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推荐
1
“人类的发明史上没有任何发明比计算机的发明更辉煌。”尽管在我自己的作品中用过这句话，但当我面对21世纪的曙光之时，我还是要发出由衷的赞叹。这赞叹会激励我写完这本书，这赞叹使我感到历史赋予我的责任，让我忠实地总结出20世纪计算机技术、产业，特别是近10年、近5年的计算机市场所经历的一切。可以猜想，当22世纪或者是31世纪来临之时，再来总结20世纪计算机市场所发生的一切，这点事儿也许算不了什么，或许就像我们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电、电灯的发明，以及走向市场，走向家家户户的过程一样。但是，这一切毕竟发生过，毕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有10年工龄的计算机工程师，15年经验的计算机界记者，我应该忠实地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因为我个人的部分经历和计算机业这20年的历史有太多的重叠，所以我选择了这种以时间为顺序，从IT新闻事件切入，轻松的、人性化的风格。但从70年代开始至80年代中期，我个人保存的IT业照片几乎没有，为了再现历史我不得不采用一些私人照片，但愿读者们能理解和喜欢。我尽力想将此文写成：
看似一篇极为平凡的普通的个人传记，
却试图表现20世纪IT业史诗般的恢宏。
尽可能地回忆过去而决不是为了过去，
为的是从中找到明天的希望和捷径。
在当记者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记者，而且还是国内第一代计算机专业的记者。后来渐渐有人说我是个“名记者”时，我回忆起了我童年的梦。40多年以前，也就是中国正在研制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在匆匆的人群中送我上托儿所的路上问我：“克丽，你长大了愿做什么？”我认真地想了想大声说“我愿意当报幕员”。
我还记得自己为什么这么说，我太喜欢(至今仍然喜欢)报幕员（现在说是主持人）和所有演员都不一样的华丽衣服，并且总是独自出现在演出之前，或演出段落之中，多么过瘾，多么风光！对了，认识我的人总是说我是“人来疯”，我真是个天生爱出风头的家伙，这一特点（也有人认为是让人讨厌的缺点）恰恰是记者工作所需要的。30年后，我的理想实现了，我的特点也被最大程度地发挥，我的确成了计算机行业的“报幕员”。
可是，30年前的我并不是那么幸运，我没有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条件去选择报考自己所喜欢的类似“出风头”的专业。当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下乡，然后进厂学徒。不幸中有点幸运的是1970年12月，也就是英特尔的微处理器芯片还没有问世之时，我被招进贵州凯里4292厂。我并不知道这个厂当时是我国著名计算机外部设备工厂（真是被我撞上了，进厂前我差点选择了873厂，873是无线电元件厂）。在学徒工分配之前，负责我们150多学徒工作分配的人“偏心”地把我分到打字室，他认为这个工作对我很有利，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徒，就可以挣钱养家了。记得他找我谈话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说我不要赚钱养家，我只想干比打字员更复杂的工作。“岂有此理！为你好你不领情，你还要干复杂的活？那好，调机复杂，你去干调机吧。”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调机组。调什么机？穿孔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穿孔机和计算机主机的关系了。但是它当初对于计算机来说十分重要，据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地发射，就是通过这种穿孔机穿的小洞洞输入的信号。师傅告诉我，调穿孔机必须学会装配，先当装配钳工。于是我拿起了锉刀、榔头练基本功。白天练晚上也练，几天后我的“虎口”又红又肿，愣是把一截圆钢给锉成方型的了。在此10年以后我在机房工作时，缺少一个短螺钉，我找到一颗长螺钉，到了一个钳工车间，把螺钉熟练地夹在台钳上，站好“马步”锉螺钉时，
我不是一个好调机工，那复杂的穿孔机竟然有100多个零件不说，什么中导孔、孔距、边距，乱七八糟的十几个指标要综合起来全部合格，真烦死人了。这活儿我至今想起来还做恶梦，可是竟然所有的人做的都比我快，以致于我在四川成都学院计算机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后，再回到调机组也做不好这个工作。在调试穿孔机前前后后近5年中，我得到不少好心的师傅帮助，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们认认真真地说声——谢谢！
终于有一天我比调机组所有人都快速地调出了4台穿孔机（真正的名字是叫“穿复校机”，这是由于它有穿孔、复孔、校对的功能），全组的十几位同事都惊奇地看着我，仿佛我一下子变成了“神仙”似的。不久，他们找到了原因，因为这批“穿孔模”（关键零件）淬火质量好，大家进度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
回想起在4292工厂工作的日子，我就毛骨悚然。然而，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巩固了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当我1979年4月调到贵州铝厂时，在引进8万吨铝冶炼工程（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引进工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至于我为什么能够去上大学，在当时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谜。这个谜也和我未来成功地作为专业报记者有关。
1971年我刚进厂后的几个月，厂里要举办“五·一”庆祝晚会。让每个车间出几个节目，要求15分钟的表演时间。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一些“活跃分子”身上，这些活跃分子当然包括我了。
我当时只是觉得所有的表演节目除了“样板戏”就是舞蹈，很没劲，又凑不出那么多时间。我想起自己上山下乡时表演过的《一个破碗》的小话剧，很有意思，又能拖时间，于是就提笔写了一篇名为《加班》的小话剧剧本，并由我和我的好友许佩凤来演出。剧本的演出时间大约是15分钟，大概意思是，一个学徒工为了祖国的卫星能早日、安全地上天，放弃了看样板戏，尽快把穿孔机装好，调好的故事。这故事之中高潮的一段就是徒弟小芳（我饰）既答应了加班，又想溜出车间去看电影的矛盾的一段。说实在的，我当时会经常遇到这种矛盾的情况，我的写作和表演只不过是稍微有点向“左”夸张一点表现出来罢了。没想到，“五·一”演出格外成功，全厂轰动，当时谢幕不下三次。我至今为我20岁时的作品成功感到骄傲。从那时起我给自己一个暗示和信心，在那美好的未来（当时一点也不美好），总有一天我能够靠我的写作生存，甚至会成功。果然，14年后，即1985年的4月，我调入中国电子报社，成为一名记者，并且一直在从事新闻写作。
2
“克丽，快去看啊，食堂门口有你的大字报！”小话剧的故事还没有完。1971年“五·一”过后刚上班，我就听到朋友对我高喊。那天是贵州春末常有的天气，阴阴的天空中飘着毛毛雨。我冒雨跑到食堂门口，一张名为“质问小话剧作者”的黄纸黑字的大字报前围满了人。此时有人发现了我，把我硬拉出人群对我说：“你还敢站在这里？你要被打成‘反革命’了，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打成反革命？我真的不明白，我是为革命而加班的呀！我心中无限委屈。那位好心人说：“还不赶快闭嘴，你的小话剧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江青的。”此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我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他曾在50年代去过苏联学习），正在矿山挨斗、“蹲牛棚”，别给他再找麻烦啊，我的心里紧张极了。
思考了一阵，我决定自己去找厂里的军代表。军代表老杨是个和气的人，也是江苏人（我的祖籍是江苏睢宁），我主动和他套老乡，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谁知老杨（我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夸我聪明，还说有机会让我上大学深造。我像做梦一样听完了他对我的鼓励。尽管在此后几天里又出了一篇“再问小话剧作者”的大字报后，事情就无声无息了，而我得到了军代表老杨的承诺，我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果然，在两个月后，四川成都电讯工
1975年4月，我真的又回到了贵州凯里4292厂3号车间调机组。就在这一年微软公司成立了。在调机组一呆就是4年，这4年我除了仍然是一个较差的调试工以外，给我带来的是专业知识的巩固和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为以后我在1979年4月调入贵州铝厂，参加引进工程的谈判、接机、机房维修，特别是对整个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全面了解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那是难熬的4年，我几乎天天加班。也许有人不信，在1975～1979年，企业和人们还处于闲散阶段，为什么会忙？但的确很忙，我记得我们调试的“穿复校机”还出口到了阿尔巴尼亚，所谓出口产品只不过是把穿孔机的表面镀了一层铬而已。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拧不下来面板上的灯泡，于是用沾了丙酮的棉花去拧，结果把面板弄坏了。在当时给我加上一个破坏支持第三世界的帽子也是有可能的。这件事吓得我好几顿饭没好好吃。幸亏车间主任念我年纪尚轻，原谅了我，不过以24元钱的经济处罚（是我工资的2/3）了事。60～70年代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三线工厂，大约有20多个，分布在山西、陕西、贵州一带，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为当时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到了80年代初中期，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线工厂开始衰落，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骨干开始向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转移。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部分骨干力量已变成我国IT产业的中流砥柱。
3
在4292厂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加班，也几乎天天利用晚饭后的1～2个小时沿着出厂的公路散步。春夏秋冬，我望着那重叠的高山，心里总是祈祷，让我飞出这山沟吧（事实上，当时外面的世界也与山沟里差不多）。我渴望见更多的世面。好像是1978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到830厂（距离4292厂十几公里的主机厂）找同学玩。在830厂的院子里，我听到了一伙人谈论要成立计算机总局的消息。我只是路过这伙“首脑”的身边，这伙人中有王芹生（后来曾任过电子部计算机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华大集团总裁。或许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路过身边的一个姑娘，更没想到后来会成为好朋友）。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调试工，听到他们的谈论我好羡慕，我不知该去问谁计算机总局是个什么样子的机构？1985～1986年我作记者期间，曾多次去过计算机总局，并与廖幼明副局长讨论过中国“七五”计划软件工厂等问题。被人们称为“大廖”的廖幼明是个思维敏捷、综合归纳能力极强的人，每次听完他的报告都使我充满激情，我始终认为能和他在一起工作是件幸事，可惜我与他没有“缘份”。
在凯里工作的日子（我实在不愿回忆，但为了重现历史，我又必须回忆），我对那“穿复校机”的调试一忍再忍（我真的感谢软盘的发明者，把我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用户也不断地来找我们培训，我的桌上经常有全国各地部队、研究所的来信。青年人叫我“师傅”，我真的很惭愧，我自己对那“穿复校机”的调试都不能算及格，怎么去教别人。话又说回来，据说即使是百分之百的及格，这玩艺儿运到用户那里又要重新调试。在这期间，4292厂还在一个劲地研究硬盘和磁鼓机；我们的兄弟厂也在研究磁带机。不研究怎么办？用什么？当时国家很穷，又是计划经济，巴统还在限制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我们必须继续生产、调试，出口“穿复校机”，并且还向福建8472厂转产这种机器。
1978年冬天，我被派到福建8472厂去参加“穿复校机”鉴定。当时身体瘦弱、体重40公斤、衣着普通的我，到了福建的工厂被人家当成招待员。主席台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却没认出我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应该是个戴眼镜的技术员），反而叫我和招待员一起打开水。
参观现场时，在众多鉴定委员里我突然大喊一声：“不能通过鉴定（大约在此之后的20年里计算机产品的鉴定会也没有人这样喊过）！”此时由20多人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们用惊奇的目光聚向我。他们惊奇倒不完全在于“不能通过鉴定”这句话，关键在于声音怎么从后面传出来。实际上我没有机会靠近“穿复校机”，它被专家们围了好几层。我喊过之后，只见几位领导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当时福建省电子局局长平凡及8472厂的领导）把我叫到一边，轻声问我是谁，为什么说“不能通过鉴定”。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后说：“这穿孔机的声音不对，似乎速度太快，中导孔一定发毛，速度太快导致孔距也不对，仅中导孔发毛一项就使纸带不可能顺利进入计算机。”我边说边靠近“穿复校机”，摸了摸中导孔，又拿孔距尺量了量，果然中导孔“发毛”，孔距也不对，并且每分钟走纸1100行以上（正常在900—1000行左右）。当时在鉴定委员会中（后来才知道我也是鉴定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不起眼的一个。经过我连喊带比划、带操作，把被鉴定的厂商弄得很尴尬。怎么办呢？和我同去的技术员
1978年初计算机输入仍然主要依靠穿孔机，而中国的军用穿孔机仍然主要靠4292厂制造，并且生产有扩大的趋势。按照4292厂的年产量来说，当时大约是年产500台左右。从这个数字很容易推算出来当时我国计算机的市场容量。
1978年夏，随着恢复研究生考试，我的心开始向往学校，如果当时我给那两位王老师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再努力一下，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研究生的，但是很矛盾，我虽然喜欢学校又不愿意读书。经过比较，我情愿和讨厌的穿孔机在一起，也不愿意回到那更讨厌的课堂里。我到底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幸亏我没下决心去考研究生，如果我真的考上了计算机软件研究生，最多在现在的某公司多了个工程师，而中国计算机新闻界少了个“出风头”的记者。事后我对一位少女时代的朋友谈起这事儿，她说“克丽，你是为新闻而生的。”继续在凯里4292厂苦熬着青春的时光，继续加班。有好多夜晚，加班尾声时，我在小山坡上拖着沉重的纸带去焚烧的时候（那时考机完的纸带都必须烧掉，否则被“阶级敌人”发现，就会暴露中国计算机外设的生产平），望着燃烧的火苗冲上黑色的天空，我的心在呐喊：我的理想，我的前途，我的一切，你在哪里？有时我的感伤化作一股力量，我经常穿过大火，感受在火里的滋味。我听到我的头发被火燎的声音，闻到被烧焦的味道，我的皮肤也感到火苗的热度。每当此时，我会特别兴奋，我为自己的忍受力而感到兴奋。于是我又咯咯大笑，这笑声划破了贵州潮湿的夜空。
人们都说青春是美好的，我的青春从来就没有美好过。这不仅仅是因为4292厂和穿孔机几乎毁灭了我的自信。同时从我不到24岁时失去了我敬爱的父亲起一直到我结婚以前（34岁），我经历了人生最苦难的阶段。我的父亲，我的自信，甚至我对未来的向往，一切的一切都与青春一起消失了。我已经没有了眼泪，我在寻找、等待奇迹。
事实上我在24岁—34岁的10年里，得到的锻炼能否与失去的平衡呢？我经常反思，如果我父亲尚在，我会永远沉浸在他的慈爱中，我的性格永远会带着独生女儿（我有3个弟弟）的骄横；如果没有“穿孔机”的磨炼，我的品格里会永远带着那些没底儿的清高和傲气。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失去父亲或喜欢穿孔机。奇迹终于发生了。
1979年初，我听说我父亲生前所在的贵州铝厂要引进的日本8万吨铝冶炼工程中有计算机控制项目，我对母亲说（她在贵州铝厂财务处工作）我想调回贵州铝厂，争取在计算机房工作，然后出国学习。我为自己的设想而兴奋，当时（1977年高考刚过），所有的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还在大学学习。对于计算机实际工作来说正处于人材“真空”阶段（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对4292厂人事领导说：“我父亲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造反派用钢筋打过他的腰部），我是独生女儿，我应该回去照顾母亲。”4292厂似乎知道我是个不安分的人，轻易地放了我。我母亲拿着我的学历和简历去找贵州铝厂组织部门。贵州铝厂也正缺学计算机专业、又有工作经验的人，于是我顺利地被分配到了贵州铝厂“8万吨引进工程”计算机房。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在各行业引进成套的计算机生产和生产过程控制设备，即使是电子信息产业也引进了114条彩电生产线，113条半导体生产线，至于成套计算机生产线，据我所知仅有法国索拉机一条（与DEC PDP11系列兼容），并设在广州华南计算机公司。至于为什么没有引进成套的计算机生产线，原因很多，有当时我国电子工业以及消费类产品切入市场的战略，也有美国政府、各大计算机公司对工业的开放程度等等。不管怎么说，我从三线计算机工厂赶上了改革开放引进成套计算机控制时代的头班车。
4
在4292厂工作的4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英文的笔译。我在学校借了本书没还，这本书大约270页左右（名字已忘），内容全部是晶体管应用，我楞是查字典把它给翻译了过来，当然译的水平很丢人，但是从中我巩固了自己的专业英文。到贵州铝厂我面对着那些PDP11/34的英文说明书一点也不困难，记得我根据那些英文说明书，加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再结合“穿孔机”给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给厂领导和技术员们（当时没有这样的职称）上了一堂大约3小时的课。我在课堂最后半小时着重分析了未来引进的PDP11/34会出现的硬件问题及解决方法，我还建议机房、空调、电源等的位置，并且提出应该到当时全国有PDP11/34机的用户那里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机房还应当有什么……下课后，我给厂领导和技术员的印象好极了，似乎我什么都懂似的，大家都说还没听够，抽空儿还让我讲。通过这堂课我已经获得了去日本的“入场券”。
1979年夏天，在我的建议下，领导批准我到全国各地考察。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北京华北计算所找资料，沈阳鼓风机厂（当时他们引进IBM4300大型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第一台大型机），上海原子能研究所（该所有一台刚购进的PDP11/34机），杭州鼓风机厂（他们刚引进的西门子小型机）……我只记得每到一处都寄回相应的材料和意见。两个月回来后我交出了厚厚的考察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在谈判中，要求对方配备足够的配件，最好配双机系统，机房一定要设置参观窗，才能保证正常的运转。由于我的报告例子充足，结论明确，改变了我在领导头脑里“妖精”（那个年代的姑娘经常被说成是“妖精”）的印象，在1980年初的“8万吨引进工程”最后一轮的谈判中批准我旁听，就在这一年AST公司成立。记得谈判前在省政府八角岩招待所，我又一次被当成了招待员。谈判开始的那天清晨，一个留寸头的人告诉我不必一个人打开水，水壶太大要与别人一起抬以免烫伤，开始我以为参加谈判的人都必须自己打水。后来当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真是觉得又可气又可笑，难道我真的那么不起眼，一点也不像个技术员吗？
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件手工缝制的化纤面料的西服，她在我出发前，把这件西服熨了熨。本来我不想穿这件衣服，但我当时又不得不穿。我穿上这件西服，手里拿着笔记本，对着镜子看了又看心里说：“谁还能说我不像个技术员？”
我坐到了谈判室里，除了翻译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像技术员，我心里发虚，一直不敢发言。
谈判快结束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对着日本专
翻译客气地把我的话翻译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
这现在看起来极其可笑的一切，巩固了我在大学学习的计算机设计知识，尤其是对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控制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这种深入的了解，给我15年的记者生涯注入了无穷的知识力量。
学习后期进入考试阶段。所谓考试就是对模拟故障判断处理。我觉得那时是我一生中最聪明的阶段，无论什么故障我总能在1～3分钟内找出，而且不需要查图纸，也不需要看流程图，因为那些图纸和流程图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了。在此期间厂长曾到我学习的船桥看过我，日本DEC
果然，在我回国后的3年多的时间里，我成了机房里的“顶梁柱”。我能排除任何故障,即使是换磁头这样的工作，我也能用简单的工具和示波器凭手感把“猫眼”（磁头与磁道之间的距离电信号）调出来。每当我半夜被厂里的操作员从梦中叫醒（计算机连续24小时工作），说出故障了，车就在楼下之时，我又生气又自豪。机房门口已挤满了领导们，在他们期望的目光下，我从容地换上白大褂和拖鞋，询问了些故障现象便下手干活。当计算机重新启动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师。当然厂里也这么认为，后来冶金部授予我国家引进工程三等功。
1981年夏天，在贵州铝厂引进工程中工作的日本DEC工程师松本先生要回国了，回国前他送给我一本英文书，名字叫做《VAX11计算机》，这就是后来统治了小型机市场10年的VAX机。我随手翻了翻，只觉得它的体系结构是由当时的PDP11的单总线变成了多总线结构。VAX系列计算机能存活10年，并且为DEC最后的辉煌立下汗马功劳，它也算计算机产品的一个路碑。当时我并不知道1981年我国计算机市场规模仅有52亿元人民币。
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当初的谈判我势单力薄，又不是谈判的“主力”，没有争取到双机系统。贵州铝厂在屡次遭到巨额罚款后，厂里派我到北京又购买了一台PDP11/34系列机。到目前为止，这系统已运行了20年了，这套系统把我国铝冶炼工业带入计算机控制时代（之后以此为样板，我国所有的铝冶炼工业引进计算机。也正是由于它给我的锻炼，使我在15年的记者生涯有了计算机用户的感受，使我有胆量走入行业，写出了宝钢、齐鲁石化、南海油田、平朔煤矿、“二汽”等计算机应用及存在的问题的作品（发表在《中国电子报》上），并有胆量将其综合成《我国引进工程中计算机应用及其问题》向《嘹望》杂志投稿。
我在贵州铝厂工作的日子虽然感觉不错,但始终觉得自己受不了这种沉重的压力。每天晚上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生怕机器又出故障。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同行中也不乏优秀的人才，也可以逐步替代我的工作。我一直觉得在机房工作不会是我终身的职业，我总觉得还可以干些什么，可是我一时又想不出来；但有一点我清楚，我已经30多岁了，应该结婚了，更何况我的男朋友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我非常想和他永远在一起生活。
1984年夏天，我和王驼在深圳结婚了。我为什么会选在深圳结婚，有好多好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王驼在北京工作（在当时电子部所属的《电子市场报》），而当时我无法调到北京，在深圳我们的户口都可以解决。深圳正需要人才，而且那儿的冬天也不冷，我的咳嗽病也不会再犯（听母亲说婴儿时期得过百日咳，留下了一到冬天就咳个不停的后遗症，后来这病在我怀孕后见好）。我们在深圳2个多月，我发现我丈夫的工作（驻深圳记者）简单可笑。改个标点符号，到处采访问个问题，写上几篇什么稿件，这也叫工作？后来我当记者才知道不那么简单。在这期间，我和他都在深圳跑了跑，找到些工作，有许多地方愿意接收我们。
5
我们的愿望很快被另一种现实所代替。《中国电子报》于1984年成立，《电子市场报》并入《中国电子报》，所有的人员当中，只有我丈夫一人是新闻专业毕业，他必须回北京。《电子市场报》还在北京给他分了一居室的房子。我不喜欢北京一年三季有风，还有尘土和寒冷，我也不想来北京工作。正巧机房每年要买备件，于是我提着英文打字机（用英文打写备件单）来北京出差，找到当时《中国电子报》社长彭树廉，要求他把王驼放回深圳。这个长相酷似
我从贵州铝厂调出的消息，惊动了厂里所有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同意我走，把我说成是什么边缘地区技术骨干。后来，我甚至找到了冶金部副部长叶子强，给他写了7封信才感动了他。在他的理解和关怀下,我被借调回电子部所属都匀083基地（如果说调我到北京，厂里人不会放我），再从083基地借调到了北京属于电子部的《中国电子报》。
我终于离开了贵州，终于离开了那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的计算机（我至今都不喜欢计算机，我被它折磨得伤心透了，但是这一点也没妨碍我去采访、报道它）。终于和我新婚、但又被迫分开了8个月之久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了。然而在幸福之余我也常常担心，我已经34岁了，再重新适应另一种工作能行吗？我心里发虚。虚归虚，我心里还有一点儿底儿。我从小爱看书，爱写作。在我半年级（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就给我大娘（带了我10年的保姆，她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我的母亲）的老家写信，不会写的字用拼音、画画代替。我用这点本事与她交换，让她帮我做手工劳动作业。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把5个扣子钉成一条直线，我怎么也钉不好，就磨大娘帮我钉。我3～6年级几乎看全了当时的中国名著，什么《红旗飘飘》、《红旗谱》、《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等。12岁时我的作文曾被《贵州汞矿报》采用（当时我在贵州汞矿上子弟小学），初中时代我几乎看完了我所能借到的外国名著，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小仲马等名家的代表作……大学时代我经常在图书馆游荡（当时是开架式的），主要阅读《中外戏剧评论》等评论，以及歌德、海涅、席勒、普希金的诗歌。
初中时代的语
正如《牛虻》中的女主人公所说：“如果我能用我的右手来换回他的生命，我愿意，我发誓。”如果说我一生铸成10件不可挽回的大错，这算是最大的一件。如果他活着，我愿意为他做一切……然而他是真的“远去”了，我只能在这里为他写上几笔，以表歉意（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写出我的歉意的）和悼念。其实当时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喜欢我的几
然而，我虽然写作上有这么多基础，但是我对什么是新闻还是一无所知。幸运的是当时中国计算机界新闻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我进《中国电子报》的前3个月，就像个低人一等的丫头。我总是拖地、擦桌子，洗烟灰缸，编那些没有用的稿件。记得大约是被我编过的三十多篇稿件中，终于有一篇被采用了，高兴得我连忙把这篇载有我编写稿件的报纸寄给我的母亲，并且在这篇稿件下面注明：“妈妈，这篇是我编写的”的字样。当然，我也看到有些和我一起进报社的人写出各种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我心里很难过，我倒不是嫉妒别人，而是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是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户口，当年户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简单。没有户口在北京工作似乎永远抬不起头来，从1985年4月我进《中国电子报》到1987年7月户口到北京这2年多时间里，我受尽了精神的折磨。明明我在发布会上提了个好问题，大家都称赞我的时候，总有人突然用向我提问来提醒在座的人“刘克丽，你户口来了没有？”，顿时所有的人都另眼看待我。记得有一次过“五一”，报社每人一串香蕉，发到我的时候告诉我“因为你的户口不在北京，所以没有你的”。更多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投入到工作中，用我的成绩促使报社的领导为我努力争取指标，早日把我的户口调来北京。5年、10年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成功时，我会直率地告诉他们，是为了户口。有户口的姑娘们（她们都是我的朋友）都被分配到采访电子部的各个局，他们写的内容大都是彩电（彩电是当时电子工业的主体）、计算机等等。我还在想，我也可以写，为什么我没有机会呢？我还经常翻阅老申借给我的新闻书籍，知道了什么叫导语、背景，有问题则问我的丈夫（他于1982年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
一天，我在扫地时捡到了一张被水和泥弄脏的请柬，高兴地找到老申说：“老申，你看我捡到一张请柬，我想出去开会……”“这是我扔掉的请柬，这个单位送来了两张，已经有人去了，我看你还是别去了。”老申平静而有又道理地说。
他说完后，立刻观察到我失望的样子，又改口说：“你去看看也行。这个单位一周开三次发布会，不知在搞什么名堂。”我高兴地拿着那脏脏的请柬去开会了。我当记者的处女作的发表日期是
6
在我1985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已开始数据库管理系统汉化。在此之后才有DBASEⅡ和DBASEⅢ。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铁路从1981年起，利用原有通信网络，建成了低速数据收集系统。到1985年有四分之一的铁路局与分局之间联网，并且自行开发了400多项应用程序，1985年底铁道部与铁道局、分局之间计算机网络全部建成。
当时从我国海洋、石油，到蛋鸡饲养混合饲料最佳配方；从多功能PC和图像处理，到农业结构分析调整土地；从陶瓷厂质量管理、配棉用管理，到地质找矿都用上了PC机。这些我自己采访过的行业，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是我国自行开发的。在此之后15年内，我所参加过的各种交流会、研讨会、总结会、鉴定会及我自己采访过的40多个行业所有的应用软件都是我国自己开发的。
因为有这些事情垫底，所以1996年3月，我在与当时微软（中国）公司总裁杜家滨的一次晚宴中，问他：“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回答我说：“是中国软件盗版。”我吃着丰盛的晚餐，胸有成竹地说：“中国是应用软件盗版率最低的国家。我国50％以上的大客户市场，他们的应用软件几乎全部是自己开发的；或许独资企业、合资企业除外，但独资、合资企业更不可能使用盗版应用软件。还有家庭用户PC的内存容量不够，不用英文软件。而且从我国软件市场总量来看，如果盗版率在99％，以1997年全国正版软件市场为126亿元人民币计算，全国软件市场为12600亿元，相当于1575亿美元，这个市场从哪来!”事后我在《中国电子报》的《克丽专栏》上发表题为《中国软件盗版率实非其然》并且在《计算机世界》上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之后又在《每周电脑报/PCWEEK》
令我自己惊诧的是，
在
在1985年的7～12月的5个月中，我新闻工作史上的第一位老师（我丈夫）告诉我说：“你别着急，一定要写好消息，过‘消息’关，会写导语，会做新闻标题以后再写别的，否则你的基础不牢固。”我将他的话告诉许多同行，可惜同行们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照着去做。他们大多数人等不及，他们恨不得一进IT新闻界就写评论，然而事实和他们希望的相反，不久他们就因为没有素材而失去了写作的源泉和兴趣，有的做了官，有的离开了IT新闻界。
许多年以后，好几次都有人问我为什么新闻敏感性强，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悟出：“噢，原来除了有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以外，我就是从消息起步的，是消息的采写使我有了新闻的敏感性。”
这似乎在新闻界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在IT新闻界至今却没有几个人清楚，包括许多自认为知名的记者，至今写不出最漂亮的导语和令人震撼的标题，这点始终是20世纪计算机新闻的遗憾。
1985年10月，我去四川成都开“全国PC软件应用评比会”时，我认识了当时《计算机世界》的副总经理赵春燕（后任副总编）。她和我虽然相差9岁（她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但是我们一见如故。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告诉她，并向她提出我对《计算机世界》没有新闻性的看法。当时44岁的赵春燕十分谦虚地接受了意见，并提出调我去《计算机世界》，我答应她考虑考虑。
其实，我在隐瞒我户口不在北京的事实，我怕告诉她后她会看不起我（实际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此之后的10年中，无论是《计算机世界》的总经理陈明昆，还是申瑶（他们都已退休）不断向我发出友好的信号，邀请我到《计算机世界》来工作，我都没有彻底答应，我表达不出为什么不愿意去工作的意思。在此11年期间，我还受到过《国际电子报》社长宋衔、《中国计算机报》总编李超云邀请去他们报社工作的信号。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我究竟是为什么下不了决心，直到我来到《每周电脑报/PCWEEK》我才明白。
在1985年的5个月的时间里，我自认为我已经过了“消息”关。1986年初，开始向通讯冲刺。说起来通讯比写消息容易得多（这一定是有了写消息的基础的原因）。我的第一篇通讯选择了“全国气象PC系统应用开发展览会”。当时国家气象局召开的展览会大约有1000多平米展出面积，设有300多个应用项目，54个单位参展。我在这里面转了一上午，写出了我的第一篇通讯《检阅气象轻骑兵》。从此以后，我对各行业计算机应用的采写一发不可收拾。从1986年开始到1994年底，8年中我自认为自己创造了专业报道及报道行业最多的系列报道，共计50组。这些系列报道的作品占我自己作品的篇数、字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最长的一篇《华夏电子技术应用博览》长达24篇，跨1993～1994年度。此组报道涉及我国农业、水利、煤炭、交通、航空、冶金、纺织、机械等24个行业、36个省市的计算机普及情况，被诸多外商收集，视为当时中国计算机市场的教科书。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应该从给计算机厂商提示购买需求的角度来写，只是从向读者介绍我国计算机应用程度的角度来采写新闻。
当然，这50组多达400篇文章和我在6年之后所写的《克丽观察》相比，无论是视点还是文字水平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我觉得还没写够，不是我自己的采写能力不行，而是没有发稿的权力。正是我不能发稿的痛苦，导致我到了《每周电脑报/PCWEEK》做总编之后特意在第一版开辟了《行业频道》专栏，让后来的记者写了个痛快。
1986年我国计算机行业有几件难得的事，已被我忠实地采写下来，保存在我的作品中。1986年第一代手写汉字设备研制成功，第一次出现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名字忘记了）。记得大约是在
7
我请吴士深帮忙是因为《中国电子报》不可能给我发表这么长的稿件。吴士深当时是我们新闻界的“尖子”记者，我们在1985年采访中认识，他曾写过《人民的好厂长马胜利》长篇报告文学，被各种大报刊用，我想他一定有发表这类文章的经验和路子。如果那篇文章当时发表了，一定会存档在我的作品中，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
14年过去了，刘迎建还在奋斗，他已成为汉王公司董事长。硬件设备、软件环境已换了数不清多少“代”，刘迎建的手写汉字输入还是手写汉字输入，而且更多的手写汉字输入设备、算法前仆后继地出现，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过程，这也是计算机汉字输入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6年我的新闻采写涉及到了地矿、航空、教育、石油、农业、冶金……甚至于广交会。
《中国电子报》
1986年，我在一次石油行业计算机展览会上，采写了一篇报道，介绍了我国自行研制的DJS-130机被大庆炼油厂使用5年，连续安全运行2万多个小时（开机率达99.8％）；1981年以来，使用DJS-130机自动检测了现场44个油罐、22台机泵、236个阀门等。国产机在80年代成熟的应用被我记下了光荣的一笔。大庆油田的计算机控制，你现在还好吗我国计算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比1986年更重视计算机应用的了。这一年中，我曾访问过农业工程大学副校长汪懋华。从对他的访问中，我醒悟到由于我国是农业国，只有计算机广泛用于农业，中国计算机应用的普及才算有了眉目。然而至今这种醒悟还没有变成现实。
当时深圳刚刚开始开放，我利用开会的机会（我记不清什么会了），“闯入”深圳海关大楼采访，写出了《南粤电子哨兵》。当时200多个摄像头组成的信息采集系统，连在6台小型机和35台PC的网络系统也被我采写在文章里。深圳海关大楼现在肯定鸟枪换炮了。
1986年3月我请求去宝钢采访，申瑶批准了我的请求。在宝钢3天的采访中，我跑遍了从码头到供配电厂、从原料处理厂到热轧厂、无缝钢管连轧厂的所有计算机应用场所、机房进行采访。回来写出上万字的三篇连载，待到见报时文章被砍去1/3，我多么心疼。
前面说过，1986年是我国特别重视计算机应用的一年。6月中旬，举行了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在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举行过那么壮观的应用展览会）。北京展览馆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参展者。当时初露锋芒的我被派以重任，采写出一个专版，并编辑、校对。我兴奋极了，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采访，晚上写作、画版，整整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到印厂印刷（当时是在铁道兵印刷厂用铅字排版）。整整1.2万字的稿件大约在半夜2点写出，4点画版完毕。
真的，我真羡慕当时的干劲。
在这个专版中第一篇文章叫做《八仙过海》。我在展览会上采访了机械、地矿、冶金、煤炭、交通、纺织各行业计算机应用负责人（我至今无法理解我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采访8个主任之类的人物，现在就算给我好几天，我也觉得够累的）。随之写出了《三座大山》，指出了计算机应用选型、专用机及其接口、“两栖”人材的问题。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第二个问题直到有了PC总线工控机之后，似乎才迎刃而解。
1986年我国计算机产业界还有一件重大的事件，那就是“石岛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轮不上我参加，记得当时《中国电子报》由申瑶参加此会，后来才知道会议的内容和决案，主要内容是放弃生物计算机的研制，确定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核心的计算机产业道路。
由于当时我从计算机的用户转成记者，对行业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我继续把采访、写作力量放在行业上。1986年底我去广州参加“出口船电子设备设计定型会”后，在我的提议下，申瑶同意我去南海油田采访。从广州到湛江的路上，我坐在又脏又破的车上，不敢喝水，因为没有机会上厕所。终于我忍不住了，顾不得害臊竟然大声高喊：“停车！我要上厕所！”没想到司机停了车，只见所有的人都往野地里跑。我也随人群跑，找地方“方便”，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从那以后我发现，我的要求也是大多数人的要求，只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我那么“勇敢”罢了。
在南海油田，我第一次见到上千平方米的计算机房，第一次见到那么多PDP11和VAX机在一起，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磁带机、磁盘机阵列。在那个号称华南最大的计算机中心，我发现了3个明显的问题：1.设备更新问题，2.买引进机的备件太贵，造成浪费，3.软件程序员的配备问题。这3个问题至今还具有代表性。在我连续6篇关于南海油田的报道中，让我惊奇的是，发表在
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我无法采访已被分配到每个记者把关的“司、局”，只有走向行业。此时我已知道，做记者可能是我终身的职业了，而我又非常适合这个职业。我萌发了一个设想，那就是我要采访完当时所有的国家引进工程。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此成了我采写的线索之一，只要电视台报道大工程，我就要到这个大工程中去找计算机应用成果和问题。当然，由于我从来不会得到请柬，使我具有了自己找线索的能力。记得有一次出差回来，看到北京站上有许多人举着牌子接人。在出差回来第二天，我又跑到车站去看是否有什么计算机、半导体等电子方面的会议召开。果然，我找到了一个半导体方面（好像是什么掺氮中子硅之类的）的会议接人的牌子，我递上了我的名片，告诉他们我想去参加这个会，希望他们同意。当然，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许多半导体专家，在此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这种联系使我在1996年还能写出半导体产业回顾之类的文章。
8
前面我说过，《新闻联播》成了我采访的线索之一。1987年初一则关于二汽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通过各种方式查到了“二汽”的电话号码，并向“二汽”总部打听了乘车的线路，提出去“二汽”采访的方案。当时北京并不是天天都有通往“二汽”的火车，只有双号始发，而且还是早晨5:50发车。我家通往北京站的地铁6:00始发，怎么办？我只好在北京站旁边的一家北京电子局下属的工厂开了介绍信，头一天晚上住在那个工厂的招待所里。第二天早晨4:30起床出发。
在“二汽”3天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二汽”所有的分厂，写出了“车城电子技术见闻”8篇系列报道。其中以记者来信体裁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
这篇不到800字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以后，我陆续收到30多封读者来信、电报、邀请函，被读者称作反映电子市场重大事件的好新闻。我看到了自己的辛苦、作品被读者承认，心里特别满足。在这篇文章之后好多年的作品中，我没有一篇文章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即使是8年之后的“克丽专栏”，9年后的“克丽观察”，也没有一篇文章得到过如此多的反馈。
当时我觉得联想汉卡商品化做的不错，至于成立什么协会这种消息的确不太好发。于是我用了“颗粒”这个小化名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了联想集团最早的历史记载。如今联想集团在2000年要上30亿美元的年营业额了，联想集团已跻身亚洲IT产业巨人行列，再看看这篇文章，它记载着联想集团是从这里出发的，它证明一切事物都是由小变大的。
其实，在《中国电子报》只要我做编辑，我也会有发稿权，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我会损失我采访写作的时间，再说当时我对给别人的文章做标题不感兴趣。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那时几乎看不上任何来稿，我认为无论我怎样努力编写稿件，都不如我自己采写的稿件更能吸引读者。至今我不知我这种感觉是否太狂妄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还是要这样说，这样认为。除非在我写这组文章的时候有谁的文章可以让我借鉴，让我引用，可惜现在没有。
我当时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987年我似乎对采写连续报道着了迷，现在想起来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些活动或者有些事件，我即使用简练的语言也要写上好几千字。比方说1987年5月初召开的《出口船配套电子产品会议》，展出了38种船用电子设备，我觉得都需要向读者介绍，用几百字连名字都写不全，只有选典型的，我自认为是好的产品才写。结果一写就写了8篇，拿回报社，只要有一篇发表，头一篇有编者按就会连续发下去，我就等于胜利了（我也不知道是战胜了谁）。同时我还为当时的《电子内参》采写了关于出口船、远洋船国产电子产品配套的几个问题。这是我当记者不到2年发表的第四个连续报道。
9年之后我做了《每周电脑报/PCWEEK》执行总编，经常把刚到报社的小记者、小编辑叫到办公室里来批评他们的工作不够努力。我时而拿出这些发黄的剪报给他们看。在他们进入采编新闻行业两年多之后，为什么没有写出一篇或者一组系列的报道呢？我很惭愧，尽管我经常在教他们怎样采访，怎样写作，尽心尽力地修改他们的文章，把精彩的标题作在他们的文章上，可是终究没有出现一个当年的我，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他们一定能够超过我，因为他们拥有21世纪IT新闻平台。或许，他们当中有人根本瞧不起我的努力，也不想知道我经历过的一切，他们听我说这些就像当年我听前辈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一样平淡无味。可是我却珍惜这一切，为我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感到骄傲。更有许多人认为我傻，傻到只能、且只会“爬格子”，特别是我当年的许多朋友，他们都喜欢我的性格，但他们都在90年代初离开了新闻界，在商海里奋斗。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我说：“再也不愿意当记者了。”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性格之外，心里还佩服我的毅力，同时他们更羡慕我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业。
1987年中，也就是我做记者不到2年的时间里（如果从我第一篇文章发表日期
9
我的确胸有成竹，1987年6月，我用了一夜的时间写成了《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这篇近2万字的连续报道（文章分为3篇，发表时删去大部分，仅有6000多字）。文章的选题始于我丈夫（他当时任《中国电子报》总编室副主任），因为他太忙，由我来写，写好后他为我修饰文字。许多综合类报刊记者读后都说这篇文章不仅选题好，文字也很精致。当时我和他共同署名，文章里首次提出0520CH创造了销售代理、委托加工、生产、市场模式，首次提出计算机第三产业。这些观点、模式至今大多数IT企业成功地应用和遵循着。尤其是销售代理模式，记得在1997年Dell公司直销十分成功，1997年营业额达110亿美元，其销售成本只占营业额的11.6%，比康柏低3.4%，国内的外商们也有些向往直销，我告诉他们不行。因为销售代理模式已经有10年的历史，并逐渐成熟；如果目前外商要直销也可以，但是不可能“直服务”。
而不可能“直服务”的PC是没有人敢买的，Dell公司在全球直销，但是在中国是代理销售。
接着我又在《克丽观察》栏目上发表题为《此路不通》的评述，简述我的观点。后来外商接受了我的观点，1997年、1998上半年都没有推行直销政策。我并不认为我在是否直销问题上起了什么作用，只是起了个吹风的作用；或者没有我，在中国也根本不会发生什么直销，因为根本行不通。当然，1998年下半年IBM（中国）又开始部分在中国生产的ThinkPak笔记本、Aptiva和低档台式机的直销，Dell公司在98年10月份也开始了直销，那是后话。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一文在长城集团（当时叫中国计算机集团公司）引起轰动，他们当时把这篇文章复制成大字报，贴在公司门口好几个月，鼓舞斗志。后来又有2个人给我打过电话，说要编写什么“百科全书”或者什么年鉴之类的书，用它做参考。我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后，他们放弃了以前的想法，对我说：“我们看过你写的文章后，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再也写不过你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写不过我，他们说：“首先我们的标题作不过你，你的标题已经采用了国歌，我们再上哪找比国歌更高层次的标题呢？”
自从《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发表之后，我觉得它奠定了我在报社中的地位，我再也不是两年前被各个编室推来推去没有人要的人了，报社上上下下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些人觉得我有专业基础很能干，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对我的户口问题揪住不放，甚至还有人当着面对我说：“刘克丽很能干就是个‘小黑人’。”我听了后不免大哭一场。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会那么脆弱，我会回敬他一句：“‘小黑人’也比写不出文章的‘笨人’强。”
在《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发表以后，我一直与长城集团上上下下保持十分紧密的联系，每当他们有大事件发生，我都在场。1996年长城集团10周年庆典时我被邀请到会前“贵宾室”中与王之董事长会面，并替他们撰写《经济日报》专访。每次年终总结、产品鉴定会，长城集团的各种活动上都能见到我的身影。我与总经理卢明、董事长王之已有十几年的交情。
如今我再来重读《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时我仍然有许多新鲜感。例如当时推出的“六网二制”，六网即：销售网、培训网、维修网、推广应用网、供货网、信息网；二制即：销售代理制和委托加工制。
1987年中国计算机市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标出了“与IBM兼容”的口号，而长城0520CH的出现，不仅使汉字进入ASIC芯片，研制出比当时IBMPC快10倍的汉字显示，而且使IBM取消了在中国销售5550机型的打算。大快人心的是NEC的广告打出了“NECPC与长城0520兼容”。
也许正因为长城PC当年的闪光，使它一直处于国产品牌的“高端”。在以后的10年里，虽然长城PC在技术上一直保持领先，获得了一些国家大合同项目，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几乎放弃了做市场宣传。每当我向长城集团上、中、下各级领导反映我的这种观点时，他们也都同意，但是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主动改正，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是缺少资金，那么联想也同时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联想在90年代末期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第一大广告客户，其投入量甚至超过了IBM、惠普这样的大广告客户。联想1998年市场占有率达12%，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三，到1999年第三季度成为了亚洲第一。正如联想集团电脑公司总裁扬元庆所说：“我们在与外商打交道中学会了市场策略，宣传自己，包装自己。
继《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成功之后，我似乎得了采写连载文章的“瘾”。我知道长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如果将短文章采写成系列报道，只要有一篇能被采用，接下来数篇会“一路绿灯”；只要“一路绿灯”，我的“阴谋”就得逞了，会连珠炮似地打响，文章就不可能再被毙掉。于是我抓住一切机会采写系列报道。
1987年6月我在一次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一气写下了5篇关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机器人的报道，交给编辑部。没想到被编辑部编成了机器人专版。接着1987年7月我“钻进”了农业电子工程技术研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我采写了关于水果、蔬菜智能分析仪，PC捕鱼技术，自动孵化器，粮食干燥自控等七篇文章，也被编成了什么农业工程用电子技术专版。这两次的“失控”并没有使我灰心，也算达到了目的。8月份我又被派到沈阳，在沈阳的5天里，我跑了5个传统产业工厂，写出了电子开路改造传统产业系列报道，终于达到了发表第六个连载文章的目的。从这些作品看出，当时我国计算机使用面已经相当广泛。
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做法很可笑，没有任何人和我竞争我还拼命地采访、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拼命？我的户口已经来到北京了。我不知道，我想自己是在和时间竞争，要把失去的时间和青春补回来。我很庆幸自己工作在那个没有人和我竞争的时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不善于与他人竞争，我只适合与自己竞争。
1987年我国开始注重Unix操作系统的汉化工作，由于当时DOS很流行，DOS汉化版本也有很多，还没有什么Windows之类的操作系统，PC还处于286/DOS的阶段，重视Unix是很正常的。1989年10月，原电子部计算机信息局总工杨天行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们希望把Unix作为操作系统的标准，在国内无论什么型号的计算机，都能运行在Unix上建立的应用软件。也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减少应用软件的重复开发，使所有的应用软件通用化。当然Unix在中国的应用首先要汉化，单纯的国际标准没有考虑到国内的用户实情，显然是不能适用于国内，而国内的汉化标准如不考虑到国际标准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当时杨天行就想通过Unix建立中国应用软件的汉化标准是很前卫的。13年过去了，中国应用软件的汉化标准建立了吗？当然，把应用软件的汉化标准，建立在Unix操作系统上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又很可笑；因为现在不仅有了与Unix抗衡的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有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还有了Internet平台，中国应用软件及国外应用软件的汉化标准在哪里？也许永远在人们的心里。
在那次研讨会上，中科院软件所仲萃豪研究员、孙玉
10
这次研讨会的组织单位是中国惠普公司，他们当时的代表是薛亚军、赵子泽等人。他们认为，中国计算机软件要出口，考虑汉化问题的同时，应该考虑到Unix的国际化，惠普公司的Unix操作系统可以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21种语言，在世界上72个国家出售的600多套软件有一半使用了NLS（Native Language Support），也就是说在购买了惠普的操作系统之后，NLS功能模块已包括在其中了。
现在看来，当时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汉化问题就存在着“外商派”和“国内派”。这两种派系是针锋相对的，一个要卖现成的，一个要自己做自己用。我当时没有发现这个矛盾，不仅我没有发现，而且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直到1994年微软进入中国后，Windows
中文平台之战才彻底暴露外商和有关主管部门、国内企业关于中文平台的矛盾。
前面说到中国惠普公司，这里不得不说说1985年6月成立的中国惠普公司和我的关系。1987年4月中国惠普公司在北京发布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Reduce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我和中国电子报社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此会。自从这次会议之后，我与中国惠普公司的关系一发不可收地好到了今天。我于1988年4月、1992年4月、1995年5月、1996年7月、1996年11月、1998年7月，6次应中国惠普邀请访问美国和法国（参加世界杯信息系统新闻发布会），这是什么原因呢？当年的会后，我发表了一篇不到600字的“豆腐块”文章，说明了RISC和传统的计算机有什么不同，接着受中国惠普内部刊物约稿写了《从RISC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明天》，我的结论是RISC正在变为90年代的主流计算机。当然现在看起来这是一句废话，可事情发生在12年以前就不同了。当时就是连发明RISC体系结构的IBM公司都没有RISC体系结构产品（RS/6000在1990年问世），谁敢冒IBM公司都不敢冒的风险?当时只有像SUN、SGI、惠普这样的中小公司（惠普公司当时年营业额还不到100亿，且75％为仪器产品）才会以RISC切入市场。
90年代来到了，1992年IBM、DEC相继推出PowerPC、Alpha，1994年CISC体系结构的最坚固的堡垒英特尔也与惠普合作进行IA-64位的合作，RISC不但成为主流，而且它已经演变出许多超越了自身的技术。真的，谁不走RISC之路，反而成了“怪物”。现在我看到12年前的预测被现实所验证的事实，验证了自己当时的观察能力。
我的作品被现实所验证的不只是预言RISC，同时还有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开放。同样是在
如果是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会十分简单，卖名气、卖网络就是计算机的概念……然而，当时却没有完整的答案。我在研究了SUN的硬件、软件、网络等策略后发现，“计算机体系结构开放正在我们的脚下延伸”（这是我当时作品的结束语）。当然，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我与SUN公司的关系也一直保持到今天，我曾于1992年9月、1994年12月、1996年11月、1998年11月，4次访问过SUN公司美国总部，并参观过SUN公司美国工作站工厂。
在我发表那篇文章半年之后，在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惠普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记者大会时，我曾问有关专家，HPPA芯片会开放吗？谁知得到的答案是一句反问“What open?”可见10年前开放这个词让美国计算机专家感到陌生。要知道当时异种机联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必须以开放的形式才能达到；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的是1995年Internet风暴来临之后，所有的异种机都能联在一起。当时的“开放”也没有英特尔公司什么事，他们正在经历着“壮士断腕”的痛苦，自顾不暇；微软更不用说，1987年还受着和IBM共同开发的DOS及DOS升级的困扰。
可以说开放是SUN提出的，由英特尔、微软、Internet发展和壮大的。当时我只知道开放会使人类脚下的路延伸，但并不知道怎么延伸，我一直都为我不知道怎么办的预言实现感到骄傲。
当然，现在的开放是多平台、多协议、互操作。当然，Linux掀起了第二轮源代码开放的系统软件的开放，还有很多当然，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当然是中国IT新闻界最早领悟到开放魅力的记者。在1987年我在一次展览会上见到了Mac机，当时我只是觉得它的界面很好玩。用惯了计算机“命令”的我第一次用鼠标删除了不要的文件，我万万没有想到90年代被微软演绎成了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风靡全球。
1987年底我开始接触中关村的一些企业，例如四通集团、京海集团等企业。当时四通公司在现在友谊宾馆前的友谊商店(当时是一幢正在翻修的废楼)楼上。那天是阴天，天气十分寒冷，初冬的傍晚天黑得特别早，才4点多钟就已经开始黑了，主管宣传的谈锋（此人现在被四通集团派往美国）接待了我，他当时根本不在乎我，随便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当我一再追问四通打字机的中文系统是否真的具有版权，以及四通打字机的工厂在哪里时，万润南不得不从里面的破屋里走了出来。他见我太认真，就请段永基副总裁带我到玉泉山脚下的打字机厂去参观。
我还记得我和段永基坐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工人们可能是因为我的到来晚下班了一会儿。参观以后，我在
自那以后，我与四通集团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特别是段永基总裁，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认为对方是个很坚强而又有思想的人。只要有机会在一起站上5分钟，我们都会得到对方的一些思想，或者是达成对某个问题的一致性看法。在此之后，几乎四通集团所有的活动我都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庆典活动也都能见到我的身影。1995年我在采访中发现，四通打字机已经失去市场力量。当我在一篇文章中也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时，四通打字机负责人找到了报社的负责人，让我道歉，我认为没什么好道歉的，他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后来他们请我吃了顿饭算是和解了。我不知道四通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要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也不用怕。
1988年4月初北京居然举办了《全国中外文打字机展示研讨会》，可以看出当年的中英文打字机市场多么红火。
1988年4月，我的采访事业有了一个转折点，那就是我受到惠普公司的邀请，去纽约参加世界性的新闻发布会。使我感到荣幸的不仅仅是第一次上美国采访，而且能和当时《计算机信息报》总编李超云一起受到邀请。我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因为职位受到邀请（当时我没有任何职位），就凭自己作品的实力。
在此之后10年内我曾40多次接到世界著名计算机厂商的邀请，30多次出国访问，19次去美国访问IBM、DEC、HP、Compaq、SUN、SGI、Microsoft、Oracle、Sybase、Novell，还去过宏、SAP、NEC、SIEMENS、RAD、EPSON、Canon、富士通等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计算机、软件、硬件、外设、网络公司访问，参加过他们世界性的大活动，参观采访过亚洲、欧洲、美国最大的IT展览会。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IT记者比我更幸运了，这一切荣誉都来自于厂商对我作品的认同。
11
1988年是我采访的高峰时期，我十分怀念十多年前吃苦而又有收获的日子，我看到现在的大部分记者只知道去大饭店开会，或者被人约好去采访时，我是多么失望。我真的为20世纪IT媒体界感到遗憾，同时也为自己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大部分精力要放在《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协调上），失去了一些主动采访的时间和机会感到遗憾。
1998年6月，一份名为《每日商情》的报纸约我做封面人物或写什么专访时，本来我要谢绝他们的采访，后来一想何不利用此机会发泄一下对媒体的不满呢？（包括《每周电脑报/PCWEEK》的一些记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于是我提笔写出了《IT媒体误区》。
我认为在当前IT媒体中有被动采访、发“二手货”稿件、抄袭（传真稿署上自己的名字）的现象。同时长篇文章、垃圾文章、拍马屁文章成了IT界的灾难。其中被动采访一项责任不完全在记者，有时候厂商对记者“安排采访”，记者不好意思推托。大多数情况下，现在的记者有会才去采访，无会则等请柬。如果这样下去，所刊登的稿件都不再是独家新闻，只有被采访者高兴，而实际上最没有必要看的就是被采访者了。这对我们读者是多么不公平，也就是说他们通常只需要一份报纸就可以了，而最终受害者也包括媒体自己。我认为，中国新闻百年历史中，所有好的新闻都不是被动采访出来的。中国IT媒体也有近20年的历史，其间并没有几篇好新闻、好评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主动去采访。
更可怕的是发“二手”新闻，网上的新闻多的是，下载下来不出屋就可以发稿件，多省事儿。Internet人人都可以上，人人都能上，点几下鼠标谁不会呀，再把这些新闻印出来，干什么？当Internet拷贝吗？Internet也好，新闻联播也好，只能作为新闻线索，有了线索再去采访，采到新闻才可以署名发表。现在Internet上网民不止500万吧，IT媒体发行量多大，号称也就20万吧，20万怎么能覆盖几百万呢。如果目前大多数ISP、ICP采用的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统媒体再炒网上的信息，那不是成为一条自己咬自己尾巴的原地转圈的小狗了吗？
比“二手货”更没有道德的是“抄袭”。IT媒体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传真稿件，有些编辑拿到后就原封不动地发表了，甚至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如果稿件都这么处理，还要编辑干什么？如果编辑们都这么处理稿件，还要主编、总编干什么？可怜的是有些编辑记者作了文字“小偷”，自己还不知道，或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说越短的文章、越短的消息越可能是好新闻。当然最短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可最好的一定是最短的，因为只有最短的才有可能被读者读完，才有可能每个字都有效。我们都生活在文化快餐时代，IT业的各路英雄们，谁也没有兴趣去读什么古今中外长篇名著，更没有时间去看长篇文章。可偏偏IT媒体有个误区，似乎谁写的文章最长，谁就有水平。偏偏IT媒体或者说任何行业，都没有读报专业户，可偏偏厂商们又都要求记者为他们发长篇文章；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都不愿意看别人的长篇文章，怎么可能让别人爱看自己的长篇文章呢？这不仅仅是IT媒体的误区，也是整个IT业的误区。
我并不是完全拒绝长文章，如果一篇文章是在谈整个2000年IT业技术、市场、产品的预测，文章再长也不觉得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是这样认为的。
垃圾文章是出自于垃圾采访，垃圾采访出自于记者。总裁来了，总裁要专访，记者问些“你怎么看待中国市场？”（废话，他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怎么看中国要你教他），“你这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废话，我真的要干什么是机密，能让你先知道吗？），当然垃圾采访必然导致垃圾文章。制造垃圾文章的不只是记者，还有厂商。他们经常传给记者一些巡展、和谁合作等等稿件，如果编辑不认真处理，再遇到前面所说的文字“小偷”，那就成了垃圾站小偷了。
中国IT媒体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写人物一定是“拍马”式的写法，一时间所有被采写的人似乎都不是人而是神。一个人如果没有缺点那叫人吗？没有认识到缺点的企业怎么能前进呢？
这不能完全都怪记者，厂商们、被采访者心理也十分脆弱，他们只许记者写好的，一点点不好就来找报社（总编）算账，甚至要停广告。当然，如果记者所写的不是事实，报纸、记者要道歉，必要时发表更正；如果是事实，被写出来，你们改正就是了。如果你改正了，记者再采写一篇如何改正错误的新闻，不是对厂商们更有利吗如果所有被采访者、企业都被写成表扬信或者是颂歌；如果所有记者都被采访者，或者企业控制，只能写颂歌，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报社和被采访者。因为在读者面前，你失去了承认差距和改正错误的勇气，而报社也失去了作为媒体所应有的公正与尊严。
可惜，当年我做记者时，没人能如此系统地给我讲上述道理。我己在新闻道路上摸索，特别是短新闻的写法，直到我到《每周电脑报/PCWEEK》后让我再回到1988年，
当然在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又出来一些其他品牌的翻译系统。可是我们的作品证明了译星是电子翻译系统的先驱。当时中软公司年营业额不到1000万元，到1999年中软公司营业额达6.02亿元，利润3425万元，创汇402万元。2000年营业额要力争8亿元。
10年前中国微机应用到了“菜篮子”。1988年10月，中科院华科电脑公司接到了投资千万元、建设北京蔬菜公司计算机经济信息系统的合同。首期工程投资300万元，采用的是PS-2/80和3Com网络，说是向国庆40周年献礼项目。IBM PS-2/80PC在当时算是十分先进的机型。
1988年SGI公司提出视算概念，也正是在1988年继SUN进入中国之后，8月SGI公司也进入中国，
1988年整个一年在国际计算机界是个工作站的年代，又是RISC/Unix工作站热潮的年代。当时Windows刚刚发布不成气候，Intel还处于286时代，康柏十分弱小，没有名气，Wintel体系还没形成，不炒RISC/Unix又炒什么呢？在工作站市场上HP、阿波罗、SUN、SGI形成了“四强”的格局，阿波罗工作站名气不小于SUN公司，强于SGI公司。当时IBM RS/6000和DEC Alpha AXP还没有问世，甚至没有他们的名称（RS/6000于1988年问世，Alpha工作站于1992年11月宣布）。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工作站市场的白热化，才使IBM和DEC下了决心推出自己的工作站。为什么要从工作站起步呢？现在看来，工作站具有灵活的网络功能，且价格又比小型机低。当时PC功能没有现在这么强，且都在DOS平台上，许多功能还没有；几十万、几百万美元一台的小型机、大型机可望不可及，而且工作站的价格已被降至10万美元左右，一些大型行业可以承受这个价格。
再谈当年的Unix操作系统。10年前的Unix操作系统热到像如今的Internet一般，“开放”似乎是Unix的同义词为什么会热到如此地步呢？因为DEC的VMS、IBM的MVS等大型机操作系统太封闭了，封闭得几乎全国甚至全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在AT&T可以买到Unix技术，演化成自己的操作系统产品，是一些中小公司切入工作站市场的好时机。1988年9月，SUN、AT&T等宣布了1989年底推出System V Rel.4版，从而使1969年诞生的Unix操作系统开始了又一轮的技术标准争夺战。
12
1988年4月1～11日，我应惠普公司邀请去美国纽约、硅谷参加RISC产品发布会，并参观了设立在硅谷的惠普总部。当然，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很艰苦的，我拿出我所有的专业、英文、采访写作本事，回来写出了一则消息和四集连续见闻，其中涉及到RISC、硅谷、新加坡IT业、台湾IT业中的中文信息系统。这些文章不仅是最早的中国IT记者眼中的硅谷和RISC，而且第一次接触到台湾IT媒体及IT学术界。第一次到纽约我倒没什么感触，反而觉得纽约比想象中的色彩灰暗，而硅谷给我的印象好极了。“每一片叶子都反射着加里福尼亚的阳光”我在《我所见到的硅谷》一文中写到，“在绿色内藏着IBM、SUN、惠普等计算机公司，只有斯坦福大学红色的胡佛塔顶高耸在绿色中，仿佛告诉人们，只有它才是硅谷真正的主人。”（硅谷东面长
说起这次纽约大会，不得不交待一下RISC的技术背景。在RISC问世之前，人们为了增加计算机的功能而不断地增加计算机指令数量(当时计算机平均指令在300条左右，当时的DECVAX机指令为304条)。从1979年开始，美国帕特逊等人开始对指令数量的利弊开始研究，他们发现复杂指令（又叫CISC）有以下缺陷：计算机80％的时间只运行20％的指令。CISC不但延长了产品研制周期，还加大了研制成本，更容易造成设计上的失误。即使是技术再高也很难将全部硬件放在一个芯片中。阻滞了单片计算机的发展。操作复杂化，难以提高速度；指令复杂化即执行复杂化，复杂化的芯片散热难度会增加；复杂指令的故障率会增加……在上述背景下RISC问世，当时对于惠普公司来说是冒了一定的技术、市场风险的。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里，以IBM、惠普、SUN、SGI、DEC形成了RISC/Unix平台的五大阵营，至今这五大阵营中的IBM、惠普、SGI都有英特尔/Windows产品，并支持着他们硬件一半以上的营业额。DEC被Compaq收购，SGI于1998年也宣布推出NT平台产品，惟独SUN公司的Sparc RISC没有屈服，但是其Solaris操作系统也宣布支持惠普与英特尔合作的IA-64为硬件平台。
现在看来，当年的RISC演变到今天已面目全非，无论是英特尔公司的MMX，还是PⅢ CPU都一个劲儿地增加指令，MMX在1996年10月宣布时说增加了57条指令，PⅢ在1999年宣布时又说增加70多条指令，这样看来帕特逊等人研究的关于复杂指令的弊端只会越演越烈，即使是现在没有表现出来，也是未来计算机CPU的隐患，IA-64位已经解决了这些隐患，把寄存器部分独立出来，将来的CPU也许不会是一块芯片，而是一组芯片了。然而，目前有专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目前IC的工艺散热可靠性的提高、并行指令执行速度等提高、无序执行技术等的盛行，RISC概念已经过时了。
当然这只是从技术上说RISC的前途，而市场则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应用软件的寿命长达50年，我们仍然不得不用更多指令的计算机，英特尔公司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至少前5年的CPU的霸主。我们只能把再次精简指令的希望寄托给英特尔公司。
在这次会上，我还认识了台湾PCWEEK总编林登祥。两个月后他到祖国来访问，我通过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工作的丈夫为他办到了记者证，他证件的号码是009。
现在台湾媒体经常来，没什么稀奇，而当时绝不是这样，林登祥走到哪都很好奇。他指着街上的“粮店”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在他的要求下，我带他到计算机公司采访，并陪他请有关人员吃饭，反正他在京期间把我累坏了，我因此也成了海峡两岸IT媒体的第一个中介。
当然在此之后台湾PCWEEK社长吴家瞞多次访问，与他关联的法律界、商界的人员也多次访问，他们都与我联系。吴家瞞多次与我商量要在祖国办PCWEEK时，我很茫然，我实在不懂也不感兴趣办什么报，我只愿意去采访、写作。10年以后，也就是1998年春天《每周电脑报/PCWEEK》已创办了一年半以后，吴家瞞到《每周电脑报/PCWEEK》参观时，当着全报社编辑们说：“10年前我就认识克丽，我想让她和我一起办祖国大陆的PCWEEK，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而今天克丽还是在PCWEEK，看来无论谁在办PCWEEK都要请克丽。”吴家瞞只是证明了一个事实，我能来PCWEEK工作全是因为PCWEEK能给我工作的平台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条件。
1988年5月，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山西平朔煤矿的报道，报道中提到投资6亿美元。我想这么大的投资一定会有计算机控制在其中，于是我提出上山西平朔去采访。
山西是个少雨的省份，可1988年初夏下了好几场大雨。我一下火车水就淹到膝盖以下，我不知道哪有去矿山总部的车，只见一辆装煤的黑黑的车驶过，我大声对司机说：“是上矿山总部的吗？能搭上我吗？我是北京来的记者。”矿上的司机很善良，同意我搭车。我坐着黑呼呼的大卡车到了总部。总部宣传部的人很热情，把我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下。由于淋了大雨，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全身发冷，冷得我从没有人睡（四人一屋）的空床上，拿了一床被子捂汗。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有人在动我的被子，我睁眼一看，一位女招待员气势汹汹地看着我。还没等她吼我，我就先讨好她，对她说：“同志对不起，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我在发烧，如果把被子拿掉，我出不了汗、退不了烧就糟了。明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完不成工作我就回不了北京了。”说着说着我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女招待员到底是女人，她也看到我红红的、发烫的脸，放下被子走了。果然那晚上我出了一身大汗，病第二天好了，我就开始采访。当我站在直径
