用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只有走兼容机的道路用户才能充分利用所有计算机的软件资源。
80年代中期，“第五代计算机”的呼声遍布发达国家。一时间，仿佛传统计算机马上就会被第五代（智能）计算机淘汰。当时中国计算机科技界要求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设想也在萌芽。为此，1987年中国计算机各界人士，在山东石岛召开了关于如何发展的“计算机工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根据中国国情，确立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的第四代计算机，同时还决定以中文处理技术、专用集成电路技术为发展重点。
1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早已抛弃了第五代计算机，现在看来10年前日本在生物计算机上犯了“左”的错误，而中国没有。但是我个人在ACE的宣传上都和当年的微软、SCO等公司一样有点犯“左”的错误，这是我做记者后所犯的两个“左”的错误之一（以后我还会谈到另一个错误）。我们是否要选择ACE呢？历史对ACE开了个玩笑，到1992年ACE就不了了之了。当年除了IBM、惠普等大公司以外，几乎都卷入了ACE的热潮中，因为当时人们太渴望计算机的互联、互操作、应用软件共享了。
事后，管忠一直记得我那些发黄了的剪报，及我将那件事的剪报当着他的面扔在他桌子上的表情。其实我个人永远不愿回忆那件事，但是为了证明1996年IBM（中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了5亿美元零部件，我又必须要回忆这件事。
1991年IBM公司在124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宣布11种AS/400小型机取代了以往9种AS/400（当时在世界上已装机10万台AS/400机）。到1998年止，AS/400在世界上已装机50万台，它已存活了10年的时间。当时的AS/400内存从
要问1991年哪家PC厂商在中国最活跃，当然是AST公司。AST公司董事长袁志坤是个出生于上海的华人，1974年毕业于加里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系，1980年他与他的两位同学共同集资1.2万美元，创办了AST公司，1990年营业额达到5亿美元。
在此之后的3年里，AST在中国PC市场上一直保持着销量第一。当时能保持第一的因素有很多，可以说康柏没有正式进中国，也可以说Dell还不知在什么地方；惠普 PC不成气候，IBM公司PC还陶醉在PS/2单通道的封闭系统中，什么宏、PackardBell、NEC、东芝等等公司的品牌在中国还没影儿，Apple被赶出中国还没有返回，联想PC到1994年才有批量……总之，AST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是最“牛”的品牌机了。
当年的中关村有“两通”、“两海”一说，“两通”即是四通集团、信通公司；这“两海”是科海和京海集团。信通、科海公司都因各自的原因不了了之，四通还健在，京海公司呢？1989年以机房工程切入计算机行业的京海集团总裁王洪德，见到我总是激动得快人快语。
记得我自1985年开始做记者，第一篇作品就是写DBASEⅢ数据库中文版的。到1991年，安信达公司与机电部六所共同推出DBASEⅣ，在当时认为是中美首次合作开发成功的中文支持软件。这个新闻在当时是较轰动的，因为当时中国没有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几乎所有的软件供应商都不敢轻易进入中国市场。
也正是在1991年6月《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我就相关的问题采访了起草《条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应明（现在已退休）。当时他告诉我，从1985年初开始起草《条例》，当时颁布的《条例》为第19稿。《条例》与国外类似《条例》的相关法律最大的不同在于软件著作权人登记和缴纳登记费用。关于软件产品价格及登记等若干问题，当时正在起草相关的细则，并于
后来整个电子排版市场十分热闹，大大小小的排版系统很多，当时有种叫“新龙”的卡，只要插在486兼容机上就可以形成一个排版系统。当时价格为2900元，后来这类产品在市场上也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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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国国产整机方面继续研制自己的品牌，《′91国际计算机与通信交流展览会》上展出了江南计算所研制的11个80486和3个386芯片并行的江南—010小型机，它运行GUIX操作系统（Unix技术的变种）。华胜品牌的工作站（如4065e），从1989年起两年5次中标累积销售300台。连同PC在内，这些产品之当时所以存活原因有二：那时关税高，致使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便宜1/2～1/3，二是这些产品天生有中文环境。
当时中文文字处理机市场如日中天，市场占有率达90％，四通集团因此1991年营业额近20亿人民币，利税2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可以看出当时四通集团经济状况还是十分健康的。
长城集团在1991年底一改硬件路子，
联想集团直到
1991年12月，被称为“Unix四库全书”的Unix中文用户手册（共49册）在北京翻译发布。大约有百余名中国专家参加，2000万字，耗资百万美元的编译工程在中国计算机出版史上至今仍堪称之最。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必要，或者说是没有太大必要，但当时却是有必要的，IBM的AIX、惠普的HUX、SGI的IRIX、DEC的Unix、SUN的Solaris都不可能被选中作为中国通用Unix版本，只有UnixIV才有资格这样做。
1991年底也是DEC公司Alpha计划的“前夜”（当时Alpha计划正在保密之中），DEC公司必须把其存活了10余年的VAX系列小型机工作站上的投资全部甩卖掉。
共发布了10种产品，DEC5000系列工作站4种产品（20MHZ～40MHZ主频R3000电路为中央处理器）。当然“Alpha激战前夜”一直持续到1992年（后面还会提到）。
世界上的大饭店都有一个怪癖，那就是夏天把空调调得很低，大约17～20℃左右，而冬天则把空调调到近
我打完招呼迅速地看了一眼新闻稿，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新闻稿上说：AT&T收购了NCR后拥有483亿资产、436亿美元销售额、30亿美元的纯利润，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怎么可能？当时IBM年营业额为640亿美元，别说AT&T当时以通信服务为主，就是全部业务为计算机也不可能是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我的心在热烈和热闹中冷静了一会儿，我想如果我不就这个问题提问，在场的80多个记者（大部分都不是本行业的记者，不是很了解情况）就这样照发，IBM不会罢休还不算，重要的是误导读者。如果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所有主席台上的各位（大约有10多位官员）一定没面子，怎么办呢？
我还是第一个举了手，我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收购NCR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大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性不好记错了数字，我记得IBM公司年营业额为640亿美元，而AT&T年营业额与其相差近200亿美元，还说自己是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请各位指教。”
平时我的声音在提问时特别洪亮，那天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成无比“柔和”和低沉，那种感觉让我都感到不像自己的工作作风，为了达到目的而又不得罪人，我只有压抑自己。我那“柔和”低沉的话音一落，只见主席台上的话筒在那10多个“头头脑脑”的手中传来传去，台下的记者们也静极了，和刚才热烈、热闹相比好像进入了音量“真空”地带，全会场的气氛紧张极了，后来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大家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而我却告诉他们我为“头头脑脑”们捏着汗呢，谁让他们不审查新闻稿的！
大约过了2分钟，只听一个声音说：“
后来的几年内每当我为新来的同事讲课或者交流做记者的感想时总喜欢拿这个故事举例子，直到1998年中期，我和当时（1991年）AT&T市场经理
这件事对我自己的教育也很大，我认识到每一个正直的人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都不喜欢瞎吹一气的文章、不负责任的拍马，只要我说的、写的都是别人能够公开接受的新闻，他们都会从心里感谢我的。相反，如果我夸大性地拍马，他们嘴上会夸我，心里会看不起我。
还是谈谈那次发布会本身的意义，记得在那次发布会上，格外强调ACE，说有2/3的ACE成员投票赞成Unix系统VI为ACE操作系统平台，还说VI已占OSF上风，一时间似乎全世界计算机二进制代码统一的时刻就在眼前了。
事情过去了5年，NCR在被收购5年后又被AT&T“吐”了出来，历史对IT业又开了个大玩笑，原来年收入好几百亿美元的公司在作收购决定时也是那么轻率。更可笑的是，1992年初《计算机世界》曾把ACE当作当年的十大事件之一。1992年底谁也不提ACE这回事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原来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厂商也都那么健忘。然而，ACE这个几乎席卷了世界所有计算机厂商的组织，虽然现在很少有人记得起它，但它毕竟是存在过，它的存在和消失给了我一个教训，那就是凡是有组织的世界性的联合大都以失败告终。
1991年过去了，如今我再翻开1991年的世界计算机历史，会发现许多至今令我难以置信的数据和事实。在我的作品中记录着1999财年年营业额124亿美元的SUN公司，当年的营业额仅仅只有32亿美元，如今197亿美元年营业额的微软公司当年营业额仅28亿美元，如今号称385亿美元年收入的康柏公司1991年营业额不过33亿美元。如今年营业额88亿美元的Oracle公司，当年营业额刚刚突破10亿美元。如今424亿美元年营业额的惠普公司，当年营业额不过145亿美元……1991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值不过60亿元人民币，1998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值达175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增长速度简直就是在飞，厂商们都沾了信息时代的光。
再来看看计算机产业的上游业IC产业，1991年我国IC产量约为1.1亿块，首次突破了亿块大关。当时主管部门为之一振，兴奋不已，而当年我国集成电路市场容量为6亿块。到1998年上半年，我国IC产量已突破8.95亿块，较1997年同比增长仍达18.3%，这样的增长速度依然满足不了国内市场需求。1998年进口各种IC突破100亿块，进口价值突破40亿美元。这种一直处于“市场大、产业小”的局面给国内外IC厂商太大的市场空间，也宣告90年代末期我国以技术为先导的IC的失败。
1999年我国集成电路总产量达到30.41亿块，比1998年增长了37.44%；总销售额达到79.63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36.10%。其中，出口达到7.11亿美元，与1998年相比，增幅高达45.7%。
1999年我国集成电路市场的需求数量及金额与1998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6.36%和51.71%，达到16596亿块及54817亿元。集成电路市场的总需求额已经占国内电子信息产业总销售额的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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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来临了，春节过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Unix操作系统SVR4中文手册首发式。1991年得实公司出资100万美元与电子工业部合作，百余名专家历时两年精心编译的这套中文手册（共计49册）目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等100余家国内软件学术单位。
我也于1994年4月去过位于美国芝加哥市的SSA总部，这是我惟一访问过的国外应用软件公司。SSA公司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应用软件公司的规模花很长时间也难赶上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公司。SSA当时做AS/400应用软件起家，到1993年才走向开放系统，不过SSA总部倒还很像样。有趣的是当时主演唐明皇的演员刘威也一起受到了邀请，我们在芝加哥湖边照相。顺便说一句，芝加哥是我所住过的美国21个城市中气候环境感觉最不好的城市。
1992年上半年，Windows中文应用软件还很少，当时的计算机文字处理协会，就组织开发输入法接口协议。关于各种中文标准、接口协议，这么多年国家和有关组织没少抓，但是抓来抓去又怎么样？不是说不应该抓，而是市场太无情了，谁占市场主流谁就是标准的事实给了历史太多经验。只可惜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道理。
记得当时火车票很难买，卧铺更难买，我硬是一个人坐了36小时的硬座到了深圳。在深圳的一周时间里，我跑了太极DEC软件中心（与太极公司合作）、大龙、万国（IBM香港与深大、香港东亚银行合作）、华达、新欣、长城、大深等7个公司进行了采访。回京后写出了上万字的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中国电子报》和《计算机世界》（
当时我认为，中国软件出口十分有希望，特别是大深、华达、新欣等公司每年出口软件已上百万美元，日本市场、新加坡市场已经逐渐打开。只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软件出口始终没像当初想象的那么火爆，相反，国内的应用软件，特别是桌面系统的应用软件市场几乎全部被中文应用软件占领，这个事实和经验值得思考。
至于我怎么找到上述软件出口公司的，这对于我来说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事实上是最容易不过了。我无意中发现了深圳软件协会这个单位，当时会长邓爱国是个热心肠，他把协会各单位名单交给我时，还为我注上了应该重点采访的单位。每到一处采访完毕，我就给另外一个单位打电话联系。还好，这些单位大都主动来车接我，我庆幸自己运气好。同时我还听到几次莫名其妙的询问和赞扬。他们总是问我应该付给我多少钱，我说记者采访不要钱时，他们就夸奖我一番，还有人说，现在像你这样纯洁的记者太少了。我想，这算什么纯洁？只不过我在正常地做本职工作罢了。
这次去深圳我总共花销只有228元人民币。我的住宿没花钱，当时报社只给我每天报销15元钱的住宿费，我找不到15元一夜的招待所，只好住在朋友家。现在回忆起那些不可思议的事觉得很好玩，其实当时一点也不好玩，心里极不平衡。如果当初我为了一点不平衡就不干了，那干什么？玩呗、混呗，然而我一咬牙，克服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咬牙忍耐，事过两年后，我从《中国电子报》新任社长许金寿（他是帮助我事业成功的六个人之一）那里得到了一个准确的答案，那就是一个人的能力也包括忍耐，从此我经常用这句话安慰我的朋友和同事。
1992年的4月份，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成立，中文之星1.1版发布，由于当时并没有什么Windows 98，它当时只能支持Windows 3.1和Windows 3.0，具备拼音输入法和五笔字型输入法。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相信业界也很少有人注意此事，谁也没想到它在两年后和中文版Windows系列产品平分江山。
说到中文之星的报道，我的作品中很少，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电子报》有记者跟踪报道，我不能去抢同行们的新闻线索，然而对于它的关注和我付出的“代价”却超出了任何记者（那是1994年以后的事了）。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中文之星抓住了历史给予它的机会。1992年底中文之星开始销往东南亚、新加坡，1993年5月中文之星支持矢量汉字。1993年12月，改进了输入法的界面。1994年中文之星加入了“新全拼”菜单化功能，加入了表格系统。
1995年10月中文之星支持Windows 95；1996年9月将所有代码改造成32位。1997年10月又添加字库，支持Windows 98、Office 97、IE。1993年新天地与AST合作。1994年中文之星在日本销售。年底在美国销售，1995年IBM在Aptiva机中配上中文之星，TulipPC配上中文之星。也就是1996年，我到《每周电脑报/PCWEEK》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北京方正新天地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一方。可是1997、1998年中文之星在市场上好像是无声无息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微软（中国）公司有人说：Windows 95中文版市场攻势太猛，中文之星不行了。张一方却说中文之星市场宣传不如当年，可装机量每年要增加30％，这叫雨点大雷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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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文之星目前雨点大雷声小（雨点也不是很大）的原因是：自Windows 95中文版推出后，几乎所有的微软产品中英版同时在国内推出，中文平台没有时间赶在中文版之前配合英文版推出，即使是有时间，用户也要花费一部分钱来购买中文平台，而且加大了硬件资源的占用，所以Windows 98发布以后就没有了中文平台相应的产品。而在国外的中文用户不同，在除中国以外的市场，特别是在英文环境中的华人，他们没地方购买Windows 95、Windows 98中文版，购买中文之星外挂是他们在海外使用中文操作系统的惟一选择。
这也是中文平台所面临的挑战，难道今后中文平台的市场仅在海外？海外的市场有多大呢？能大到巩固自己产品、今后市场的作用吗？失去了国内市场，中文平台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90年代初ISDN时髦，
在中国软件保护条例颁布并开始实施登记后，中国软件市场开始活跃了一阵子，如
我做过6年计算机的用户，又一次一次地掌握全国动态，使我以后的采访如鱼得水，资源享用至今。
1992年上半年中国处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舆论热潮中。报纸、电视每天都在以这个由头炒作新闻。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计算机司杨天行司长的电话，他说第二天让我去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一起去向胡启立部长汇报一下关于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计算机硬件产业发展道路等等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待遇，我兴奋不已。
我想做些准备工作，可又实在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一些数据和基本情况都在我的心里。我向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夏云升、《计算机世界》申瑶总经理做了汇报。我对申瑶汇报有个原因，即我当时是《计算机世界》惟一的特约记者，我见部长后稿件要在《计算机世界》上同时发表。当然夏社长很高兴，认为至少我们报社的记者有这样的影响力，有与部长对话的机会。其实我的心里感谢的是杨司长对我的信任，我们在见胡部长之前什么事也没商量，因为我们相互都知道，当时我们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当时机械电子部在三里河（现在的机械局），我准时到了杨司长办公室里，杨司长和我一起穿过整幢大楼到了胡部长办公室。秘书通报以后，杨司长向胡部长介绍了我。胡部长个子很高，虽然当时已69岁，但是身材挺拔。他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说：“经常看到你的文章。”我知道此时此刻不是我表演的时候，乖乖地坐着记录他们的谈话才是应该要做的。胡部长的办公室里除了他的办公桌以外，还有一对沙发和一个长沙发对面摆着，胡部长与杨司长坐在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们对面的长沙发上做记录状。
杨司长开始说我国计算机产业当时一些基本情况，偶尔我也补充一些数字，胡部长似乎没有听杨司长说什么，20分钟后突然插话说：“我们的硬件企业规模太小了，要与国际巨人合作起来很不方便，就像巨人要和小人国的人握手一样，巨人想握手连手都找不到……”我和杨司长当时都不太理解胡部长的意思，瞪着眼睛望着胡部长，希望他说下去。胡部长也看出我们的“傻样”，干脆挑明自己的意思，继续说：“你们看把联想集团和长城集团合并怎么样？成立一个‘中国计算机硬件股份有限公司’怎么样？”杨司长的心里是坚决反对，虽然两个人对话很客气，但意见明显不同。正当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时，胡部长突然把头转向我说：“刘克丽，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
这是我进胡部长办公室大约一个小时后，胡部长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我，我心理上一点准备没有，我以为我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我只以为自己之所以能来，是杨司长把我当成个“数据库”带来供“查询”用呢。
我的确很为难，我知道如果我把真实想法说出来，胡部长一定不高兴，我也不同意胡部长的想法，但我不能撒谎，因为杨司长在我对面，他对我的微笑中带着期待。
“胡部长，您的想法太好了，很新颖，但是办法太旧了，联想和长城现在是竞争对手，他们之间合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终于勇敢地说出了我自己的想法。
胡部长听着我们的意见，脸色由微笑变的越来越严肃。杨司长的微笑也显得越来越掩饰。
事后，我分析胡部长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IBM、康柏等世界性的计算机硬件公司，他们在中国市场上要发展就要搞好政府及产业的关系。政府和产业都是欢迎外商来投资的，而且当时特别推崇的方式是合资。要合资，而且要规模，而中方往往拿不出相应规模的资金合资，这不就等于为难外商，为难自己吗？所以，胡部长想使中国有一个大规模计算机企业，只有想到联想和长城合并。
接着我简单地谈了谈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国后，主机硬件、外部设备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说的那么简单，回来后我认真思考和阅读资料后，我提笔写下了6000多字的长篇评述（后来分别发表在《中国电子报》
这就是8年前我国计算机硬件产业的家当。当时根据现实条件提出硬件产业的方向在于合资，以软带硬，以零部件加工基地、系统集成、汉字产品（如汉卡）等作为突破口，迎接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等等设想。在面对主机硬件进口税已下调到36％（其中20％为调节税，16％为增值税），外部设备进口税为30％左右的局势，而且恢复关贸总协定的脚步步步紧逼，当时的硬件产业怎么能不着急呢。就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也是很严峻的。当时计算机硬件业气氛真是紧张极了，虽然事情没有发生，但那气氛对每个企业、每个行业主管都是一次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